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者,王朝里的“革命”先锋 司马光的另一面

刚懂事就知道司马光这个人,因为大人送我的文具盒上,画的就是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但那时候我家在东北,水缸每每又粗又大,非常坚实,一个孩子能拿起的石头,无论怎样用力掷过去,都不可能将它砸破。即使是成年人,要想砸破它,也得用铁锤才行。所以,看见文具盒,想想门外的大水缸,心里总是有点嘀咕。后来回老家,发现老家有种水瓮,肚鼓而皮薄,倒是很容易被砸破。心想,当年司马光砸的缸,有没有可能就是这种水瓮?看宋人笔记,果然,司马光当年砸的,就是大水瓮。

砸缸,意味着机变。当年的司马光,其实不是以机变闻名的。他的名声,是严正而且执拗。用后世的说法,还有道学气。他自我得意的童年故事,不是砸缸,而是吃胡桃。说是他小时候,弄了一个青胡桃,姐姐想去掉皮,失败。过一会儿,一个婢女用热水给烫掉了。姐姐回来,发现胡桃皮已经去掉了,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它自己掉的。”正好被司马光的父亲听见,呵斥道:“小子怎可谩语!”于是,司马光说,他从此不为谩语。谩语,即是欺蒙之言。司马光一世为官,给人的印象,就是不欺蒙,不打诳语,一本正经。闲居西京,令一老卒上街卖掉自己的坐骑,告诉老卒说:“此马夏日肺有毛病,谁要是买的话,先跟人家讲清楚。”在朝堂之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即使是好朋友,也一点面子不给。为了变法事,跟王安石、吕惠卿争得你死我活,即使在皇帝面前,也不肯让一分半点。为此,苏轼骂他“司马牛”,而他自己则称迂公。

人一旦迂了,就不便好色。好玩的事,也就不能凑热闹。司马光婚后,与夫人相敬如宾,人称其有乃祖之风(指司马相如),可惜司马光却不会弹琴。上元灯节,夫人要去看灯。他说:“家里不也点灯吗,干吗要出去看?”夫人说:“是要看人。”他说:“难道我是鬼吗?”婚后无子,夫人为之纳一妾,他置之不理。一日,妾打扮得漂漂亮亮潜入他的书房,千娇百媚,他却只顾看书。妾近身过去,翻起一页,娇滴滴地问道:“相公这是什么书啊?”司马光拱手正色,吐出两个字:“《尚书》。”妾铩羽而归。所以,理学家邵雍评价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九分人。在邵雍眼里,大概只有孔夫子,才是十分人。

其实,司马光年轻的时候,并不是这样一本正经。从军做幕僚,同僚有人跟一个营妓相好。营妓档次很低,做幕僚的,大抵是个士人,私通营妓,传出去不好听。可是军旅生涯,枯燥之甚,有何法可想?司马光知道同僚的秘密,但却从不声张。一日,同僚跟营妓在僧寮幽会,被司马光撞见,营妓慌忙翻墙逃走。同僚不得已,以实相告。司马光不慌不忙,赋诗一首赠之:“年去年来来去忙,暂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彼此相视一笑,此后同僚偷得更欢,也就不回避了。

道学家不好做,如果性欲正常,非有超人的定力不可,近乎做苦行的和尚。司马光不是邵雍,也不是二程,没有探究学理的兴致。君王用他,要兼济天下,为帝王师,不用,则退而编书著史,也是为了供帝王借鉴。这是个处庙堂之上,江湖之远,进亦忧其君,退亦忧其君的家伙。一门心思,就是要干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一个那个时代的政治人,为政治而生,政治而死。别的,都无所谓了。

只是,走道学路线从政,过于一本正经,路径也影响了他的为人为政。年幼之时,有砸缸的机变,年轻时也有宽容之风雅,到了中年以后却眼里不揉沙子,是非分明。喜则一切好,恶则一切糟。神宗死,哲宗继位,太后不喜新法,由此拼命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上台秉政。新法推行有年,弊端固多,但朝政需要变法,却是不争的事实。司马光上台,一股脑儿将新法尽废,制度政策悉数复旧,一干儿拥护新法的人全部拿下。翻了一个大烙饼,也犯了政治的大忌。传统政治,政坛上的是与非,没有那么泾渭分明,错的反面,未必就是对。翻烙饼的结果,势必激化矛盾,从此以后,新旧之争变成党争,终北宋之世,纷扰不已,直到将大宋皇帝两口,送到了北国寒地,坐井观天。

从今天看,王安石变法,以强化国家权力为目的,路径选择有问题,而司马光反新法,大翻烙饼,导致政治动荡,也大有问题。两个老朋友,一对儿道学家,黑白过于分明,行动也过于果决,惹了大麻烦。宋室倾覆,俩人都有责任。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遗训,有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