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音 军国与民国的两套逻辑

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之一。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三联书店推出。

陈志让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读何炳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的回忆篇札,可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它第一次让我们知道,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三大高潮之外,居然还可以这样写。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传神而简洁。从晚清到民国,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在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次第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做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其锽、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本来,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派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的关键。一边是战争和割据,一边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破坏;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真正破败。都市有了现代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现代物件,就是汉阳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缺失了关键的部件,立不起来了,一部分上层人士,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会进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

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于是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土匪、流氓、私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靠边站。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横行,你杀来我杀去,不服就比较刀法枪法。即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

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印十三经。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体,无论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

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几代人奋斗的果实。他们中,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军事学堂的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并非少数。国家变成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军人也很痛心。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都表现出对民国这种西式政体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样,都得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当了总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派兵拿人。其他的人,赶上脾气不好的,也许会把报馆封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批评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记者的毛病。

就算陈志让先生没有提及的国民党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是开人家天窗而已。大学更是如此,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无法置喙,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没法子说了算。清华大学属于国立大学,可在梅贻琦长校之前,接连几任校长都被学生和教授们轰走,政府也无可如何,断然想不到治这些闹事者的罪。大学里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谁也干涉不了,即使在国民党激烈查禁“赤化”的时候,大学里教马克思主义也是合法的。党化教育,最终的结果,也无非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对大学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影响,顶多算是一个政治厕所,只能吸引些职业学生像苍蝇一样飞进飞出。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民国时期,一方面是军人专权、军阀割据,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在一些军阀热衷恢复传统道统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民国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

《军绅政权》是陈志让先生30年前的旧作(1978年的讲稿),这样的旧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够再版,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史学界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什么时候,我们的史学界不再盯着有皇帝留辫子的大清朝,分点精力给国人第一次民主政体实践的民国,也许会让国人对历史研究多点信心,没准,中国今后转型的路,还可能因此而好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