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 进化论PK帝王权威

中国的皇帝是人不是神,这一点大概是人人都知道,但是,如果生活在帝制时代,情况也许会有点不一样。真正明白就里,知道皇帝跟我们一样,吃喝拉撒,会生病也会死掉的,除了皇帝的身边人,就是那些明白人或者野心家。剩下的芸芸众生,恐怕多少会觉得皇帝还是有点神气,能坐上龙椅的,如果是人的话,也是非常之人。那些一向崇拜清朝皇帝的蒙古人,只有到了跟末代皇帝溥仪一同蹲了监狱,而且受了教育,才会发现原来自己和祖先多年崇拜的对象,是个拉完屎连裤带都系不好的人。

从前接触辛亥革命的史料,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当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时候,很多老百姓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皇帝没有了,我们可以不交租税了。害得革命党人成立的各级军政府没有钱用,马上就得派兵下乡,逼迫老百姓交钱交粮,但还真的就有很多百姓即刻武装反抗,江南地方,许多县的革命党人,对付清朝倒没有动过武,对付抗粮抗税的百姓,倒是真的开枪开炮来着。

读郑超麟回忆录,发现他说他们家乡的人也有类似的事情,在辛亥革命之后,乡民们都传,皇帝没有了,什么都不用怕了。因此,土匪多了,贩私盐的多了,抗粮抗税也多了,新的县政府想要管管,结果乱民聚众,一哄而起,吓得县知事从衙门后门逃走,最后还得前清时候的老知县出来说和,民国的县知事才可以重新回来任事。

虽然,这样的事情可以说都是个案,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民国初年,各地政府统治的武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在整体社会状况跟清末类似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往往非得依靠军队才能完成过去的征粮征税任务,甚至乡绅们也不得不武装起来,没有武力背景的乡绅,往往难以维持在乡间的权威。很大一部分介于“刁民”和良民之间的人,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变得比较不安分起来,下层社会,骚动不安,使得治理,变得相对困难了许多。

袁世凯之所以再行帝制,一直舆论都抨击说他自己有帝王野心,在做皇帝梦。其实,作为清末以来公认的最能干头脑最清醒的能臣,如此精明的袁世凯,就算我们能证实他确实有这种偏好的话,其政治抉择,不大可能全然出于自家的偏好。以当时的情势论,他和他的谋士们,显然都看到了我们上面所说的皇帝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的权威魅影。当时所谓共和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舆论喧嚣,背后的意思就是中国人更适合皇帝的统治。

袁世凯的悲剧,从技术角度,可以说他在所谓筹备帝制的阶段,完全丧失了对外获取真实信息的能力,大大低估了自家周围的马屁精们操控“民意”的本领,以至于被这种虚假的民意蒙在鼓里。从策略角度,则是忽略了进化论在近代中国的作用。

自从严复把进化论或者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进中国,很快就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第一号信仰。读书人在看天演论的同时,不仅把名字改成了“适之”和“竞存”,而且还因此自我洗了脑。进化论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青年(当时叫少年)胜过老年,体现在制度上,就是康有为的“新三世”,封建帝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递进。最关键的是,所谓的进步,一律是直线前进式的,有进无退。中国既然已经变成了共和,就不能再退回去,不管共和的实际效果如何,倒退,就意味着开历史的倒车,逆世界历史的潮流而动,当然也就等于大逆不道。

老百姓不懂什么进化论,什么达尔文,甚至不知道什么叫共和,什么叫专制,如果再出一个皇帝,或者旧皇帝再坐龙廷,也无可无不可,只要这个皇帝不追究他们脑袋后面有没有辫子。但是,决定政治进程的,往往不是老百姓,而是有知识的中上层,包括清末民初那些喝了洋墨水的武夫军头们。他们中的某些人,如果想保住自己割据一方的特权,反抗中央,意味着反叛,但是,如果赶巧中央自己把总统换成皇帝,则给了他们一个反对开历史倒车的堂皇理由,只要有人举起这个大旗,至少在中国社会的中上层,就有了天然的合法性。

进化论和帝王权威PK的结果很滑稽,一个具体的强人倒下了,背着千古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