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再霸道的皇帝说起来也是要在乎民意的。因为中国的皇帝跟日本的天皇不一样，不能躲在幕后假装自己是神的后代，对前台的政治纷争不闻不问，维持千年不改姓换代，万世一系。中国的皇帝诞生之初，原也打算传之万世来着，可是任谁也传不了那么久，短的二世而亡，长的也不过十几代天下就改了姓氏。改姓换代的原因多半是民意闹的，载舟之水沸腾起来，把船搞翻了。因此，皇帝都要关心一点民意，不仅有御史下去打听着，而且有的朝代还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采风，说是收集民歌民谣，顺便也采一点“群众意见”上来。

可惜皇帝距离老百姓太远，想要从皇宫里出来一次，动静太大，微服私行当小说讲讲解闷行，真的操作起来，难如上青天。我们的电视剧导演，经常把他们所喜爱的好皇帝说成跟老百姓心连心。其实，即使真有这样的模范皇帝、雷锋皇帝，老百姓特想亲近一下他们，也如当今追星粉丝们的狂热，两下互相够不着。

事实上，皇帝基本上是碰不到民意的，眼见、手摸，鼻子闻到的无非是官意。这一点，在用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说起来，用人当官，尤其是当大官，除了某些时候大权旁落，被女主、宦官、外戚或者权臣反客为主当了家的，理所应当是皇帝说了算，乾纲独断。一般来说，依皇帝的性格不同往往呈现出两种面目：一种是不大容易受外界的影响，皇帝自己说了算，说谁行，谁就行，不行也行；一种比较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也就是说，要征询大一点的官员的意见，然后再作决定。其实，所谓不受外界影响的皇帝也会受周围人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不那么直截了当而已。说白了，皇帝用人决策的信息来源只能是官意。

来自《晏子春秋》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说是齐景公用晏子做东阿的地方官，三年之后齐景公将晏子召来数落一顿说，我原以为你有本事才让你治理东阿，结果你治得乱七八糟。你赶快反省，否则我要处罚于你。晏子说，这样吧，臣恳请改道行之，再给臣三年机会，如果主公还不能满意，可以杀了我。不想，第二年晏子回国都汇报，齐景公非常高兴，亲自前来迎接，连说好哇好哇，你干得好。晏子说，其实我前三年治理东阿，一秉大公，贿赂不行，贫民得以救济，境内没有人挨饿，然而主公却要治我的罪。而今年我反其道而行之，贿赂公行，重加赋税，杀贫济富，打点上下左右，尤其重点贿赂君王身边的人，境内饥民过半，但是主公您却夸我。

小人不可得罪，有权者身边的小人尤其不可得罪，这是跟“为政不可得罪于巨室”一样的做官铁律。反过来，不得罪就意味着要讨好，不是两不相涉、互不侵犯。因为如果你不讨好，别人讨好，你的不讨好就变成了得罪。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哪个朝代，无论皇帝贤与不肖，皇帝身边的人男的女的包括没了关键零件的宦官，大家都要拍他们的马屁，至少得给面子的缘故。

退一万步说，即使皇帝周围的人，不是史书上说的那样都是势利小人，为官者在多数情况下想要升上去，而且升得快点，有一个条件还是得具备，那就是人缘，不，官缘得好。为官时，不仅要打点好皇帝周围的人，而且上下左右都得八面玲珑，弄个清爽。官缘好，首先脾气得好，个性是不能要的，脾气得收起来。想要干点事，又不大惹人怨恨，就得有唐朝娄师德唾面自干的好性子，或者吾日三省吾身，像林则徐那样在卧室里挂上“制怒”条幅，时刻提醒自己。如果不能，那就什么也别干，一味模棱，多磕头少说话，口中不臧否人物。历史证明，虽然史书上不多见这类人的事迹（实在没什么好说的），但这类人，一般来说升得快，上去的多，越是高层，越是堆积这样有人缘的高手。

古往今来，靠官意，命里注定选不出好官、能官、贤德之官。芸芸众官里，即使有个把明白人，也架不住大伙都喜欢油光水滑的琉璃蛋，或者老实巴交的窝囊蛋。真正为民做主的好官，民意倒是不错，可惜民意何如官意，为民难免得罪官，得罪了官，上下左右官缘不佳，多半免不了被淘汰。拖到最后的最后，民意只好在造反中表达，待到上达天听的时候，什么都晚了，大家一起，没死的话，推倒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