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的学校，无论大中小学，体育课基本上不受重视，因为这种课，跟升学没有关系。体育课老师，往往被讥为“体育棒子”，言外之意，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让人看不起。上体育学院的，不是体育尖子就是别的学不好的，好歹混个文凭。但是，在清末国家开始办新学堂的时候，体育课却相当受欢迎，体育老师也相当难找，有的地方，甚至得花大价钱从外国（主要是日本）请。一个新学堂，如果能开出体育课来，周围的学堂都羡慕得不得了，尤其是官办学堂，往往是非开这课不可。 其实呢，当年的所谓体育课，满打满算，无非就是兵操而已，从国外进口一些西式军装，大沿的军帽、皮鞋，笔挺而且带裤线的制服，看起来跟朝廷的新建陆军服装相似，学生装扮起来，把还留在脑后的辫子，掖吧掖吧，塞进帽子里，高高地拱起一座富士山，看上去除了帽子有点儿鼓，还是蛮精神的。上课就是排队，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老师还要挎上指挥刀，站在一旁喊口令，洋气一点儿的还要有军乐队，鼓号齐鸣，学生上操，扛着木枪，偶尔也会有几只没有子弹的真枪，踩着鼓点儿行进。至于后来我们习惯的田径项目，球类项目，统统是没有的，连非兵操式的体操，当年被称之为柔软体操的玩意，也是后来的事，一个能开出体育课的学校，操场是有的，但绝没有球场，没有跑道，更没有沙坑和单双杠，能有架秋千，已经不错了。

能教兵操的人才，按道理在当时的中国，不应该缺乏才是，毕竟，自打长毛起，淮军已经跟华尔与戈登的洋枪队学会了立正稍息这一套，一喊“发威马齐” （forward march），就知道是齐步走，一喊“腾瑞特”（turn right），就知道向右转。可惜，这套鬼子操练法，随着淮军的日益消沉，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被忘干净了。甲午战争之后，朝廷再练新式陆军，不学英国了，改学德国。那时都说，普鲁士陆军，天下第一，咱遵循孙子兵法的古训，法乎其上，于是改辙了。这一改辙，口令和操法都变了，连齐步走甩手的方向都不一样了。到清廷新政开始大办学堂的时候，新建陆军自己还没学太明白，自然没有人手出来管学堂的事，于是乎，体育课老师就缺货了。新学堂国文老师最多，满地的举人进士和秀才，不愁找不到合适的，教外语和数理化的就缺一点儿，但邻国日本大办速成师范，很快就供应上，教的合格不合格另说。唯独这体育课，找不到合适的人教，不教还不行，因为办学堂是新政的大事，关乎官员的政绩，上司来视察，如果学堂没有体育课，拉不出一队人马出来列队，在军乐声中接受检阅，脸上不好看。清末民初的著名小说家包天笑，在山东青州办中学堂时，学生刚练了几天兵操，知府大人就派他们去车站迎接路过此地的山东巡抚周馥，结果巡抚大人精神不济，躲在车厢里不肯出来，无心点校学生军，弄了没趣。但是，清朝的大员们，不都像周馥这样年老昏聩，乐意生事相当多，因此，兵操，就成了学堂，尤其是官办学堂的必修课。

有趣的是，老师的缺货，却给了革命党人机会。那年月，革命党人留学日本，或者流亡日本的非常多，一心向学者却少的可怜，但是很多人都喜欢学军事，正规的军校进不去，就去民间的军事预备学校，比如成城学校什么的，在那里，真正的军事知识也许学不到，但立正稍息的兵操却是会的。学成回国，要找个职业做掩护，正好去做体育教师。看当年的老照片，许多学堂学生照，一群孩子穿着军装，敲着鼓，吹着军号，或者整队，或者行列，更多的是集在一起扎堆拍照，当中有一个年纪大的，八成就是当年的革命党。

练会了兵操的学堂学生，在革命到来的时候，还真就有点儿用，很多人受老师影响，多少倾向革命，革命党人，来自学堂学生的，自有不少。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各地响应，响应者中，不少都是学生娃。当年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当学监（校长），革命一来，清朝的官员跑了，革命军却还没有到，市面上人心惶惶，鲁迅就把学生军套上军服，扛上木枪和几支真枪，打着鼓，吹着号，在街上走一圈，谎称革命军已到，于是人心一下子就安定了，实际上王金发领着革命军进城的时候，是拣了个便宜。

体育课变成兵操，原本是为了给官办的新教育摆样子，而摆样子是一切官办事业的共性，只是，清朝末年学堂里的摆样子，却无意中帮了官府的对头，看来，古今一理，凡是摆样子的事，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可惜，喜欢摆样子的人，一辈接一辈，这个道理，死都不会觉悟的，觉悟了也没用，还是要摆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