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不安的时事与政局 一旦革命成了功

——王金发的故事

清朝末年,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一手运动新军,一手动员会党,而动员会党的历史更久。光复会的几个干将,徐锡麟、秋瑾、陈其美、陶成章,都走会党路线。革命成了功,革命党人死了,但从前的会党中人,倒有坐天下的,王金发就是一个。

王金发本是浙江嵊县的一个浮浪子弟,从小斗鸡走狗,舞枪弄棒,加入洪帮之后,成了一个堂口的首领。徐锡麟在浙东运动会党,结识了王金发。这期间,王金发跟着徐锡麟去过日本,读过一个速成的体育学校,后来徐锡麟和秋瑾在绍兴办大通学堂,王金发也是其中的骨干,在里面教体育,实际上是军事训练。后来东窗事发,起事不成,徐锡麟和秋瑾都被斩了,王金发却活了下来。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王金发率领帮中弟兄,杀回绍兴,驱散了已经宣布起义的绍兴官绅,自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

会党原是地下社会的秘密结社,走的黑道,一直在政府压迫下非法生存,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突然一下子当家做了主人,首先想到的是扩张组织。“哥子做了皇帝了”,各地的会党,无论哥老会、袍哥、三合会、洪门,在自家兄弟做都督的地方无不大散海底,广开山堂。军队的组织,军、师、旅、团、营、连、排,基本上跟会党兄弟的堂口辈分一致,大家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湖南的焦达峰、陕西的张云山等,莫不如此;绍兴的王金发,地盘小,手下的军队也从一个团扩成一个旅,官兵都是会党的老兄弟、大兄弟、小兄弟。

都是兄弟,军队的纪律也就完了。拥有军队和帮会双重身份的军官和士兵进城之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偷鸡摸狗到白日行劫,都督就是制止不了。不仅如此,革命后的会党,学会了民主,军队里动辄开会表决,长官说了不算。

帮中弟兄革命成功后想到的第二件事,是改善生活。过去说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实际上兑现的时候很少,现在有条件了,醇酒妇人加烟枪,一样少不了。湖南都督焦达峰整日忙的就是两件事:一是签发委任状,二是散钱。昔日江湖上的兄弟,讨了一次又一次,没有够的时候,你稍有怠慢,就说你不讲帮会义气。王金发和部下进城时还穿的是布袍子,不久,天气还没有凉,就换了皮袍子。王金发革命时,家里欠人家不少银两,在衙门坐了没多久,就派兵挑着洋油桶装着银圆回家乡,四处还钱。他还把家里人用轿子抬到绍兴的衙门里,士兵排队迎接,鸣炮欢迎,吓得他年老的外公差点没晕过去。不仅如此,王金发还抖威风,洋枪挎得,美妇抱得,骏马骑得,每日在绍兴的大街小巷、田间村坊,骑着高头大马,排着队,吹着鼓乐,招摇过市。

刚进城的时候,王金发还有点杀气,说是要为秋瑾报仇,不过昔日那些迫害大通学堂的乡绅和师爷们很快就都得到了任用。因为王金发自己和弟兄们需要钱用,而征粮征税,搜刮钱财,不用毛锥,财赋安出?帮中这么多的弟兄,个个要活得滋润,钱哪里来?还得靠这些人。王都督手里有枪,师爷肚里有谋,弄起钱来,比清朝的老爷还有办法,曾经一块儿混的私盐贩子,被军政府逼得没路可走,恨不得一刀宰了王都督。过去农民欠税,还可以拖上几日,现在动辄军队下乡,一条绳子就捆进城里,关在班房里吃家伙。绍兴的《越铎日报》批评军政分府,王金发开始还能容忍,到后来居然派兵把报馆砸了。一个帮会出身的革命党人,几天工夫就变成了军阀,而且是纪律最差的军阀。

革命没成功的时候,王金发身为帮会人物,奔走革命,还有些侠气,刺杀叛徒,运动军队,杀过汪公权,吓过刘光汉(师培)。革命成功之后,王金发除了威福乡里之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做过,刮了一年地皮,然后军政分府取消,自己带着刮来的几十万大洋,遁入上海租界做了寓公,“每日以醇酒妇人自遣”。国民党二次革命,浙江无声无息,王金发奉命前来运动旧部,旧部根本没有动的意思。王金发对帮中弟兄分得不均,他们就不把王金发当弟兄。要怪,只怪王金发太贪,一个人拿了几十万。二次革命未果,王金发没有逃亡,依旧在上海过他的好日子。一日,他忽然食指大动,带了上海花榜有名的名妓花宝宝来西湖了,结果被力求讨好袁世凯的浙江督军朱瑞当作一件送给袁世凯的礼物,稀里糊涂地抓了进去。但是袁世凯对这种早已丧失斗志的小虾米不感兴趣,连押解北京都没有要求,只叫朱瑞将之就地正法。朱瑞没讨到好,但既然抓了,又不能放(放了就得罪袁世凯)。就这样,王金发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