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骄傲，很重华夏和蛮夷之分。蛮夷有好东西拿来吃喝，也要特别给个称谓。古代中国人图省事，习惯这么起名字：西域来的，都给个前缀，叫“胡什么”，比如胡瓜、胡豆、胡萝卜、胡椒、胡桃；如果是海外来的呢，就叫“洋什么”，比如洋烟、洋葱、洋芹菜，那就是海外发来中土的。西边是胡，东边是洋，分门别类，各安其所，舒坦啊。

但总这么拿“胡”“洋”字样给人安插，也不是很雅。既然中国古人讲求风雅，又是礼仪之邦，那就入乡随俗吧。意大利人Matteo Ricci来中国，也不强逼着中国人咬意大利语，自定了汉名叫利玛窦。中国人也客气，到清朝就管英国叫英吉利，管美国叫美利坚，都是好字眼。

比如说吧，鼻烟这东西，英文叫snuff，清末大家都好闻这玩意儿，就给起个译名叫“士那夫”，纯是音译。烟草tobacco，在菲律宾种得甚好，中国士大夫听了，按字索音，就译作“淡巴菰”，也有种说法叫“淡巴姑”。乍看字眼，会以为是种清新淡雅、适合熬汤的菌类。

万恶的鸦片乃是opium的音译不提，好玩在鸦片另有个中文名，叫作阿芙蓉，乍听之下，还以为是犯毒瘾的特别钟爱其气味芳香而定的美名。实际上一琢磨：鸦片在阿拉伯语里读作Afyum，那不就是“阿芙蓉”吗？鸦片可恨不假，但“阿芙蓉”这三字的确很妙，不亚于把希腊首都Athens译作雅典。

阿拉伯语的另一个贡献，就是“咖啡”这个词。咖啡，英语写作coffee，读音更接近“柯非”；法语Café，跟汉语里“咖啡”俩字更像些。但其本原，却是阿拉伯语的这玩意儿读音像是“咖哇”。有种传说，称最初这玩意儿产在埃塞俄比亚咖法省，被羊误吃了，才被人发现。这些更像是事后补遗，没法太当正史。但“咖啡”俩字，的确比“柯非”“咖哇”好听又好看。

咖啡里头的拿铁，意大利语写作Caffè latte，法语写作Cafe au lait，读作“欧蕾”。其实意大利语latte和法语lait，都是牛奶。这咖啡说白了，大可以叫作“牛奶咖啡”，但稍微想一想：中文读作拿铁，听来范儿十足，是给成年人喝的；嚷一句“伙计来杯牛奶咖啡”，立刻落了下乘，好像拿来哄小孩子的咖啡奶糖。同理，意大利语macchiato初义彩绘，一叫成“玛奇朵”，异域风情就出来了，尤其这“玛”字选的，很容易让人觉得玛奇朵是哪个漂亮姑娘的姓氏。

意大利文Ordine dei frati minori cappuccini，中文译作“嘉布虔小兄弟会”，是基督教某支派。这一派人，喜欢穿浅咖啡色袍子。意大利人后来发明了种咖啡，因为是奶泡打就，色彩特殊，很像嘉布虔派的袍子，于是借了cappuccini起名——于是就成了卡布奇诺cappuccino。这字眼选得有讲究：你一杯奶泡咖啡，叫个卡布奇诺，听着就活泼俏皮；如果译作嘉布虔小兄弟会，“兄弟我请你喝杯嘉布虔小兄弟会咖啡”，煮鹤焚琴，大打折扣。

广东和西洋进行贸易的时间最早，于是造出了许多漂亮的译名。粤语译名，都按粤语读音，不拘形格，比如David Beckham，一般译作贝克汉姆，广东人译作碧咸。你用普通话念碧咸，念到死都觉得风马牛不相及。但用粤语一念，就觉得音极近。比如把kiwi翻成奇异果，真是神来之笔，意音皆近。milk shake翻成奶昔，就有点儿一半一半——前一半意译，后一半音译。把salmon翻成三文鱼也源自粤语，一如sandwich翻成三文治，只是很容易让人疑惑：三文治和三文鱼有没有远亲关系？香港人至今称呼某种水果叫士多啤梨，不知道的会以为很神秘，细一看是草莓，再一想就会明白：strawberry，直接音译过来啦。

葡萄牙人拿来做早饭吃的煎蛋omelette，粤语里叫作“奄列”。把egg tart译作“蛋挞”，也是粤语创意。在广东茶餐厅，吃到“班戟”这玩意儿，第一次见，会以为是班超之戟；看模样，又不太像戟。再一看，是pancake，锅摊薄饼的音译，可见广东人译音用字，又险又奇。实际上，因为粤语读音引入甚早，所以至今如布丁（布甸）、奶昔、曲奇、芝士这类西式茶餐惯见词，大家都习以为常，把粤语称谓当作惯用了。甚至日语うどん，被翻成中文“乌冬面”，其实也是粤语发的端。

但译名界的通行语言，不只粤语一味。清末，上海急起直追，语言上也不遑多让。比如，Russian soup俄罗斯汤，被上海话一捏，就成了“罗宋汤”。广东人不是管omelette叫奄列吗？上海人偏要出奇，用吴语念作杏利蛋。欧陆面包toast，广东人叫作“多士”，上海人就抬杠：就得叫“吐司”。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称泰戈尔当年访华，徐志摩负责接待。两位才子一起抽cigar，吞云吐雾。末了，泰戈尔问徐志摩，这玩意儿可有中文译名？徐志摩才思泉涌，答曰：“Cigar之燃灰白如雪，Cigar之烟草卷如茄，就叫雪茄吧！”故事动人，但稍一查验便可发现，1905年连载完的《官场现形记》里头，早有了“雪茄”字样。而且上海、苏州、无锡、常州这吴语区的人都明白：雪茄俩字，用普通话念，与cigar不甚合衬；但用吴语念，就严丝合缝。料来“雪茄”这词，出自清末某吴语区译者的手笔，多半不是苏州人，就是上海人。

面包夹香肠，英语叫作hot dog，中文倒没有叫“霍特多格”，而是老实意译，叫作“热狗”。依此推论，cold stone冰激凌该叫作“冷石”，和热狗还真是一对，但现在官方译名却叫作“酷圣石”，不免让人替热狗鸣不平：大可以改叫“炽热狗”，听着也威风些。

唐朝的《酉阳杂俎》里头，已经提到过冰与奶制品混一的玩意儿，叫作“酪饮”。宋朝时，大家也习惯管类似东西叫冰酪。但ice cream传入我国，译者就半音半义，来了个“冰激凌”——其实cream既然跟奶油搭界，干吗不直接翻成“冰奶油”，或者古典些，直接叫“冰酪”呢？大概还是觉得“冰激凌”更机灵好听吧。同理，Dairy Queen，直译该叫“奶品皇后”，但这一听，好像是要喂小孩子似的，一股子保姆感觉；官方译名“冰雪皇后”，立刻就冷艳清新、活泼动人起来。

法国有名的香槟酒及其产区香槟，原词是Champagne。这词本身，其实没啥深文奥义。法语里，田地是Champ，乡下人是campagne，所以Champagne，按法语套路，是往“田乡下”语境走的。实际上，17世纪，法国有位宫廷画家，就叫作Jean Baptiste de Champaigne，通译为让·巴普蒂斯特·德·尚佩涅。如果按音译，champagne该译作“尚巴涅”，那酒也就叫作“尚巴涅酒”，就不那么好听了。稍微想象一下：生意成了，大家庆祝：“来来，来杯尚巴涅酒！”感觉总是哪哪不对；“某某F1车手得到了该站冠军，在领奖台上狂洒尚巴涅”，字眼一点都不好看。但把这地方及其酒翻成了“香槟”，立刻意思、味道全出来了，完美的营销。比起可口可乐、雪碧这样的漂亮译名，还要胜出一筹。

话说，古往今来，最曲折微妙的翻译，大概是这玩意儿：

葡萄牙人爱吃鱼，又信天主教。每逢大斋期，禁肉了，就来吃鱼。葡萄牙人的料理法很有名：拿奶油面糊裹好水果或海鲜，炸了吃，鱼亦然。这么吃鱼，又不破戒，又中吃，真是两全其美。这种吃法的鱼就叫作ad tempora quadragesima，意思：“守大斋期”。

16世纪，葡萄牙传教士去了日本，带去了火绳枪、钢琴、地球仪、基督教和“守大斋期”。日本人管欧洲外来者叫“南蛮”，管火绳枪叫“铁炮”，管基督徒Christians叫“切支丹”，最后看中了这个“守大斋期”。这玩意儿读音不是tempura嘛，好，就叫“天妇罗”吧。

日本人爱吃天妇罗，也难怪：古代人本就缺高热量，天妇罗是麦粉、蛋汁混合了，裹好鱼肉或蔬菜炸了吃——如今考究些的面包糠蛋汁炸虾，是现代改良版本了。炸了吃，有油水，适口足胃，有益身心。德川家康当年未开幕府时，年少艰辛，中年跌宕，枪林弹雨下讨生活，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两位枭雄门下等机会。好在他懂医术，善自保重，等花甲之年，一举夺了日本天下，开了德川幕府；又熬到七十五岁，在大阪夏之阵取胜，真正控制了全日本。到此地步，本来该安享晚年了吧，忽然胃就出问题了，未几逝世。医官说：都怪将军大人一时贪欢，天妇罗吃多了——你看，天下在望，忍不住放纵一下嘴巴，倒了多大的霉。后来，江户大奥就严禁吃天妇罗。一说是以家康为戒，当然更靠谱的说法是：怕油炸着火，把房子都烧了。

好玩的是，天妇罗此后又被日本人带到中国台湾地区，后又引到内地。台湾人呼之为“甜不辣”。食物口味都会被本土化，甜不辣在台湾，被做得越来越像日本关西的萨摩扬，失了不少关东天妇罗的气势。还真有些作坊，特意给甜不辣抹几遍甜辣酱，以符合“甜不辣”这三个汉字意思的。至于你去考究，说“甜不辣”这个词，本源是天妇罗，追根溯源是葡萄牙语的tempura，理该是油炸虾，想必一时也没人敢信。“甜不辣”这三个字，看着那么顺理成章，听着就是汉语，怎么能是打葡萄牙来的呢？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则，只是没那么复杂。老北京清真馆，有道菜叫“它似蜜”。唐鲁孙先生说，这玩意儿正牌儿做法是滑溜羊里脊丝。可是现在你找地方点这菜，一般都会刻意做甜，大概觉得，让羊里脊甜，才能够“似蜜”，还有附会成慈禧命名之类的说法。其实“它似蜜”和萨其马、勒特条这些满族小吃似的，是外族话音译过来的。只是年深岁久，冷不丁一听，“甜不辣”“它似蜜”，还真以为是汉语里本身就有的词儿，是土生土长的食物。

给外来食物起名字，最常见的是起得特别洋气，如此可以大抬价格。比如牛奶咖啡，一听就卖不出价，音译成“拿铁”或“欧蕾”，就忽然白领起来。但更狡猾的法子，就是让你丝毫不觉得突兀，润物无声，融入你生活，潜伏到你有一天一愣神：“什么？这玩意儿是外国来的？”比如，土豆又叫洋芋，地瓜又叫番薯。大家听惯了，不觉什么，但细想来，洋者洋人也，番者番邦也——这俩货还真像洋芹洋烟、胡桃胡瓜一样，是外国来的。然而本土化得实在太好，以至于现在如果有男生对女孩子说：“我给你备俩外国菜……一个烤地瓜，一个胡萝卜炒土豆丝，怎么样？”不挨耳光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