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性格武夫 土匪绑票的特别赎金

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还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车,进入山东境内,经过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车头出轨,几百土匪,明火执仗,涌将上来,车上两百余名中外旅客(其中26个洋人,一说35人),除个别逃脱外,扫数被掠走,全部成为“肉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的黑手,是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美瑶得手之后,将肉票押上抱犊崮,然后放掉几个洋人女票,下山传信,提出条件,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求招安收编,弄个官军的师长旅长干干。抱犊崮是沂蒙山区很著名的一崮,山势险峻,但山顶却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犊时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难攻,可见一斑。雄踞于高崖险山之上,押着有二十几个洋票,孙美瑶自信手里有牌,官军不敢把他怎么样。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那个时候,国际上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态度坚定,一致取不妥协主义,而且也没有反恐的特种部队,有各种先进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国在事发之后,对自己国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个劲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只许妥协,不许弄强,事件涉及国的公使,一日三次跑中国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样,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人质的安全。说起来,当时当政的直系政权,算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西方最硬气的一届政府(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颇浓的吴佩孚的缘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届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闹穷,政府各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北京大街上,尽是讨薪的政府官员在游行示威,驻外使馆因经费不继,纷纷下旗回国。尽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对土匪,不能打,只能谈。毕竟,自晚清以来,洋人不仅代表着强大,而且意味着文明,洋人的命,无论如何都是金贵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们所倚仗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时不时地杀几个中国的肉票(土票)加压,却不动洋票一个指头,洋票在山上,住的条件都比土票好,还允许洋票有“通信自由”,让他们写“匪窟通信”,交到上海报上发表,让外国舆论压政府,外国政府再压中国政府。不过这么一来,一时间,办报的和读报的,都兴奋莫名。

唯一让外国人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并不多,山东地方,说起来并不是直系的地盘,压力加在北京政府头上,到底有多大用处,其实是个未知数。反过来,这一点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国人谈判的价码,抵制他们要求对绑匪无条件妥协的压力。利害相关的洋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知道全指望中国政府估计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辙,最后还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国通们厉害,说动了上海黑道很有势力、后来成为青帮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让黄亲自出马,带上各位黑道老大的亲笔信,上抱犊崮跟孙美瑶谈判。

黑道的面子要比白道大,事实上,在当时,没有土匪傻到跟帮会为敌,否则,他们贩毒走私的买卖就没戏了(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沟通起来很容易,黄金荣上山之后,谈判渐入佳境,孙美瑶不再漫天要价,山东军阀田中玉却得以就地还钱,孙部编成一个旅,由山东地方解决给养,先送上大批的粮食和2000套军服。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洋票被释放,孙美瑶下山接受改编,一场塌天大案,宣告结束。

不过,孙美瑶的旅长没有做上几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在枣庄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中兴公司有个北方著名的富豪俱乐部,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孙美瑶也是常客),当场,一个石灰包打在孙美瑶的眼睛上(韦小宝的伎俩),被熏得昏头的他,被一顿乱刀给捅了无数个透明窟窿,脑袋还给切下来传命各处,孙美瑶的部下群龙无首,在重兵包围下,也只好缴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计大部分还是当土匪去也。

从晚清到民国,是乱世。其实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个地方,当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时候,就会有匪类出来“帮忙”,官兵要当家,匪兵也要当家,争斗的结果,往往达成一个均势,各收各的“保护费”,维持一个虽说是畸形的,但也是一种秩序。不见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烧杀抢掠,道理很简单,都烧杀掉了,他们吃什么去?土匪的烧杀,往往针对那些不肯服软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装,抵抗过他们的村镇,烧杀主要是为了杀一儆百。尽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规模多大,最大的心愿还是受招安,从非法状态的收费,转到合法状态来。从晚清开始,也的确不断地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况下,有意招抚一些匪帮,让他们变成官兵,再去打别的土匪,一如《水浒传》上,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腊。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变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边的张作霖,南边的陆荣廷,都是这个模子,当时有谚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当然,这种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会太好了,无论官兵还是土匪,有时纪律都差不多地坏,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可能有点夸张,但驻兵与驻匪都时常扰民却是真实的。那些由匪变兵的军队,比如张作霖的奉军,一直到小张(张学良)时代,还以纪律差闻名,在老张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南有干帅(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张作霖字雨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地的土匪,都纷纷效法,也有条件效法。事实上,袁世凯死后,由于混战不止,各地军阀,都在招抚土匪,借以扩展势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抚的方式,有收抚的,也有打抚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在1923年,山东督军田中玉跟抱犊崮的土匪之间,从原来的相安无事,各管一边,变成了真刀实枪地对打,两个混成旅开到兖州,其实,真实意图是剿是抚,还是以剿逼抚,还真说不清楚,可是,不幸的是,在冲突中,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一个没留神丧了命,所以,激得孙美瑶使出了拼命的招儿,酿成一场大案。

不过,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时代,这招虽然很灵,足以让官方满足他的条件,拿到一笔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别赎金,却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动外国人,免惹大麻烦,黑道白道,殷鉴不远,都还记得义和团的教训。所以,事过之后,孙美瑶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韦小宝的下三烂的招数,也得让他死。

孙美瑶绑了一笔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赎金,然后全赔了。以后,这种赔老本的买卖,土匪就再也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