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是个佛法重光的年月。在此之前，随着举国上下向西方学习，佛教大有倒运之势。西学东渐的副产品之一就是佛教的式微。虽然佛教当年也从西边来的，但在新的形势面前，已经变成东方的迷信，不仅西方的洋人看不上，就是中国的士绅也多拿它当祸国害民的累赘。在西学的接济下，辟佛的理学传统格外强劲。打戊戌维新开始，新政变本加厉，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只要是办学堂、开工厂，先要拿佛寺开刀。全国上下，佛教庙产被侵夺者不知凡几，被迫还俗的和尚尼姑更是不知凡几。达官贵人即使有心对佛慈悲，也是偷偷摸摸，一般不敢公开说话。

不想十几二十年过去，事情突然转了过来。世上有钱有势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赳赳武夫们，不知怎么地对佛教又感兴趣了。和尚和居士升为贵人的座上客，喇嘛与活佛翻作武夫的帐下宾。大小法会东南西北一个劲儿地开，有求升官，也有求财的，更有求保命的。显然是军阀混战，命运多舛，大家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管不管用暂且不说，至少能让自家的心里少点不安。

不过，只要佛法重光，就不可能仅仅充当武夫和贵人们的心理安慰剂，总是要将光芒溢出来点，照到本来不该照到的地方。湖南这个近代出兵出将最多、仗也打得没完没了的地方，武夫们争钱、争地、争女人、争烟土，在用枪、用炮、用光洋、用烟土打仗都分不出胜负的时候，突发奇想，斗起佛法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湖南的督军是赵恒惕。但是湖南这个南北冲突的四战之地，一向派系纷纭，大大小小十几个军阀，谁都没太把督军放在眼里。对赵恒惕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出身保定军校的唐生智。唐生智自从直系吴佩孚部撤出湘南北上和皖系争天下去了以来，占据着湘南小半壁江山，招兵买马，大力扩充实力，隐隐然有问鼎长沙之意。赵恒惕看在眼里，心里着急，但又没有胆子撤了唐的职务或者干脆派兵去打，最后花重金从康边请来了白喇嘛，在长沙开大光明法会，一方面打着为全湘祈福的名义收买人心，一方面借此拉拢湘中其他佞佛的军人，给唐生智好看。当然，如果佛真的慈悲，让唐生智从此倒霉，那自是再好不过了。

督军在长沙开法会，唐生智当然不会不明白其中的深意。不过，唐毕竟占的是相对贫瘠、久经战乱的湘南，迅猛的扩军已经耗尽了财力，花不起钱请一个更大的喇嘛或者活佛来跟赵恒惕对抗。但是法毕竟还是要斗的，不斗的话，也许他的部队明天就会士气瓦解，为众多参加大光明法会的群狼所吞噬。这时候，他的好朋友、湘中著名的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顶上用了。他的主意是，干脆令唐的部队全体受戒，变成一支佛军，在深度上下功夫。为此，唐生智和顾伯叙两个，不辞辛苦地一个营一个营地走，所到之处大治佛堂，全体官兵一律身披袈裟，合十顶礼，由顾伯叙摩顶受传戒，受戒仪式完了，每人给“受戒证章”一枚，一面书“佛”字，一面书所受的五戒。同时，唐生智演讲佛法真义，说三身佛的含义是，清净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不用说，忠义是最关键的“佛性”。

还别说，虽然受戒之后，这群武夫该杀人还杀人，但凝聚力还硬是强了不少。在日后的竞争中，唐生智还真的就是占了上风。

不知道释迦牟尼在西边的极乐世界里，会做何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