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曾经的余杭

余杭有两个,一个新的,一个旧的。我说的是旧余杭。旧余杭是我外婆的家乡,近代出过三个大名人。一位是大学问家章炳麟,俞樾的高足,20世纪中国最牛的国学大师,后来的北大,文史部分的教授,大抵是章门弟子,后来留学的海归不满,发牢骚,动辄嘟哝“某籍某系”,指的就是这些章门徒子徒孙。另外两个也很有名,而且一起成的名,一个杨乃武,一个小白菜。清末一起冤案,造就了两位名人,在市井,两位比章炳麟名头更响。小时候,妈妈给我讲她妈家乡的事,只提杨乃武和小白菜,不提国学大师,还自豪地说,小白菜就在她们街上做尼姑,外公还跟她说过话。

1974年的春夏之际,我在余杭住了三个月。

那年,我17岁。早一年,我的脚受了点儿伤,别人不在意,自己也不在意,结果,一年过后,脚痛得不得了,在农场治来治去,不得要领,走路依旧一瘸一拐,妈妈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说干脆回老家养养吧。于是,我跟学校请了长假,要求在不留级的前提下离开半年,大概鉴于我这个特殊学生总是承担老师的课业,而且包揽了学校的文艺宣传的脚本,学校居然痛快答应。就这样,我这个籍贯填着浙江的小北大荒人,终于踏上了父母之乡的土地。

说也奇怪,我的脚一踩上江南的土地,似乎就没事了,在上海和杭州的亲戚家,待了若干时光,东跑西颠,好像一点儿也不痛,杭州做医生的小姨,领我拍了片子,说没什么事,西医也没什么办法,然后找下放到一个公社卫生院的老中医,扎了扎针,贴了几帖膏药,自我感觉,真的一点儿事也没有了。然后一个人逛西湖,走东走西,感觉冷清极了,偌大的西湖,满打满算,也没几个人,有桃花,没人面,也不收门票,随你怎么走,逛到灵隐寺,累就坐在观音像下面歪着,绝对不担心有僧人出来劝你烧香。张岱笔下,西湖七月半的盛景,景似乎都在,但人的影子却没有。在这之前,妈妈已经先我回到了余杭的外婆家,听说我脚没事了,让我也去。

就这样,搭上一辆破旧的长途车,坐了四十里地,来到了余杭。

外婆家挺大的,一幢临街的两层楼,楼下是一溜的大门板,楼上是木头窗户,一架楼梯,踩上去吱吱呀呀地叫,但好像没有塌下来的意思。房子后面,还有一个灶间,一个天井,一个竹园。但是妈妈说,外婆这个房子,跟你爸爸家比,也就算个鸡窝。但是她又不让我去父亲家,说那里的房子,已经不姓张了。

我去的时候,余杭只是一个乡镇,县治已经搬到了新余杭,临河一条街,此外就是农田,有山有水,山清水秀,很多山上,不是有残存的庙宇,就是有完好的佛塔,尽可以上去发思古之幽情。我这个北方佬,到了江南的乡下,感觉什么都新鲜。水田里,一根杂草都没有,几乎每一寸的土地都被充分利用了,感觉这里的农民,不是在种田,而是在绣花,每一针都一丝不苟。门前的河,表姐告诉我可以通到上海,还真的就停了很多张岱和鲁迅说过的乌篷船,运货,也搭人,表姐告诉我,她就搭这样的船,去过上海,路上要走好多天。我想,原来张岱说的夜航船,就是这东西。船上和岸上的人,洗衣,淘米,洗澡,都在河上,有时候感觉水不大干净,但人人都不以为意,这里习惯是,见水为净,只要过了水,不干净也是干净的,吃的,穿的,包括人自己,每天都要见水,过水,过了水,才踏实。

这里的人都能干,黑龙江最勤快的农民,到了余杭,都是懒汉。几乎看不到闲人,所有人都在忙,扁担是人人随身带的,上车旅行也不能免,挑的担子,都奇重无比,连我16岁小表妹挑的草肥担子,我试了试,硬是直不起腰来。在余杭,我还看到了版筑,用两个板子夹上,然后往里填土和石头瓦块,一边填,一边夯实,夯实一端,抬高一段,最后一道墙就起来了。看着看着,恍然大悟,原来传说中商王武丁的贤相傅说,就是干这个的。在黑龙江垒墙,如果不用砖的话,都是用草耙子沾上泥,盘一个个木柱子上,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版筑是个什么样子。在余杭,也看到了鲁迅说过的曲尺型的街头酒店,当街卖老酒,一个大柜台,农民下工回来,倚在柜台上,要一碗咕咚咕咚喝掉。奢费点的,可以要一碟茴香豆佐酒,喝得到稍微慢一点儿。不是年节,也不请客,家家都在街头吃饭,一律雪白的米饭,乌黑的干菜,跟鲁迅小说里讲的一模一样。看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不曾相识,而且让我最震惊,也最不习惯的事,也有,是上厕所。余杭不像上海杭州,没有抽水马桶的地方,用旧式马桶。需要的时候,躲在屋子角落方便就是,每天早上由女主人倒到例行来收粪的车子里。当时在上海和杭州,早上千万别早起。早起的话,鼻子里满是粪便的味。余杭满街都是厕所,但每个厕所都是开放式的,不分男女,一个大粪缸,前面一个木头的杠子,方便的人可以坐在木头上,屁股伸到缸里。这样简陋的设施背后有点儿遮挡,但是前面则对着大街,一点儿遮掩都没有。方便的人,既可以跟相邻的人说话,也可以跟街上的过客聊天。第一次上这样的厕所,真是不好意思,扭捏了许久,不肯脱裤子,但排泄不比别的,忍不得,也将就不得。后来习惯了,脸倒是不红了,但碰上熟人,尤其是女性,想跟我聊天,还是连头都不敢抬。不过,余杭的厕所,是那个时代我所见过最干净的厕所,比上海抽水式的厕所都干净,稍微有一点儿粪便,马上就会被人收走。在那里,粪便,绝对是除了粮食之外,最为宝贝的东西。

在余杭最为开心的事,是春天用竹枪挖竹笋。一场春雨过后,你可以听见竹笋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白嫩嫩的一片,说实在的,委实很性感。拿竹枪一抠一个,一抠一个,表姐剥开了,用鸡蛋和肉炒一炒,那个鲜美,真让人馋到要死。我从来没吃过这样好吃的植物,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依然保持了对鲜笋的挚爱,只要有机会,绝对不会放过。

在余杭的时候,妈妈每天都在陪外婆说话,任我到处乱跑,唯一的一次跟我出去,是看她们余杭的文昌阁,那是一个四面环水的水阁,虽然已经残破,但却很精美很漂亮,大概是我一生所见最漂亮的文昌阁了,但是妈妈却说,这个阁,四面环水,使得余杭文运不佳,科举上没什么人。其实,余杭历史上出没出过科甲出身的大人物,我不清楚,妈妈也不清楚,但我知道,就文运而言,余杭能出一个章炳麟,足矣。

遗憾的是,余杭人知道章炳麟的人不多,读书的人似乎也不多,当时在余杭,走了几家亲戚,连一本书都看不到,人人都在忙,即使在“文革”时期,大家也拼命种田,拼命想办法挣钱,生活比起黑龙江的农民来,要好得多。好在,老百姓的生活,周遭的环境,还依稀能感觉到张岱和鲁迅笔下的样子。到了后来的后来,我的父母之乡已经变成闻名世界的富庶地区之后,我再一次来到余杭,当年的景物已经荡然无存,乡亲们都很富,房子很气派,舒适,房子外观像积木一样鲜艳,稚气,但家里依然没有书,街头的曲尺型的酒柜没了,开放式的厕所也没有,再也看不到人们端着饭碗,雪白的米饭,乌黑的干菜。外婆的竹园,早就变成了一幢幢华屋伟厦。

外婆的余杭,我曾经的余杭,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