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我们的社会 一条小街的GDP现象

我家所住那条小街对面,店铺紧挨店铺,毫无空隙。从街头到街尾,概莫如此。

15年前那条小街的一侧有处新楼群开盘,每平米6400。我家刚搬去时,小街对面是一幢幢五层或六层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建成的板楼,窗临街,门在后,每幢楼的窗前都由一米多高的绿色的铁栅栏围着。那时街面和人行道是平的,也可以说没有划分清楚的人行道。当年除了出租车会开到那里,街两侧是绝无私家车占地久停的。我们那个小区有地下车库,车位闲置率大,物业很希望业主们租或买地下车位。但地上车位租金便宜,有长远眼光买地下车位的人家不多。

当年小街两旁有许多老树,小街很清静,买东西却不方便。

后来,究竟从哪一年起我记不清了,大约是三四年后吧——街口的一处楼群也开盘了,每平米的价格涨到1万多了,旺销而毕。小街上的人家翻了数倍,人口变得相当稠密。随之,街对面有几段铁栅栏拆了,有几户住一层的人家将房子租给外地人开店铺了。

当年我是海淀区人大代表,预见到了后来可能是什么情况,曾建议有关部门对那种商租现象应有所限制。

不知为什么我的建议未起作用。

仅一年后,所有一层人家的房子都变成了店铺。相邻的三处由高楼群组成的社区入住率很快就满了,每一个社区的车位也都不够用了。不论社区内还是小街上,人们常因车位问题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有时,快半夜了,不知哪里会响起对骂声、哭喊声、呼救声。

2005年前后,那条在三环与四环之间的小街,成为北京市最脏乱差的小街之一。早晚车辆堵得水泄不通的现象司空见惯。炎热的日子里街上时有臭味,雨天流淌的雨水是黑的,漂着油。若谁鞋袜湿了,回到家里不用肥皂是洗不净仿佛油腻之足的。

我在《紧绷的小街》一文中,曾概述过那条小街当年的情形。

如今,具体说是十八大后,小街的面貌改善多了。一些老旧楼房刷新了,加了保温层。小街也重铺过两次了,左右都有高出街面的人行道了。老树虽已很少了,新树却一年年长高了。

我估计,改变那条小街脏乱差现象所花的成本,远比各方面当年收费和缴税的总和多得多。这如同当年中国某些地方的“野蛮发展”,后来须用更多的人力物力和钱来治理。而且稍一放松治理,又会迅速变回到脏乱差去。实际上,那条小街的半段差不多已经变回去了。

当年的楼盘已涨到快6万一平米了,一套120多平米的三居室,在中介公司的标价是750万左右。据说很容易卖出,买方多是外地人。三处高楼社区里的居民三分之二是外地的,三分之一是本地的,包括回迁户。而我在小街上所见的人,则十之八九是外地人。

像北京的某些小街一样,这条小街的两侧也从早到晚停满了车。往往,右侧或左侧还会有停了双排车的时候。幸而小街成为车辆单行街了,却没安探头,所以不管那一套的驾车人往往仍会造成小街上的车辆堵塞现象。小街上店铺多,给居民带来的好处是买东西方便。而买东西方便可以说是生活方便的主项之一。出租方承租方图方便和便宜的居民确乎在一个时期内都有受惠之感。当年也就是2003年时一处门面的年房租才1.8万至2万元,每一处外地人所租的门面都足以解决一户人家的生计问题,有的人家靠小本生意在家乡农村盖了房或在镇里县里买了房,而租金对出租方人家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言而喻。偶有城管驱逐占道摆摊卖菜的小贩时,居民中的老太太们还很光火,立场完全站在小贩们一边——她们只要方便和便宜,对小街变得多么脏乱差都能包容。

幸而居民的主要成分不仅是她们,否则治理是否属于顺应民意之事还真得两说了。

如今门面租金涨到了每年十万或十一二万。电费由每度5角涨到了1.54元。

不论是那些临街小门面或街后超市里的东西,一切一切都随之涨价了。也可以说,倘一户人家的基本收入没增加,从理论上讲实际生活水平肯定下降了。

每个烧饼由5角变成1元了。

煎饼卷由2元变成3元5元6元了。

油饼由1元变成2元或2元5角了(甜的)。

菜价也涨得很明显。

理一次发由15元涨到了20元或25元了,买优惠卡20元,否则25元。

按摩由一小时60元变成80元100元120元了。

有些门面撑不下去了,如按摩所、洗衣店、糕点房、杂货铺——纷纷关门了。

凡面向少数人或经营货物非属日常消费的门面,基本都撑不下去了。但饭店并没倒闭,菜铺亦然稳稳当当地存在着。举凡与吃字沾边的生意,一如既往地并不受房租涨价的负面影响。理发铺也不受此影响。男人半月一个月才理一次发,女人最多一年内做两次头发,都对理发铺涨价充分理解。但这种理解并不同样给予开洗衣店的人——如果洗一件毛料衣服当年20元如今30元或35元了,许多人就宁肯用家里的洗衣机洗了。

谁爱走谁走,房东是一点儿也没有危机感的。往往是,前人刚走,房子几天后就又租出去了,也许租金还又提了些。而后来者们,大抵是要开饭店的,或卖与“吃”字连在一起的东西。

故小街上的“吃”的经济一直方兴未艾,充分体现了“民以食为天”。

小街两端各有一家复印社——东家也有照快相的业务,西家兼制各种材质(主要是塑料或油布)的广告招牌,东家所受影响不大;西家从2015年起,已减少了1/3左右的招牌制作业务。这乃因为,凡制招牌的,都是由于店铺需要,而只要开的不是理发店或与卖吃的不沾边,那么就很难坚持得下去。

在不远处的翠微商场那样的较大商场情形也类似。每日一开门,人们蜂拥而至,两个小时内一层顾客多多——一层的一半是食品区;卖首饰、化妆品的另一半极为冷清。

卖服装的二层、卖家电的三层都难得一见顾客的身影,售货员们显得百无聊赖。这情形也有两三年了。

吃、玩(包括旅游)、下一代的抚养成本、自身之健康成本(包括医药费)——拉动内需,基本靠国人此四方面之消费。

房地产和汽车业拉动GDP的功能乃“双刃剑”,有时体现为饮鸩止渴,无须赘述。

广场舞现象主要非是歌舞升平的所谓“盛世”现象,乃体现于底层民众心理的“盛世”危机现象,是降低健康成本的零消费民间方式。

电影业票房近年的快速增长,可归于娱乐消费的“舍得”意识。

对于境外旅游的中国人往往成为外国的“暴购”团,爱国之人士每大发惊诧议论,责备有钱为什么不花在国内呢?——其实,那些中国人在国外的“舍得”消费,除了外国的商品质量确优,性价比往往还低于国内,也还有“玩”得尽兴与否的心理在左右他们。在外国特“舍得”地消费几次,能更大程度地满足自己“到此一游”游得潇洒的良好感觉。

当然,仅靠以上“四项基本内容”为拉动国家的内需做贡献,给力的程度是太不够了。

还靠什么呢?

我也想不出来。

纵观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大多数国家的内需GDP其实也主要靠以上“四项基本内容”。

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次发达国家相比,不同在于,前者一向在谋求多挣外国人的钱,而且往往做到了。而后者只能一个时期内做到,难以一向做到。

故,在前者,出口创汇才是GDP增长的大头,内需是保底的。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出口创汇的黄金时代已然过去,“何时君再来”尚不可知,估计不会很快又来了。

对于中国,拉动内需也开始是“保底”时代了。

就目前看,普遍中国人的内需品质总体上还相当低下,但好在有近十四亿人口,基数大,将GDP增长的底兜住一个时期似应不成问题。

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已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不是如何抑制增长过快的问题,而是如何防止下滑过快的问题。

若在以后的三四年里,我国GDP增长指数降到6%以下,我是不会吃惊的。若六七年后逐渐降至5%,但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稳定,我以为也不必沮丧。

因为那将仍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足以使人另眼相看的现象。

我们中国应从经济高速增长的快意中清醒过来,调整心态,以平常心冷静地面对增长缓速下降的事实,尽量使下降较长期停止于某一个安全点。

这是我对于“新常态”的超前解读,并自认为并未超前多少。

至于那会使我们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目标何时实现,我觉得可以先放一放这想头。

有比、赶、超的目标自然很好,但有时放一放远大目标,将现实的国计民生问题抓住,逐步予以解决,不但明智,而且也很好。

2016年8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