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记者牛。租界里记者的口无遮拦，想说就说，租界外记者的口上的遮拦也有限，批评揭黑自不必说，损人骂街也是家常便饭。记者惹着谁了，被告上法庭的不多，仇家上门来砸场子的不少，但是砸完了，记者该骂还骂，反正那个时候，一个报社值钱的东西也不多。

在来自西方的各种市井观念中，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在中国特别流行，大家认账，记者也很自负。很多历史上的牛人都有过办报（刊）的经历，比如梁启超、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吴稚晖、陈布雷，他们手里的一支笔，原本都是预备扫清天下的。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当年的名记者差不多都已经改行，做官的做官，革命的革命，做学问的做学问，但记者们依然牛气不减。官办的《民国日报》，发起评选中国伟人活动（类似于我们的“超女”评选），揭晓时，第一名居然是《民国日报》的总编陈德徵，第二才轮到蒋介石（据说把蒋介石气昏了）。

记者牛，损起人来嘴特别黑，旁观者见了，哈哈一笑，当事人听了，会恨无地缝可钻。不过，凡是大记者，往往不会找小人物的晦气，他们下手就冲大个的去，所以老百姓听了解气。解气归解气，记者的危险也不小，前面提到的砸场子就是一种，不过但凡叫记者的人，信息都灵，躲得快，身体不会受伤害。不过，也有躲不过去的时候，黄远生躲到了美国，还是被暗杀了；邵飘萍在六国饭店躲了很长时间，一露头就被捉了进去丢了性命。好在那个时代是军阀当家，军阀是武夫、粗人，做事不管不顾，舆论能拿来说事的那些事情，涉及女人和金钱，吃喝嫖赌，巧取豪夺，他们都公开地做，大摇大摆地做，根本不在乎舆论怎么说，所以记者怎么骂，他们并不大管。曹锟贿选，上海的报纸吵翻了天，人家照做总统不误，连理都不理。当时还是个报人的吴稚晖出来放话说，曹锟和老婆做爱一次，即可有四万万精虫，这些精虫代表中国四万万人一起来投曹锟的票，不就结了，何必劳神费钱收买猪仔议员。恶毒到了这个地步，也没听说曹大总统因此败了兴致，就职典礼少了些风光，曹大总统既没有全国通缉吴稚晖，也没有派刺客下手。对脐下三寸地带的物件特别感兴趣的吴稚晖依然可以放开喉咙，继续说他的精虫和生殖器。

可是，另外一个也拿那个部位说事的记者命运却不一样，这个人叫林白水。林白水是个老报人，从清末就开始办报，民国后做过短时间的官，官场上混不下去，又转过来再做记者。此人是跟黄远生（黄号称中国第一个专职记者，担任过《申报》《时报》《东方杂志》《庸》等多家报刊的特派记者，1915年冬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避祸去了美国，却被误会为帝制人物而遭到刺杀）、邵飘萍、张季鸾、成舍我齐名的名记，一生恃才傲物，一支笔如同不吃辣的国度里的朝天椒，看得倒是赏心悦目，但吃上的人未免要难受得跳脚。林白水骂街不看对象，越是官大的人越是要骂。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标榜“公道砥平”。他写文章，标题叫作“段执政私处坟起”，一下子捣到段老爷子的那个地方，闻者鼓掌，见者哄堂，但骂的是武夫，没事。后来，那个“三不知”的狗肉将军张宗昌来了，稍微像样一点的政客都避开了，可是也有人往上贴。此人姓潘名复，字馨航，在钱和女人上都很有功夫。贴上狗肉将军之后，潘复变成了一个什么“督办”。狗肉将军来了意味着什么，按道理记者们应该知道，因为刚刚一个名记邵飘萍做了枪下鬼，可林白水还是骂，借潘的字馨航的谐音（林是福建人，说一口带南方口音的国语），说潘复是张宗昌的肾囊，也就是膀胱或者俗称尿脬的雅称，本来应该是“帮办”，帮生殖器办撒尿的事，但现在居然成了“督办”。赶巧，这种骂，还是在那个地方附近转悠。

不幸的是，政客往往是文人。文人不像武夫那样粗陋，反而心细，对文字有着天然的敏感，越是跟巴儿狗一样的文人这方面的本领反而越高。文人政客心眼小，于是，我们的名记晦气了。某天晚上，在八大胡同，“肾囊”跟“生殖器”之间有了一点隐秘的沟通，张宗昌一声令下，林白水就被拖到了宪兵司令部。林记者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随着一声枪响撒手西去。枪毙的理由是“赤化”。其实，无论跟当时被称为“赤化”的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跟林白水一点瓜葛都没有。

显然，在存在不讲理权力的情况下，记者，尤其是敢说话的记者，其实很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