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名人、名士的“千古绝唱” “文甘草”的故事

在帝制的中国,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中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一般做了翰林之后,仕途最顺,不仅可以有机会外放考官,收若干门生,而且升迁特快,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位列卿相。不过,清末,却有两位翰林公参加推翻帝制革命的,一位是蔡元培,另一位是谭延闿。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位谭延闿。谭延闿本是贵胄公子,父亲谭钟麟本是清末的地方大员,不过面目相当保守,戊戌变法时任两广总督,不唯抵触革新,而且连前任兴办的水师鱼雷学堂也给裁撤了。谭延闿是谭钟麟晚年得的儿子,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利于优生,但这个老来子却非常聪明,书读得好,是光绪三十年会试的第一名,即会元。湖南名士王闿运闻之大喜,说是破了湖南的天荒(谭延闿是湖南人,湖南清季200年没人中过会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老子和儿子唱反调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儿子往往就激进,越是有出息的儿子就越有激进的可能。中进士入翰林之后,谭钟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谭延闿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宪派搅在了一起,高票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接下来辛亥革命,“山大王”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没多长时间就被刺杀,谭延闿被推上都督的椅子,从此落入“革命阵营”,二次革命反袁(世凯),国民党阵营的四个省督独立,也有他一份。此后谭延闿在湘督位置上几番上下,率领残余湘军跟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参加北伐,时而省长,时而督军,时而总司令,时而军长,最后做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因他是文官,人称“文甘草”。中药配伍各有禁忌,唯有甘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一起用。凡被人叫做甘草的人,往往有副特别好的脾气,谭延闿为人之随和,是出了名的。湘督三易上下,每次都安之若素,走之从容,做官时,下属进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即使被当面羞辱,他则装作不闻,即使被部下卖阵差点做了俘虏,他也不过是苦笑着摇摇头而已,所以,他的第二个外号叫谭婆婆。谭延闿人有名气,字也写得好(要是开门卖的话,完全可以卖个好价),他一直做着大官,按道理字不太好求,但湖南各地饭铺酒店到处都有他的墨宝,随便一个马弁副官,都可以替人求字,谭搭纸费墨,没有二话。其中也许有些是秘书长之类的代劳,但都得到他的首肯,肯将名义假借的。大革命时期,国共时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垒分明,但是唯有谭延闿,左派当他站在左边,右派当他站在右边,两边的攻击炮火,都擦不到他的边。反过来说,这种人的用处也不大,他做到行政院长,也不过是国民党内各个实力派都能接受的作为缓冲用的沙袋、一个军人政权的点缀。

谭延闿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赶上了一个武人当家的时代,遍地烽火,到处打仗。“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帮会、土匪、教门也各逞威风,有枪就是草头王,枪多气粗,各以实力说话。谭延闿一介贵胄公子,不幸又是读书种子,中过会元,点过翰林,虽然据说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时候曾经在武人面前露过一小手——可以双手使枪,而且枪法极准,但依然没有武人拿他当自己人,因为他不是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也不是保定系(保定军校毕业)。而他自己也没有亲自下部队,带兵打仗,实现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变,所以,尽管他当过的官尽是些“武职”,督军、司令、军长之类,但始终成不了一个带兵官,顶着那么多貌似军阀的头衔,却从来掌不了实权,实际上却是秀才遇见兵,不仅有理讲不清,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甚至赶走。

在那个时代,文人混在武人堆里,做幕僚也好,做“长官”也罢,往往带有很大危险性,弄不好就会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们给牺牲掉。可是由于谭延闿的好脾气,左右圆通,这种危险对他来说却似乎不存在。下面的武夫可以架空他,出卖他,驱逐他,但却没有人敢冒湖南乡里舆论的大不韪杀掉他。至于上面和左右的武人,由于他的圆通,对人不构成威胁,也安全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延闿是近代的冯道,苟安于乱世,靠的就是心平气和,处世圆通。据说,谭50岁那年,有人做祝词曰:“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立德立功,两无闻焉。”谭氏闻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连称奇才。说实在的,这祝词虽然刻薄了一点,但对于谭确实再贴切不过了。

谭延闿的时代,是中国现代的转型时期,可是,转型转成了文官沦为骄兵悍将的摆设,只有像冯道一样,心平气和,唾面自干,才能文运长久。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