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第二章 永不熄灭的光 卡莱尔故居

一九七六年八月,香港暴雨成灾,我却在苦旱正长何草不黄的伦敦,作客一旬。对我,伦敦这地方既陌生又亲切。陌生,是不消说了,伦敦之大,我认识的人不上一打。鬼呢,倒是认得很多,最多的一群是在西敏寺里。也许认识得太多了,只觉得整个伦敦幢幢尽是鬼影,像一座记忆深远的古屋。幸好我所认识的那许多鬼,大半都是美丽的灵魂,且已不朽。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正是这样的一位。

到伦敦后第四天的早晨,在周榆瑞先生的向导下,瞻仰了这位苏格兰文豪的故居。屋在伦敦西南齐而西区的沿河地带,与河堤相距,不到半盏茶的工夫。两人从地下车站冒了上来,沿着泰晤士河,施施朝西而行。正是夏末秋初,久旱不雨的伦敦,天蓝得不留余地,左首的一排堤树,绿中带黄,丛叶已疏,树外是齐而西河堤仆仆的车尘,再外面,便是缓缓东流的泰晤士河了。向里看,是一排维多利亚式的三层楼屋,红砖黑栅,白漆窗框,藤萝依依,雀噪碎细,很有一种巷闾深寂的情调。干燥的季节,人家院子里的玫瑰却肆无忌惮地绽着红艳。

榆瑞停了下来,隔着疏疏的铁栏,为我指点一座显经修葺的老屋,门侧的墙上挂着一块白牌。走上前去,才看清上面写着“乔治·艾略特故居,一八八〇年艾略特在此逝世”。向前再走数户,又有一家墙上挂着白牌,上书“罗赛蒂与斯温伯恩旧宅”。

我说:“这条街可不简单,住过三位大师。”

榆瑞笑起来:“里面的陈设早就改了。新主人不甘寂寞,挂块名牌自我炫耀一番,可不像纪念馆那样任人参观的。”

再往前走了百多码,背着泰晤士河向右一转,我们就站在倩尼路(Cheyne Row)口了。这是一条僻静的短街,一眼可以望到街尾。面西的一排楼房,都建于十八世纪初年,格式大致相仿:无非是白石红砖砌成的三层楼,拱形的门,狭长的窗子,斜起的屋顶下面是阁楼,上面则竖着烟囱和一排排整齐的通风罩子。

临街的矮铁栏内,可以窥见半蔽在街面下的地下室,通常是用来做厨房。我们朝北走去,在一座悬着“卡莱尔故居”长方横牌的屋前停了下来。

眼前这十八世纪的古屋,正是倩尼路二十四号,百年前的旧制则是倩尼路五号。从一八三四年六月十日到一八八一年二月五日,也就是说,从迁入的那一天起到逝世的那一天止,左右维多利亚一代文坛的哲学家、史学家,兼批评大师卡莱尔,就在这屋里消磨了他后半生的悠悠岁月。

卡莱尔是苏格兰人,与济慈同年诞生,但由于成名颇晚,且又长寿,在文学史上却被划入维多利亚时代,成为十九世纪中叶的核心人物。他漫长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而以一八三四年迁入这古屋为其分界。前半生他穷困潦倒,默默无闻,一直埋没在苏格兰的故乡。迁来伦敦定居的那年,他已经三十九岁,出版过《席勒传》,译介过德国浪漫文学,因而受知于歌德,又刚刚发表了他的哲学巨著《裁缝新制》(Sartor Resartus)。尽管如此,英国的文坛仍然不识卡莱尔其人。先是三十一岁那年,卡莱尔和美丽而多才的珍·威尔希结了婚,两年之后,他们迁去苏格兰的克瑞根普塔克,隐居在一个荒僻的农庄上,一住便是六年。据说好客而又聪慧的卡莱尔夫人,在这一段日子里很不快乐,便怂恿她的丈夫南征伦敦。卡莱尔自己也感到,要为伦敦的刊物撰稿,最好是能和那些编辑经常来往。他们终于告别了故乡,迁来英国的文化之都;而当时,住在相连的上倩尼街的,正是奖掖后进不遗余力的名编辑亨特。搬进倩尼路五号的新居之后,卡莱尔不但生活稳定,而且把住了英国文化生命的脉搏,他的文学事业立刻改观,《法国革命》一出版,他便成名了。

榆瑞按了门铃。一位衣着朴素笑容可亲的中年妇人出来应门,带我们到临街的客厅,向我们收了参观费后,笑说:“楼下楼上,随意参观,恕我不奉陪了。”像倩尼路其他的西向楼房一样,卡莱尔的故居也是三楼一阁,地下另有厨房。偌大的一幢房子,屋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天井和花园,当年卡莱尔付的租金,却是每年三十五镑。卡莱尔和夫人在里面住了那么多年,房东数易其人,房租却始终不变,也可见得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有多安定,比起我在伦敦朋达旅馆每天十八镑的租金,真是隔世之别了。

我和榆瑞从前厅到后厅,又从后厅到毗连后院的瓷器贮藏室,在底层巡礼了一周。客厅相当宽敞,每间有四百多平方英尺,印有花叶的墙纸令四壁在秀雅之中别具温暖之感,典丽的花毡覆盖前后客厅的地板,后客厅的长窗外,园中的树影扶疏可见。当日卡莱尔夫妇搬进来后,雇了三个木匠,在卡莱尔夫人的监督之下,足足扰攘了一个星期,才把这几层楼的内部刮垢磨光,修整一新,卡莱尔和他的夫人都勤于写信,且以书简的文采见称。他们对新居的满足之情,在给亲友的信上充分流露。卡莱尔在给家人的信中说:“新居真令人惊喜不置:这房子十分宽大,空气流动,房间整洁,一切都充足有余。样式的不合时髦是到了极点,但住来舒服适用,也到了极点……我实在当不起这种福气。”卡莱尔夫人定居后不久,在信里这样告诉朋友:“喏,我居然来了伦敦,而且在泰晤士河畔新租的屋里若无其事地坐着,真是好妙吧?我们找到的新居真正不凡,格式是极为古色古香,很合我们的脾气;墙上都镶着壁板,雕着花纹,看起来有点古怪,一切都很宽敞,结实,合用,而壁橱之多,尤能令蓝胡子之流感到满足。两星期前,屋子前面还有一排老树,却来了几个神经病的伦敦佬,把它们连根拔走了。屋后有一个花园(姑美其名而已),零乱不堪,却也有两树葡萄,当令的时候可产葡萄两串,据云‘可食’,更有胡桃一株,我从树上摘下来的胡桃,几乎可值六个便士。”

前餐厅颇富历史的价值。大壁炉前的扶手椅,为卡莱尔夫人所惯坐。亨特来访,她便从椅上站起,迎吻贵宾。以前在大学里读亨特的名句:

珍妮吻我当我们见面,

从椅上她跳起身来吻我。

总以为珍妮是亨特的什么情人,现在才发现竟是卡莱尔夫人的昵称。卡莱尔夫人很有才气,文笔之美虽不能和她丈夫歌啸跌宕的雄风相侔,却也有她自己的谐趣、灵气与真情。这样美慧的女主人,本身原就有吸引四方才彦与豪侠的魅力,何况男主人更是名满文坛的大师?于是在夫妻两人的共同朋友之外,她更吸引了自己特有的一群宾客,其中尤为佼佼者,应推意大利的志士马志尼和法国革命家贾维尼亚克。两人都是流亡英国的政治犯,他们那种先忧后乐肩负国难的壮怀热血,最能赢得倩尼路五号女主人的青睐。另一位国破罔依的伤心人,也曾经来她家做客。那便是萧邦。据说前餐厅一角的那架钢琴,便曾经他有名的十指抚弄。

一八六五年,前餐厅改装,成为卡莱尔晚年的书房。至于后餐厅,则是卡莱尔夫妇沐着晨曦共进早餐的地方。后来书籍累积愈多,两边壁上也就倚满了书架和书柜。在这间房里,壁炉边的榆木靠背椅,桃花心木的便椅,和置放鸟笼的小圆几,都是她的遗物。前后餐厅的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画像、照片和浮雕,共有四十多件。其中卡莱尔自己的画像和照片当然最多,大致面容清癯,棱角突兀,神情十分严肃,不但眉下目光炯炯,而且鹰隼之下嘴唇紧闭,意志显得非常坚定。卡莱尔早年英俊无须,到了晚年,他便蓄起满腮满颏的须来。世人习见的卡莱尔,是美国画家惠斯勒所绘“卡莱尔像”中的老人。那时卡莱尔已经七十七岁,寂寞鳏居也已六年,图中的老作家侧面而坐,一身黑色大衣,高顶的黑呢帽覆在膝头,右手拄杖,左手压在交叠的股上。此时的卡莱尔须发鬅鬙,神色黯淡,显已垂垂老去。其他人像之中,最引我注意的,是歌德与爱默生。这两位文豪,一位是卡莱尔的前辈,一位是他的晚辈,和他的关系都很密切。歌德的作品传入英国,卡莱尔是最早的译介人之一,卡莱尔的作品传入美国,则是爱默生的首功。经过这位晚辈的宣扬,卡莱尔早年在美国的声誉甚至超过国内,作品的销路也是美国领先。

其实爱默生只比卡莱尔小八岁。他曾经两访卡莱尔:第一次是在苏格兰那幽僻清冷的农庄上,那时爱默生才三十岁,卡莱尔刚发表了他最杰出的论文《论本色》,最重要的哲学大著《裁缝新制》也甫脱稿,但还不能算已成名。年轻的爱默生却已慧眼独具,觑识他行将领袖文坛的潜力。那时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都已逾花甲,在政治上成为保守分子,浪漫派少壮的一辈,拜伦、雪莱、济慈,均已早夭,而比爱默生更年轻的丁尼生和布朗宁当然还未成气象;青黄不接的英国文坛,可谓无人。爱默生在卡莱尔对教会、议会、工业社会的猛烈批评里找到了一位先知,感奋之余,便带了经济学家米尔的介绍信,迢迢北征,去苏格兰拜访卡莱尔。做主人的很喜欢这位美国来客,事后在给米尔的复信中说:“你介绍的爱默生,在寂静的星期天午后,我们正用膳的时候,乘车来了。这个人真是温和、可嘉、可亲,而又热心,我们真要感谢他那么风趣地解除了我们的寂寞……我真正喜欢此人的一点,便是他的健康,他的怡然自得。”十四年后,爱默生已经成名,在伦敦讲学十分轰动,再访卡莱尔于倩尼街五号。这时卡莱尔当然早成了英国文坛的大师,但他的胃疾和脾气却似乎愈来愈坏。对于爱默生的再度来访,他似乎颇不耐烦。事后他写信给贝灵夫人说:“和他对谈,真把我累垮了;他似乎有一条美国佬的倒霉规矩,就是,除了睡觉之外,谈话必须无休无止地进行:真是恐怖的规矩。确是一个心地纯洁而崇高的人;‘崇高’而不博大,就像柳树和芦苇那样,从他那儿是采不到什么果实的。一张精致而瘦薄的三角脸,没有牙床也没有嘴唇,只有削弯的鹰钩鼻子;公鸡特有的那种脸:惊天动地的大事不是这种人做的。”

二楼临街的房间,是藏书室兼客厅,来此拜访的宾客,包括狄更斯、萨克雷、丁尼生、布朗宁、罗斯金、达尔文和马志尼那一群流亡的爱国志士。一八八一年二月五日清晨八点半钟,卡莱尔便死在这间房里。开始的十年,卡莱尔用这里做书房,他的成名作《法国革命》便完稿于此。该书第一卷的初稿,被米尔借阅,不慎焚毁;当日也就是在这间房里,卡莱尔看着米尔脸色苍白神情惊恐地冲进来,带来令人伤心的噩耗。从一八四三年起,卡莱尔夫人便将此室改为客厅,不但房间加大,窗户也予以拓宽,壁上也裱以美丽的墙纸。今日室内所陈,多为当年旧物。除了近千册的那一橱藏书之外,我认为最动人怀古之情的,有三件遗物。第一件是那四折的屏风,一八四九年,卡莱尔夫人在上面贴满了版画和人物犬马的图片。她死后,卡莱尔思人怜物,倍加珍爱,后来甚至在自己的遗嘱中,把屏风赠给甥女玛丽·艾特金。第二件是圆桌上葫芦形古台灯旁供着的长方木盒,当日卡莱尔新婚,歌德寄赠的贺礼数件便珍存盒中:其中的一件是歌德的五卷诗集,上题“卡莱尔伉俪新婚留念”。第三件是卡莱尔坐读用的绿皮扶手椅。椅极宽大,左边扶手上并装有一具阅读架,书本可以翻开斜置于架上,架也可以作九十度的推移,十分便于学者安坐久读,椅前还放着一个圆形的厚垫子让坐者搁脚。这一张体贴入微的安乐椅,是卡莱尔八秩大庆时约翰·福斯特献赠的贺礼。正如情人应该有一张好床,作家也应该有一张宜于久坐的好椅。我在卡莱尔的安乐古椅上坐了好几分钟,感到十分欣羡。

卡莱尔的胃病是有名的。在爱丁堡大学苦读的时代,他就患上了消化不良症,后来一直苦于此疾,以致时常脾气急躁,情绪不稳,甚至影响到他的文体。论者常说卡莱尔师承歌德,其实卡莱尔坚毅而沉郁的风格,和歌德的清逸倜傥大异其趣。歌德难于了解卡莱尔的精神困境,正如卡莱尔之难于欣赏歌德的风流自喜。歌德出入宫廷,周旋于帝王卿相之间,卡莱尔却无意于迎合当道。卡莱尔暮年觐见维多利亚女皇,女皇以为他会侍立应对,不料卡莱尔倚老,只说了一声对不起,便径自坐了下去。卡莱尔是一位悲观的先知,兰姆的谐趣与怪诞他往往不能欣赏。他在笔记里感叹说:“哀哉兰姆,哀哉英国,如此可鄙的畸胎儿竟有天才之名!”我相信福斯特送给卡莱尔的这张扶手椅,是特为一位久患胃疾的老人设计的。

三楼是卡莱尔夫妇的卧室,目前由守屋人居住,不对外开放。再上去,便是阁楼了。卡莱尔既苦于胃疾,又兼寝不安枕,总觉得邻近街坊的杂音太吵,使他难于专心写作。先是有一架钢琴叮咚,继而又有一只鹦鹉在饶舌,最后又是哪家院子里有一群“鬼鸟”在厉鸣磔磔,害得卡莱尔不断换书房逃难。终于在一八五三年,他痛下决心,在屋顶加盖一间隔音的阁楼——他着匠人特殊设计,屋顶的天窗特别大,临街的长窗特别窄,屋顶的石板瓦和天花板之间隔成一层气槽,天花板和地板上,更装上可以调节的铁条通风窗。阁楼盖好后,卡莱尔欣然搬进新书房去,却发现泰晤士河的水声传来,这间密室竟有扩音的特效,而附近那些“鬼鸟”的磔磔,仍然隔之不绝。尽管如此,他却在这间密室里,为撰写《腓特烈大帝》(History of Frederick the Great)的皇皇巨著,前后工作了十二年。一八六五年,六卷的《腓特烈大帝》全部出版之后,卡莱尔迁回底楼的书房,这间阁楼便改为女仆的卧室了。

榆瑞端详着壁上悬挂的德国历史人物的肖像,和室中陈列的一些遗物,诸如作者的手稿、护照、短简和手杖等等。我则坐在卡莱尔的写字台前,设想文豪当日,坐在这张椅上,听着泰晤士河东流的波声,时而闭目冥想,时而奋笔疾书的情况。十二年!羽笔都不知写秃了几支?早夭的作家如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1752—1770)和济慈,一生创作的岁月,加起来也不过这一半长。要完成这样的巨著,必须时代和作家合作,才能终底于成;如果时代动乱,或是作家命短,就难竟全功了。维多利亚时代太平,文人又多长寿,这样的巨著鸿篇也就不少。卡莱尔动手写《腓特烈大帝》时,年纪已近六十,文名早著,经济无忧,自不必汲汲为稻粱谋,所以才能沉下气来,高楼小阁,一栖便是悠悠一十二载,再下楼来,已成古稀老翁了。不禁想起另一位史学家陈寅恪,后半生流离失所,抗战时期不但营养不良,要门人送奶粉疗饥,就连书写的稿纸也难以为继——比起卡莱尔在这幢华屋里近半世纪的安居长吟,真是令人感叹了。

《腓特烈大帝》全书既出,卡莱尔在学界声誉更隆;就是这一年,他继格拉德斯东之后,被选为他母校爱丁堡大学的校长。这是他一生事业的巅峰。在凯归的心情下,他回到故乡去发表就任演说,却传来噩耗,说卡莱尔夫人病故。老年丧偶,卡莱尔一恸欲绝,从此感伤不振。最后的十五年鳏居,他绝少写作,只是读书自娱,或是接见四方来访“齐而西圣人”的宾客。七十九岁那年,他接受了俾斯麦颁赠的普鲁士大成勋章,却拒绝了英相狄士瑞礼封他的从男爵号。卡莱尔死后,并未埋于西敏寺,国人从他遗愿,埋他在故乡艾克里费城(Ecclefechan)。

两人饱览了近三小时,在“齐而西圣人”偌大的故宅里,更未遇见第三位朝圣的香客。十九世纪的沉默包围着我们,除了自己的跫音,也未闻当日圣人畏闻的琴声、禽声。两人从楼梯上下来,榆瑞说:

“我就料到不会有什么游客,所以特别带你来,可以从容低回——”

“真是太好了!是要这么沉思冥想,叹凤伤麟,才能进入情况,恍若与古人踵武相接。不像前天去参观狄更斯的故居——”

“那可是挤。”榆瑞举眉睁眼,戏作惊愕之状。

“可不是,三辆游览车停在门外,游客列队而入,接踵而出,人多口杂,不到半个钟头,已经催着上车,说,不然就错过下一个节目了。因为游客太多,狄更斯馆里的一几一椅都有围绳拦护,只觉得一切都有距离,既紧张,又拘束,想象没有回旋的余地,很难投入狄更斯的世界里去。所谓游客,大概是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了。本地人血汗的现实里,偏有一批批游客来寻梦,东张西望,乱拍照片,不知所云。游客呼啸过处,风景蒙羞,文化跌价,千古兴亡不付给渔樵却付给哓哓的向导。”

“你自己不也是一个游客?”榆瑞笑道。

“所以觉得自己也讨厌。英国这地方,应该住下来慢慢咀嚼。一座西敏古寺,两小时要一览无余,简直是开玩笑。”

在西敏寺的诗人之隅,卡莱尔并没有塑像,只有一块平面的地碑,位置并不显眼,且为排椅所蔽。卡莱尔生前享名之盛,影响之广,俨然伦敦文坛的盟主,如今他的声誉不再像百年前那样显赫,汗牛充栋的巨著也少人阅读。卡莱尔和狄更斯并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豪;卡莱尔长十七岁,可称前辈,狄更斯的小说《艰难岁月》便是献给这位先驱的。百年之后,狄更斯的故居游客摩肩,卡莱尔的旧址却香火冷落,对照一何鲜明。

卡莱尔是历史家也是传记家,他在《英雄与英雄崇拜》里曾说:“世界史不过是伟人合传。”傅斯年称为“滑稽之雄”的萧伯纳,深受卡莱尔的启发。卡莱尔阴郁的警告,到萧伯纳笔下成了嬉笑怒骂;卡莱尔的英雄,萧伯纳笔下叫作超人。狄更斯是小说家,他写的大半是中下层社会的匹夫匹妇,但是虚构的小说却似乎比实传的历史更为真实,更接近人性,更垂之永久。卡莱尔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扮演的是告警报忧的先知,捧着那时代一颗不安的良心,对于重量而不重质的工业文明和议会政制,对于机械的压倒人性、宗教的流于形式等等,无不猛施攻击。在政治上,他是一位富于贵族气质的激进分子,一方面不信任芸芸黔首,另一方面又不屑趋附当道。他对于人民的福利极为关心,但认为拯救之道不在人人争取权利,而在人人尽到责任。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主义,很难见容于锱铢必较的工业社会。卡莱尔那种一士谔谔、独排众议的胆识,在当时固然折服了多少才彦,但他载道的方式,是《圣经·旧约》里先知的大声疾呼,当头棒喝。他曾经批评同代的另一位历史家麦考莱说:“麦考莱偶尔一读亦无妨,但谁也不愿住在尼亚加拉大瀑布之下。”话固说得俏皮,但是也可以反施于卡莱尔自身。下面是卡莱尔典型的啸吟文体:

英勇的海上船长,北方的海上王哥伦布,我的英雄啊,忠诚的大海王!你面临的不是顺境,在这荒凉的深海:你的四周是受挫的舟子在哗变,后面是羞辱与毁灭,前面是看不透的海之面纱。

英国现代作家克勒敦·布洛克对这段的评语是:“如果一位作家长期使用这样的风格,就像一个人声嘶力竭在说话,终使我们感到疲倦。”卡莱尔雄劲突兀的笔锋,当然也不尽如此,不过他确是以诗为文,以文为史,可谓史家中之散文诗人。

下得楼来,榆瑞和我又轻推通道的纱门,步入屋后的花园。约莫五十坪的面积,比起榆瑞寓所的后院,只得一半大小的光景,但也足够一代文豪行吟流连的了。花园实分两部。近屋的一边是石板铺砌的天井,卡莱尔生前常爱来这里坐读;盛夏的日子,他会搬一张小书桌,到凉翠的树荫里去写作。远屋的一边有石板路相通,草地和树木修护得十分整洁,可惜天旱,无缘目饫芳草的鲜碧。除了卡莱尔夫人给朋友信中提到的葡萄和胡桃,还有樱桃、山楂、茉莉、薄荷、紫丁香之属。园中原有两张瓷凳子,现在只剩一张,卡莱尔却爱搬一张厨房的椅子来坐。文豪的弟弟从苏格兰送来一把镰刀,他便用来刈草芟藤,然后挂在那樱桃树上。樱桃虽然丰收,群雀却先来偷尝。卡莱尔生前很喜欢这园子,常常亲自来修护。他在信里说:“我可以像从前(在家乡)那样,便装草帽,在园中徘徊,安安静静抽我的烟斗……我买了三株果树,栽在这一方可怜的多烟的花园里;那些老果树已是一百五十年前某位善人的功德,不是死了,便是须要拔除;只剩下一树梨一树樱桃,似乎是今年水果收成的唯一指望了。或许下一代有位可怜的馋嘴伦敦佬,会比我收成好些。”

先知的预言似乎是落空了。我所见到的英国,不但丰收无着,连绿油油的芳草也枯黄欲萎了。“一老人在干旱的月份,等待下雨”,艾略特的音调在心里响起。甘霖在何处呢?这民族最后的一位英雄,衔着雪茄,已经像先知一样,“与洪荒的巨人长眠在一起”。只留下一位白发的老孀,在荒旱的岁月,拍卖那英雄的颜色维生。

我们走上街去。倩尼路二十四号的大门关上,厚沉沉地,像阖上维多利亚那时代,黑封面的一部巨书。堤外只有泰晤士河还流着,那波声,不知是诉说时间,还是永恒。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八日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