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的呐喊与彷徨 下水道里的肮脏事

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是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各家自备马桶,方便完了,早上倒掉。倒到哪里呢?有倒到污水沟里的,也有倒到河里的,在南方城市,更多的是农民进城来收,挑回去肥田,有时还要付一点儿费。由于粪可以卖钱,于是公共场所,也有人建公厕,方便免费,但掏粪收费。那时农民没有化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向来视粪为宝,所以凡是物产阜丰之地,公厕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儿积存也没有。据说欧洲在17世纪之前,城市也没有下水道系统,在巴黎街上行走,说是千万不能靠近临街的窗子,弄不好粪水就会从天而降,淋你个臭不可闻,泼粪的人顶多探出头来,道声对不起。比较起来,中国的粪便处理方式,要优越多了。

这种城市状况,一直到中国政府跟西方接轨,变成共和了许久,依然如此。大概只有租界和少数高等华人的所在,才有现代西式的厕所和下水道。当然,时代在前进,人也未必没有变化,在某些城市,粪业出现了,看到人员来往频繁,建公厕有利可图,有人开始以此为业,沿街大建(或者改造)公厕,竞争客源。比如广州,民国前期国民党总是在此搞事,跟北京政府对着干,来往军民人等极多,所以公厕业格外发达,三步一厕,五步一所,甚至派有专人看守,兼职拉客。有的城市,则由地方有力人士,组织劳工包揽掏粪事务,然后统一卖给农民,如天津和北京。不过,古代的官府,从来没有动过在粪上生利的主意,即使像清末辛丑以后,巨额赔款和举办新政的双重压力,地方官官声又大坏,但同样没有人动过开征粪税或者粪捐的念头。然而,进入民国就不一样了,主事的军阀生财有道,主意打到了粪业的头上,据说是由四川的杨森首开记录。杨森曾经短时期占据过成都,做过四川督军,在主政成都期间,杨森手笔很大,不仅修马路,而且要移风易俗,让人在街头巷尾到处刷“杨森语录”,比如,“杨森说,吸鸦片是东亚病夫!”“杨森说,不要随地大小便!”

但是大手笔的另一个方面多少有点儿阴暗,那就是拆民房,不给补偿,同时开征粪捐,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吃辣子的川人,嘴巴也辣,送给杨督军一副对子,曰: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唯有屁无捐。

嘲骂是嘲骂,只要有好处可捞,任何的弊政都会很快流行开来,而且坚持下去。杨森督军没有做多久,就被其他军阀赶下了台。但是一个杨森倒下去,千万个杨森站起来,粪捐很快被发扬光大,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不过,这个时候,由于行政现代化的步伐加快了,行政部门多了起来,对于粪捐的征收,出现了新的问题。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入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收税本来就是我们的事,凭什么你们来打岔横插一脚!相持不下的结果就是,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才收粪捐。同时,由于三家机构需要协调,于是就有了粪政。

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我们的公共行政,在机构设置上,永远膨胀得最快,在公共政策上,在收费方面永远发育得最快。民国时有个名人,叫聂云台,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大粪主义》,说是要各级行政长官带头掏粪,如果怕不安全可以派卫兵保护。当然,打死这些长官,他们也不会去掏粪,只是他们的眼睛,其实并没有放过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