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第一章 没有尽头的歌 双城记往

英国小说大家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时代为背景,叙述在伦敦与巴黎之间发生的一个悲壮故事。卷首的一段名言,道尽一个伟大时代的希望与绝望,矛盾之中别有天机,历来不断有人引述。其实双城的现象不但见于时势与国运,即使在个人的生命里,也常成为地理的甚至心理的格局。不过双城的格局也应具相当的条件。例如相距不可太远,否则相互的消长激荡不够迅疾,也欠明显。同时双方必须势均力敌,才成其为犄角之势,而显得紧张有趣,否则以小事大或以大吞小,就难谓其双了。另一方面,距离也不能太小,格调也不能太近,否则缺少变化,没有对照,就有点像复制品了。

这么说来,《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也算得是双城。长安与洛阳先后成为西汉与东汉的京都,当然也是双城。其实长安的故址镐京与洛阳,先后也是西周与东周建都所在。民初作家笔下并称的京沪,旗鼓相当,确有双城之势,但是对我并非如此,只因我久居南京而少去上海。抗战时代,我在重庆七年,却无缘一游成都。后来在厦门大学读了一学期,也从未去过福州。我的生命之中出现双城的形势,是从台北和香港之间开始,那时,七十年代已近中叶了。

其实对我说来,七十年代是从丹佛启幕的。在落基大山皑皑雪峰的冷视下,我在那高旱的山城住了两年,诗文的收获不丰,却带回来热烈的美国民谣和摇滚乐,甚至宣称:在踏入地狱之前,如果容我选择,则我要带的不一定是诗,而且一定不是西洋现代诗。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回到台北,满怀鼓吹美国摇滚乐的热情,第一件事情便是在《人间》副刊发表我翻译的一篇长文,奈德·罗伦(Ned Rorem)所撰的《披头的音乐》,颇令一般文友感到意外。那时的台湾,经济正趋繁荣,“外交”却遭重挫,政治气氛相当低迷。主编王鼎钧拿到我的稿子,同样觉得意外,并且有点政治敏感,显得沉吟不决,但终于还是刊出了。不久我去各校演讲,常以美国的摇滚乐为题,听众很多。我对朋友自嘲说,我大概是台湾最老的摇滚乐迷了,同时我为《皇冠》杂志写一个专栏,总名《听,那一窝夜莺》,原拟介绍十二位女歌手,包括琼娓·米巧和阿丽莎·富兰克林,结果只刊了琼·拜丝和久迪·柯玲丝两位便停笔了,十分可惜。

自己的创作也受到歌谣的影响。其实早从丹佛时代的《江湖上》起,这影响已经开始。在诗集《白玉苦瓜》里,这种民谣风的作品至少有十首:日后的《两相惜》《小木屐》等作仍是沿此诗风歌韵。当时写这些格律小品,兴到神来,挥笔而就,无须终夕苦吟,却未料到他日流传之广,入乐之频,远远超过深婉曲折的长篇。像《乡愁》《民歌》《乡愁四韵》这几首,大陆读者来信,就经常提起。诗,比人先回乡,该是诗人最大的安慰。

这当然是后来的事了。但是早在七十年代初期,这些诗在受歌谣启示之余,已经倒过来诱发了台湾当时所谓的现代民谣。杨弦把我的八首诗谱成了新曲,有的用西洋摇滚的节奏,像《摇摇民谣》;有的伴以二胡低回而温婉的乡音,像《乡愁》。不过杨弦统称之为现代民歌,而且在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的雨夜,领着一群歌手与琴手,演唱给中山堂的两千听众。这时,七十年代刚到半途。

后来现代民歌渐成气候,年轻的作曲者和歌手纷纷兴起,又成了校园歌曲,历七十年代而不衰。但自八十年代以来,这一股清新的支流渐被吸入流行歌曲的滔滔洪流,泾渭难分,下落不明。除了像罗大佑那样仍能保持鲜明的反叛风格者之外,多半都已陷入商业主义,不但内容浅薄,歌词尤其鄙陋。

在六十年代的文坛,期刊杂志曾经是为严肃文学证道甚至殉道的重镇。除了同人诗刊之外,《文星》《现代文学》《文学季刊》《幼狮文艺》《纯文学》等杂志,前前后后,撑持了大半个文坛。若要追寻六十年代的脚印,多在此中,因为那时报纸的副刊,除了林海音、王鼎钧少数主编者之外,都不很同情现代文学,所以“前卫作家”之类不得不转入地下,成为“半下流社会”。

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情况却有了逆转,副刊渐执文坛牛耳,文学杂志却靠边站了。令人印象最深的,乃是崛起《人间》的“高信疆现象”。……在文坛上,当时写实主义与乡土意识乃应运而生。高信疆适时出现,英勇而灵巧地推进了当年的文运,影响至为深远。方其盛时,简直可以“挟缪斯以召作家”,左右文坛甚至文化界的气候。他的精力旺,反应快,脚步勤,点子也多,很有早年萧孟能、朱桥的遗风,却比前人多了大报的销路、频率、财力可供驱遣。从专题策划到美工升级,从专访、座谈、演讲、论战到大型文学奖的评审,副刊在高信疆的运转之下,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魅力与影响。

这情形,直到一九七八年痖弦从威斯康星学成归国,才有改观。痖弦是一位杰出诗人,且有多年主编《幼狮文艺》的经验,文坛的渊源深广,接手《联副》之后,自然成为另一重镇。于是两大报副刊争雄的局面展开,成为文坛新的生态。在七十年代,报禁未开,每天三大张的篇幅中,副刊最具特色,影响十分深远。作家在大报上只要刊出一篇好作品,就为文坛众所瞩目。反而在解严之后,各报大事增张,徒然多了一些言不及义的港式“无厘头”副刊,模糊了文艺和消遣的区分。在“鸡兔同笼”的浑水里,真正的作家欲求一文惊世,比从前反而要难得多了。

七十年代的文学期刊,只有《中外文学》和《书评书目》等寥寥几种,影响不如六十年代。两大报的副刊不但读者多、稿酬高、言论开放、文章整齐、版面活泼,且多海外作者,视界较宽。两边的编辑部有的是人力与财力,而且勤于邀约海外稿件,因为当时台湾的言论与资讯限制仍多,海外学者与作家乃显得见多识广,尤以对大陆的情况为然,何况人在海外,也比较不怕政治禁忌。所以夏志清的论评、陈若曦的小说,每刊一篇,常会引起一阵轰动。曾有若干作者,在台湾投稿不刊,去了美国再投回来,就登出来了。这种“远来僧尼情意结”(因为有不少女作家),引起一句笑话:“到人间的捷径是经由美国。”

香港,当然也是一条捷径。早在七十年代,相对于台北的禁闭,香港是两岸之间地理最逼近、资讯最方便、政治最敏感、言论却最自由的地区;而在两岸若离若接的后门,也是观察家、统战家、记者、间谍最理想的看台。

……

我去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系任教,是在一九七四年的夏末。这决定对我的后半生,影响重大,因为我一去就是十一年,再回头时,头已白了。如果我当初留在台北,则我的大陆情结不得发展,而我的香港因缘也无由发生,于是作品的主题必大为改观,而文学生命也另呈风貌。历史的棋局把我放在七十年代后期的香港,对我说来,是不能再好的一步。

但是初去香港,却面临一大挑战。英语和粤语并行,西方和东方交汇,左派和右派对立,香港确实是充满矛盾而又兼容并蓄的地方:两岸下棋,它观棋,不但观棋,还要评棋。

我去香港,正值“文革”末期,……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口号是“认祖关社”(认识祖国,关心社会),言论完全追随新华社,对台湾的一切都予否定。从九龙乘渡轮去香港,中国银行顶楼垂下的大红布条,上书“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在波上赫然可见。……

在那种年代,一个敏感的艺术心灵,只要一出松山机场,就势必承受海外的风雨。香港,中国大陆统战的后门,在“文革”期间风雨更大。首先,你发现身边的朋友都变了。於梨华学妹进入大陆的前夕,在香港和我见面,席间的语气充满了对“新大陆”……的乐观。温健骝,我在政大的高足,准备研究《金光大道》做他的博士论文,并且苦谏落伍的老师,应该认清什么才是中国文学的大道。唐吉诃德方欲苦战风车,却发现桑丘·庞沙,甚至罗西南代都投向了磨坊的一方,心情可想而知。

然后是左报左刊的围剿,文章或长或短,体裁有文有诗,前后加起来至少有十万字,罪名不外是“反华”“反人民”“反革命”。有一首长诗火力射向夏志清和我,中间还有这样义正词严的警句:你精致的白玉苦瓜,怎禁得起工人的铁锤一挥?时间到了,终难逃人民的审判!

上课也有问题。我教的一门“现代文学”,范围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选课的学生少则五六十人,多则逾百。可是坊间的新文学史之类,不外是王瑶、刘绶松所著,意识形态一律偏左,从胡适到沈从文,从梁实秋到钱锺书,凡非左作家不是否定,便是消音,没有一本可用。我只好自编史纲,自选教材,从头备起课来。还记得在讲新诗的时候,一位左倾的学生问我,为什么不选些当代进步的诗人。我正沉吟之际,班上另一位学生却抢着说:“那些诗多乏味,有什么读头?”问话的男生拗不过答话的女生,就不再提了。那女生,正是黄维樑的妹妹绮莹。

每学期末批阅学生的报告,也是一大工程,不但要改别字,剔出语病,化解生硬冗赘的西化句法,更要指出其中史观之浅陋、评价之失当,在眉批之外,更要在文末撮要总评。有一年的暑假,几乎就整个花在这件事上。终于渐见成效,学生的流行观念渐见修正。如此两年之后,四人帮下台,“文革”结束,香港的大学生们才真正重新“认识祖国”。也就在这时,梁锡华与黄维樑新受聘于中文大学,来中文系和我同事。我们合力,纠正了新文学教学上肤浅与偏激之病,把这些课程渐渐带上宽阔的正轨。

七十年代的台北,曾经是不少香港人心目中可羡的文化城。以治安而言,当年台北远胜于香港,侨生漫步于夜深的台北,觉得是一大解脱。一九七五年,中文大学入学试的中文作文,题目是《香港应否恢复死刑?》,考生多以慨叹本地治安不宁破题,再引台北为例,说明有死刑的地方有多么宁静,结论是香港应该学学台北。

那时香港的作家羡慕台北的报纸重视文学,不但园地公开,篇幅充裕,稿酬优厚,而且设立文学奖,举办演讲会,对社会影响至巨;也羡慕台北的书市繁荣,文学书籍出得又多又快,水准整齐,销路也好。颇有一些香港作家愿意,甚至只能,在台北出书。同时,台湾学生的中文程度,也要比香港高出一截。

二十年后,台北的这些优势都似乎难以保持了。中产阶级因治安恶化,政局动荡而想移民。作家们甚至在讨论,文学是否已死亡。文学奖设得很多,奖金丰富,但竞争不够热烈,而得奖人别字不少。台湾是发了,但是发得不正常,似乎有点得不偿失。

七十年代一结束,我曾迫不及待,从香港回到台北,在师范大学客座一年。那时我离台已经六年,心中充满了回家的喜悦,走在厦门街的巷子里,我的感觉“像虫归草间,鱼潜水底”。八十年代的中期我回台定居,再见台北,那种喜悦感没有了。我几乎像一个“异乡人”,寻寻觅觅,回不到自己的台北。

八年来我一直定居在高雄,不折不扣,做定了南部人。除了因公,很少去台北了。现在我的新双城记似乎应该改成高雄对台北:无论如何,北上南下,早已八年于兹。但是我对台北的向心力已大不如前,不如我在港的年代,因为台北似乎失去了心,失去了良心、信心,令人不能谈情、讲理、守法,教我如何向心?

……愿我的双城长矗久峙,永不陆沉。

一九九三年七月

(本文略有删改——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