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的《苏报》案，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的历史学家的视野里，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几个特别善于舞文弄墨、也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党人接办了租界里一张影响并不大的小报，公开抨击政府，指名道姓地骂街，光绪皇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章太炎），要与“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邹容）。骂的刚回銮不久的西太后无论如何都坐不住椅子，指示当时的两江总督魏光焘无论如何要将这一干乱党捉拿归案。

可是《苏报》办在租界里，一干“乱党”（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等）也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出没，稍有风吹草动，就溜到租界去，让清朝的官员望界兴叹。还好，由于西太后雌威尚在，施加的压力足够的大，而且章太炎们骂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时的西方列强对已经服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给点面子，所以列强的领事们同意查办这些革命党，只是只能在租界内审办。清朝官场徇私舞弊的积习在这个时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办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跟这些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兵马未动，风却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这些人赶紧开溜（此公后来做了矿务学堂的总办，给学生出国文题，有“项羽拿破仑论”这样的好名目。这个学堂最有名的学生叫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加上报纸的老板陈范很识趣地走开了，只有骂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几乎是自投罗网似地被捉了进去。讲义气的邹容不忍心让老大哥独自坐监，也投案自首。在名为中外合议、实际上是洋人当家的会审公廨上，章太炎发挥自己文字学的学问，硬是考证出“小丑”的古义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没有骂人。邹容则辩解说，他那号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根本就是别人的盗版，他写是写了但没有发表。尽管两位经过高人指点，通晓西方法律的革命党在法庭上辩得让人直晕，但是原本就打算给清政府面子的法官还是判他们二人有罪，分别服刑两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苏报》原是一介普通的小报，在风气渐开的19世纪末，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聚集了太多的有闲和有闲钱的人，学洋人办报是这些闲人和闲钱的一种出路。《苏报》的创办人胡璋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报纸生钱，跟办工厂、开钱庄差不多，只是胡某人办得不好、赔累不起。转给陈范之后，虽说陈有政治倾向，同情变法，但也跟银子没仇（不挣钱的报纸办不下去），所以也得谋经营之道。谈政治虽然危险，但在那个年月却是时髦，有市场。据阿英研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通商口岸，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有人读。只是《苏报》最初谈政治，完全是康党（康有为之流）的口吻，可是随着朝廷政治颠三倒四地开倒车，戊戌政变直至闹到庚子之变，杀教士和教民，打使馆（外国舆论以为我们在搞恐怖主义），闹完之后又迟迟不肯认错，《苏报》也逐渐地走向激进，倾向革命了，当然，这里也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激进的言论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实，《苏报》案的一千主角们，跟孙中山不一样，当初也都是康党或者倾向维新的，章太炎就参与过《时务报》的事务。由改良转为革命，也都是因为对清政府的失望。

《苏报》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场的拉动，当然，一个很关键的催化剂是存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苏报》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轻判，对于后来的舆论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让游荡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从那以后，舆论界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对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压力，起了改革的推进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