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您是什么时候开始阅读《诗刊》的，现在还读吗？

坦率地说，我从来没有认真地读过《诗刊》，最多只是偶然地碰到了，就翻一翻。不只是《诗刊》，别的文学杂志我也很少读。因为精力有限，我不是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我的阅读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专业阅读，围绕我所从事的哲学研究，另一部分是出于兴趣的广泛涉猎，以中外人文经典为主。至于杂志，只限于翻看一下赠阅的，那已经很费时间了。

2.您对《诗刊》办刊有何建议和希望，认为应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

由于我读得太少，所以提不出什么具体看法，只能笼统地说一说。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写诗的人很多，《诗刊》应该大有可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打破门户之见，别管老诗人还是新诗人，传统还是前卫，知识分子味还是乡土味，这个圈子还是那个圈子，眼睛只盯着好诗。要有一个野心，就是把各个角落正在产生的最好的诗都抓到手。办好任何刊物的前提是自爱，有以发表佳作为荣、以发表平庸之作为耻的荣誉心。《诗刊》本应成为中国诗歌界的权威刊物，得到不同风格和流派的优秀诗人的公认，人们以在其上发表作品为荣。现在离这个标准差得很远。当然，这不是光靠编辑的努力就能达到的，还必须改革现有的体制。

3.您最早接触的新诗作品是什么？在中国新诗领域里，您最喜欢哪些诗人的作品？

我最早读的是郭沫若的《女神》等作品，那是在中学里。后来读了戴望舒，很喜欢。上大学时，通过郭世英认识了张鹤慈，他那时不到二十岁，在小圈子里以诗见长，写的诗朦胧而唯美，与当时的主流诗歌截然不同，给我以全新的感觉。我保留着他的几首短诗，即使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也是很有诗才的。可惜的是，不久后他就被打成“反动学生”，送去劳教，他的创作生涯从此中断。七十年代后期，朦胧诗浮出，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惊喜之感。北岛、顾城的诗，我都喜欢，但最喜欢的是芒克。后来读诗就少了，韩东、于坚的若干作品给我留下了好印象。

4.在翻译成中文的外国诗作中，您最喜欢哪些诗人的作品？

上大学时，我喜欢海涅、莱蒙托夫、普希金、雪莱、洛尔伽、马雅可夫斯基，他们的作品始终放在我的手边。后来还喜欢过庞德、茨维塔耶娃等等，最喜欢的则是里尔克。

5.有哪些中外诗人对你的创作发生了影响？

我不是诗人，写诗只是在某一时期里受某种心情的驱使，可以说是偶尔为之。读诗也往往是受心情的驱使，在诗歌中寻找一种莫名的寄托或感应。当然，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有的，但难以捋清。有些专业诗人也许会有意识地向某一位大师学习，我肯定不是这样。通常是在读诗的时候，会有某一句诗跳了出来，我看到了一种表达的可能性，过后甚至那一句诗也遗忘了，但那种可能性留下了。这样日积月累，诗的感觉就越来越丰富了。从诗艺的角度看，我最欣赏的是，极新奇同时却让你感到是唯一准确的表达，极含蓄同时却让你感到是本质的完整呈现。

6.您的第一首诗是什么，创作时有怎样的感觉？

忘记了。幼儿常常口吐妙语，但都随风飘逝，没有人长大后能够回忆起来。等到在老师家长的教诲下开始写分行的句子时，写出的多是幼稚的模仿。自发的写诗也是始于模仿，但不再是按照老师家长的教诲，而是缘于自己的阅读。最有意义的模仿不是对技巧的模仿，而是产生了一种冲动，渴望像正在阅读的诗人那样，用诗歌来说自己的心事。在这个时刻，一个可能的诗人诞生了。我的这个时刻发生在中学时期，在一个暑假里，读了唐诗宋词之后，心醉神迷地写了许多悲观的诗词。

7.您是研究哲学的，您认为诗歌与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从历史上看，诗歌和哲学都诞生于神话的母腹，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在性格上，哲学近于男性，诗歌近于女性。后来，这兄妹（或姐弟）俩分了家，疏远了，甚至互不相认。但是，在所有大诗人和一部分大哲学家身上，我们仍可辨认出鲜明的血缘联系。一切伟大的诗歌作品必有哲学的深度，都以独特的方式对存在有所言说。不过，在诗歌中，哲学是含而不露的，是底蕴而不是姿态。在我看来，凡在诗歌中从事说教、玩弄玄虚、堆积概念的都是坏诗人，而没有一个坏诗人会是一个好哲学家。

8.我们缺乏大诗人的原因何在，您对中国新诗的未来有何估计？

我们不只缺乏大诗人，也缺乏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作曲家等等，所以，原因恐怕不能只从诗坛上寻找。我认为，原因很可能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的实用品格，对纯粹的精神性事业不重视、不支持。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的前提是把精神价值本身看得至高无上，在我们的氛围中，这样的创造者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孤单的，很容易夭折。现在的开放是一个契机，我希望我们不要只看到经济上的挑战，更深刻长远的挑战是在文化上。中国要真正成为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就必须改变文化的实用品格。一个民族拥有一批以纯粹精神创造为乐的人，并且以拥有这样一批人为荣，在这样的民族中最有希望产生出世界级的文化伟人。

20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