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的呐喊与彷徨 艺人的“贱”和立场

过去的中国,唱戏的艺人,属于下九流,虽然红的时候有达官贵人来捧,而且收入不菲,但身份地位依然逃不出下贱二字。《红楼梦》里的红戏子琪官,粗鄙的薛蟠和温柔的宝玉,都喜欢得不得了,但究根问底,却脱不出玩赏的潜意识。清末时节,西太后老佛爷带头提倡京戏,市面上的好角儿,都先后进宫供奉,一被品题,身价百倍。最高领导带了头,王公大臣自不落后,一时间军政民商各界,一齐来凑趣,戏园子爆满,堂会连连。前三鼎甲、后三鼎甲,谭叫天、小叫天、盖叫天,南可以唱到上海、武汉、长沙,北可以出国,唱到平壤、汉城。八国联军占了北京,商家为了跟洋鬼子联络感情,花大钱请名角,请联军司令瓦德西赏光看戏,咚咚的锣鼓害得老瓦头痛欲裂。

尽管如此,艺人的“贱”并没有为此稍减。大家心目中,还是有个“玩”的意思在里面。清末“逛相公堂子”,跟逛胡同是差不多的意思。可是,人们对艺人的道德要求,却并不低,解放后,艺人的立场问题,在思想改造时,曾经很让他们自己头痛。

艺人地位轻贱,但是如果让他们选择立场的话,却往往站在统治者的一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艺人们最爱演的戏是《铁公鸡》,歌颂清军将领张国梁。京剧名角之一的孙菊仙,还从军参战,混到了三品顶戴。那时候,底层闹的乱子特多,但艺人,包括民间草台班子的艺人,很少有站在闹事者一边的。只有闹义和团时,有编了“时事戏”《火烧望海楼》之类唱赞歌的,但那时义和团是得到老佛爷嘉许的。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尽管农民造反给下层百姓出气,但在造反的过程中,却会危及唱戏人的市场和票房,就算有山大王请来(或者绑来)唱戏,但给不给钱是说不定的,有时候甚至连吃饭的行头(戏装和家什)都会赔进去。跟太平天国同时,山东的造反者,称王称帝的时候,就经常抢戏衣打扮自己。有秩序,有稳定,才会有戏唱。艺人虽不识字,却无师自通地明白这个道理。

当事情牵扯到外国人,尤其是中国跟外国打仗的时候,艺人们也有立场,那就是选择站在中国人一边。虽然不见得去前线演戏劳军,但在后方,唱几出某某征东或者征西的戏文鼓舞士气的事,每场战事都免不了。可是艺人唱是唱了,仗却总是打不赢,于是艺人就有了牢骚,埋怨朝里出了奸臣。戏文里,这种事情很常见,中国人跟狄夷打仗,前方将士卖命,后方总有奸臣作怪,里勾外联。不仅艺人这样想,喜欢看戏的国人,包括士大夫也这样想。所以,鸦片战争打不赢,是由于有穆彰阿、琦善,后来则有李鸿章包圆,充当现代的潘仁美。中日甲午战争,中方的主事者是李鸿章,战事不利,李中堂被褫夺了黄马褂。战败后,作为羞辱中国人的一招,日本非逼李鸿章去马关签条约,这当然更坐实了李的汉奸罪名。据说京城一次演《白蛇传》,到水漫金山一节,当时著名的苏丑(京剧丑角分讲苏白的苏丑和讲京白的京丑)刘赶三,临时抓哏,对穿黄衣的龟将喊道:快上,再缩头缩脑,扒了你的黄马褂!观众哄堂大笑,都知道他在讽刺谁。

立场归立场,如果洋人真的打进来了,而且占了中国地方不走,艺人还得吃饭,该唱戏还得唱戏,比如刚才提到的给瓦德西唱,也得唱。抗战期间,像梅兰芳那样蓄须明志,不再唱戏的艺人,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没有什么积蓄,还要吃饭,尤其是那些家累重的,比如像马连良,不仅要养活一大家子,而且一个戏班都指望他,所以,连日本人逼他到“满洲国”给溥仪唱戏,他都不能不去。这在解放后,成为他最大的心病。

艺人靠身上的“活”(我们叫艺术)吃饭,本质上跟手艺人靠手艺吃饭没什么两样。但艺人活在人们的聚光之下,众目所瞩,形象未免有所变异。一厢里,传统亵玩心态作怪,大家轻贱之,一厢里,又往往对他们的要求过高,阶级大义、民族大义都让人家坚守,稍有差池,则众口一词,骂个没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