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曾经的文化 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人们对某一事物或者某个人群的判断,往往受自身经验的影响。上某个机关办事,受到冷遇,从此对这类机关都没好印象;被某个地方的人坑了,也会导致对这个地方的所有人都失去了信任。生病找了中医,治好了就一辈子笃信;如果摊上是西医,治好了,也一辈子笃信,甚至爱屋及乌。我前些年研究晚清教案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入基督教往往是碰巧生病被传教士医生治好的缘故,入教时对基督教一无所知,入教之后也不甚了了,但对教会的虔诚却至死不渝。不过,有两个大大有名的人却不是这样,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胡适。

很多人都知道梁启超1920年代末死于协和医院一次失败的手术,当时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却误把梁启超健康的肾割掉,结果导致不治。这个医疗事故,在梁启超的坚持下,其家人一直讳莫如深,直到很久以后才被披露出来。在此之前,胡适先生也生过一场不小的病,巧得很,也是肾炎,在西医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副药下去,居然治好了。奇怪的是,胡适先生对此也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辞,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胡适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害得胡适先生最忠实的门徒罗尔纲先生大惑不解,不明白一直痛恨说假话的先生,为什么自己要说假话(参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

一个被西医治坏了不肯声张,一个被中医治好了也不肯声张,疗效虽殊,但用心却一,都是为了给西医留面子,生怕败坏了西医的名声。一个不惜以身相殉,一个不怕背上负义之名,就西医而言,委实令人感动。无论后人对此有何评价,二人此举毕竟标志着他们是有信念之人,不会因为一时的个人遭际,就放弃或者怀疑自己的信念。

不用说,他们的信念是科学主义。尽管二位基本上没有受过多少科学的教育和训练,研究的对象也不过是中国自家老店里的旧货色。梁启超只是自己看了几本粗浅的科学启蒙书籍,胡适到美国留学,开始学农学,被一个苹果难倒,随即转成哲学了,但他们对科学的信念却坚定得令人咋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代大部分提倡西学的人,骨子里都是科学主义者,认可西学,就是因为里面有科学的道理,而这个道理恰是具有验效而且能征服国人的。1920年代著名的所谓科学和玄学论战,其实所谓的“玄学”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却被一边倒地批倒批臭,将之混同于扶箕、请神之类的迷信,科学主义在学界高奏胜利凯歌。其中,虽说梁启超先生鉴于一次大战之后欧洲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思想有所回归,但科学主义的虔诚却依然没能因此而动摇,原因很简单,他毕竟是中国比较早震撼于西方先进科技成果,进而追求维新之人。

尽管在今天看来,科学主义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就当时的情景而言,他们对西医的维护确有道理。在1920年代,虽然对科学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出来说半个不字,但西医在中国还处在幼苗阶段,偌大的国家,四亿多人口,像样的西医,满打满算,也不足万人,系统受过教育的中国医生更是少得可怜。梁启超的手术事故,的确是某个西医的错,但并不代表整个西医体系全错了,尽管这个错发生在中国顶尖的协和医院也并不奇怪。中医治好了胡适西医治不好的病,也不代表整体上西医不如中医。现代的医疗卫生防疫体系,主要得依赖西医,才能建立起来,这是不争的事实。尽管这两位大学者不会以个体案例否定全体,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却不可避免地有着这样的习惯,恰好这两个案例又发生在这样两个酷爱科学、推崇西医的大名人头上,如果炒作出来,其影响所及,给西医造成的麻烦肯定是难以预料的。反过来,中医也一样会有失误和事故,甚至草菅人命的胡治,如果概率计算,中医出的问题肯定更多。翻一下过去的笔记,这种虎狼之医的记载还是很多的,如鲁迅先生那种个体体验,拿破鼓皮和墨水来治病的中医实在不乏其人。所以,单就一个方面的个体事件来说事,肯定是不够公平的。

不过,历史走到今天,中西医的位置已经倒过来了。具有宝贵价值的中医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如果今天的人们,还跟当年的梁启超和胡适一样,恐怕这二人死后有知,也未必会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