现年24岁的湖南浏阳沙市镇青年罗炼，2003年起南下广东打工，先后辗转深圳、珠海、中山、佛山，做过保安、油漆工，跑过太阳能和房地产生意。今年9月14日中秋节，正在佛山市南海区一家具厂做学徒的他留下一纸手写字条后，悄然出走，至今不知所终。他在字条里写道： “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11月24日《南方都市报》）我在看到评论者转述上述字条的内容时，第一个感觉是，虽有庄子的话在前能写出这么好文字的人，居然一直靠打粗工为活，而且大有活不下去的意思。说实在的，这样的文字，即使在重点大学的文科学生中，也很少见。据报道，罗炼2002年高三未参加高考，辍学读职中。工友说，“他的书我们看不懂，都是之乎者也。”罗炼的二姐介绍说，罗炼“心很高”，去年跑地产时甚至还写过一份计划，想象着几年后自己开几家分店，甚至未来自己的公司怎样上市， “很理想化的一个人，但真正做起来很难”。他生活在一个不属于他的圈子或阶层之中。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一个有才华的人身居下僚，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挣扎，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最终绝望。一两个人也许只是个案，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这样的人多了起来，形成一种格局，在社会上层的人，永远在上面，世代嬗递，下面的人永远在下面，无论如何都翻不了身，等级、身份大体固化，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停滞，那么，这样的社会格局，如果在当代中国，那是相当危险的。

在我们很多人不齿的帝制时代，有人作过统计，北宋年间的进士，世族家庭出身者仅占12.8%，中等家庭和寒族出身者却占87.2%；而明清两代进士大约有44.9%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潘光旦和费孝通曾统计了清末915名科场中试者，发现41.16%的人来自乡村。 （参见杨齐福《科举与古代官僚制度》）在古代，底层民众通过在商业或其他领域的成功取得社会地位，大抵很难。但是在科举考试这个渠道里，尽管“成功人士”凤毛麟角，但是在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上，还是比较可观的。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打破世族门阀对官职官位的垄断，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官僚体系中来，背后的一个隐性担忧就是，有才华者沉居下流，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从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兴奋，到武则天“使人才流寓不偶，宰相之过也”的感喟，都有这个意思在。

今天的社会，目力所及，就我熟悉的教育这一个领域，城里的重点大学，却出现了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的现象。我所在学校和专业，连续几届，一个班级三十几人，居然一个来自农村的都没有。由于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加剧，农村的孩子，只能上那些等级不那么高的学校，不那么好的专业，在今天这个就业很讲究所谓“名校”的情景下，这些农村孩子毕业后的前途可想而知。而且，一旦高考没有进个好学校，此后无论怎样努力，再考本科或研究生，上一个名校，也有可能无济于事，因为现在就业，很多用人单位要看第一学历，如果第一学历不好，就算你是北大清华的博士，也未必受欢迎。其实，罗炼这样文采斐然的农村孩子，如果不能进重点中学，没有经过魔鬼式的考试训练，即使参加高考，多半上不了所谓名校，在改变其阶层身份上难度仍然不小。

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更容易做干部，这是社会学家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证实了的事实。作为事业单位的学校招聘，更多考虑的是第一学历好的学生。在走市场的企业里，按道理应该唯才是举，但是领域宽广的国企，其结构和文化，很类似官场，来头和出身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只有外企和民营企业好一点儿，但这些企业中做简单加工类的中小企业，更需要简单劳动的打工者，具有技术含量的企业，非受过良好教育，擅长外语者不可，吃香的还是“名校”学生。

阶层的流动，是天经地义的传统。在今天这样的社会，如果出现了等级固定化的趋势，是相当可怕的。一个社会有很多人地位不高不要紧，要紧的是要给这些人中有才能有志向者留下一个渠道，使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经过努力奋斗，有改变自己的身份的可能。如果这样的渠道阻塞了，就必须及时加以疏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