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学者是幸福的，别的人做了扒手，如果被抓住，多半要治罪，再轻也得拘留几天才能放出来，但是学者没事，偷了人家的成果，即使被有关当局抓个正着，处罚最重的，无非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有的甚至举都不举，为尊者讳，连学术扒手的大名，都舍不得报出来，其心慈手软如此，真是具有中国特色。

日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公布了15起抄袭、剽窃等科研不端行为，有两起点出了抄袭者的名字，一个是武汉大学的艾勇，一个是中国民航大学的张连顺。其他13起，均隐去作案者的名讳和单位，据说这样可以“发挥警示教育作用”云云。即便那两个被示众的教授，到目前为止，其单位也没有对其做任何处理。也就是说，所有的学术扒手们，都教授照当、学者照做。

其实，自然科学委员会的做法，应该说是比较严厉的了，在人文社科领域，抄袭剽窃这种事情，无论当场被拿，还是苦主告上有关单位，甚至媒体披露，扒手们多半逍遥自在，苦主连个单位公告都求而不得，不仅教授照当、学者照做，如果人家碰巧是领导，不仅乌纱帽无恙，还可能亲自抓“端正学风工作”，义正辞严地批评歪风邪气。如果苦主气不过，想打官司，好，来吧，还不知道谁输谁赢呢？李鬼告倒了李逵，也不是没有过。

国际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惯例，我不想细说了，但凡叫个学者教授，只要被人发现哪怕有一丁点抄袭问题，那么这辈子的职业生涯就算完了，无论这个人有多么好的资质，多么广阔的学术前景。

以学术为业者，声誉高于一切，不仅仅是因为学者道德自律较为严格，更重要的是如果一旦犯禁，则身败名裂，从此不能翻身，严重的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的学者教授，这样的幸福生活是哪里来的？难道我们的科研管理部门不知道学术不端是学术发展的致命伤吗？在学术交流和学术信息如此通畅的今天，我想，这些道理，大家都明白，连老百姓都知道，偷人家东西不好，何况学者乎？但是问题是，被揭露出来的扒手，往往都是各个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大人物，一旦严肃处理，就等于公开承认自己的学校或者单位出了丑闻。这年头，人要脸，树要皮，有哪个领导乐意自己家有丑闻呢？于是调查调查，研究研究，事情拖下去，被查者也明白个中玄机，硬着头皮顶住，拖上三五个月，万事大吉，再出来露面，嘴一抹，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单位不乐意查处学术弊案，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教育和科研体制，一般来说，各个学校和研究单位这些大牌教授和研究人员，都在各自行业中的科研评审机构或者相应评审机制中，有相应的位置，这些人出了事，一旦被处理，则意味着本单位在相应的评审机构和机制中，缺了人选。朝里无人不好说话，以后相应的评审，本单位科研项目的获得，都受到影响，而跟这些评审相关的各项指标，恰是各个学校和研究机构领导最在意的，说是命门，或者贾宝玉脖子上的灵通宝玉也不为过，因为在国家正式的地位排序中，这些东西，才是决定一个单位地位的关键。

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乐意自己的教授做了案被揭露，如果是媒体揭，还可以通过关系去疏通或者封杀，如果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揭，虽说很致命，但依然可以通过各种关系，施加压力，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少别指名道姓。当然，也就别指望这些单位会查处这些弊案，他们只希望，时间可以淡化一切，等到时过境迁，一切照旧。中国很奇怪，学者的生活和研究环境并不宽松，但是作科犯奸的环境却相当宽松，越是大牌学者，就越是宽松。学者幸福，学术遭殃。

我们现在的学界，没有一个公认的学术标准，也没有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学者没有职业道德，更没有学术荣誉感。很多教授，甚至是名牌大学的教授，自己都不知道学术为何物，在社会科学领域，大量政治宣传的东西，也被当成学术发表，公然排列在学校的学术成果中。有的教授虽然知道什么叫学术，但对于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从抄袭到腐败，满不在乎，出了问题，学校为了面子，也不会深究。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生教育，实际上已经走到一条死胡同里。都知道研究生素质下降，但为了应付社会舆论压力，还只能在强化入口上打主意，越是规范化入学考试，研究生培养水平就越是下降。走出这个死胡同，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切实整顿学术秩序，给学者以自主权，靠学者的自身力量，来建立学术标准，维护学术道德，严肃学术纪律，把那些混事的、舞弊的、抄袭的、凭借自身权力侵吞他人成果的所谓教授学者，统统清除出去，第一步，要让学者有廉耻，重建自身的学术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