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文人的脾气 因“病”而囚的章太炎

稍有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了。这件事,在历史上,既算是章太炎反袁的光荣,也算是袁世凯虐待党人的暴行。不过,章太炎的这份光荣,实际上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从袁世凯手里逼来的。

说实在的,当孙(中山)、黄(兴)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反袁的时候,章太炎早就跟这些当年的同志分道扬镳了。在民国的最初岁月里,政党分分合合,章太炎虽然都是热心分子,但却一直站在先是同盟会,后为国民党的对立面。他厌恶孙中山,对黄兴不感兴趣,甚至跟原来光复会的同志也貌合神离,倒是对那个被造反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黎元洪,有着绝大的热情。所以,在袁世凯压迫国民党的时候,章太炎和他身属的共和党,如果不是帮凶的话,也是袖手旁观的。可是,当袁世凯如愿地当上了正式大总统,不再需要国会这个选举机器了之后,借追缴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实际上把个国会废了(构不成半数,无法开会),到这时,醉心于议会政治的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才如梦方醒,但是木已成舟,悔之莫及。

不过,章太炎不是梁启超,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他要“为中夏留一线光明”,“挽此危局”(章给弟子和夫人的信),于是新婚不久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温柔乡,北上北京,找袁世凯算账来了(时为1913年12月)。于是出现了他的学生鲁迅描绘的一幕:以大勋章为扇坠,大闹总统府。虽然据章太炎当时的新婚夫人汤国梨女士后来说,章太炎并没有大勋章,上京也没有带勋章,但章太炎的闹,确实非同凡响。据当时的《申报》(1914年1月14日)记载,章太炎手持团扇一柄,下系勋章,足踏破官靴,大嚷着要见总统,承宣官(传达)挡驾,则“疯言疯语,大闹不休”。另据官方记载,章太炎则不仅骂了人,还砸了家具什物。

结果不问可知,章太炎被警察带走,在内务总长朱启钤和有“屠夫”称号的京师宪兵头子陆建章的关照下,章太炎被以“疯病”为由,遭到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当然,章太炎并没有疯,他虽然有“章疯子”之名,但谁都知道,那只是一个带有戏谑意味的外号,并不是说他真的精神有问题。章太炎此行,其实真的就是想见袁世凯谈个明白,所以,进总统府的时候,还先投了名片,请承宣官转达。虽然名片一尺五寸长,上书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但这是他的个人风格;至于足踏破靴之类,不过是章太炎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向来如此,更不足以说明他的“疯”。他之所以遭到囚禁,既由于他的身份——不仅跟国民党有老关系,而且属于共和党内的对袁不满的人士,还由于他这一闹——不仅不满,而且有了给政府找麻烦的行动。

不过,章太炎之囚,以后来党人的待遇观之,还是相当优厚的。据刘成禺讲,袁世凯曾经对陆建章定了关于囚章的八条规则,规定起居饮食用款不限,而且毁物骂人,听其自便。东西毁掉了,再买就是。只是除了限制自由外,对见客、谈时局,都有限制,尤其不许有谈时局的文字。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大学里最牛的教授,每月不过400元)。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这既是对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虽然很有违法嫌疑,但作为独裁者来说,倒也常见常用的。当然,章太炎不可能很痛快地就范,他必然也必须反抗,也就是说要接着闹事。作为一个文人,反抗的最佳方式当然是用笔,可是这种文字一个字都出不去,写了也白写。所以,闹,只好找别的办法。办法之一,是拿看押的警察开涮。章太炎是个穷书生,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而且,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要称呼为老爷,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还要罚跪罚钱。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涮警察密探,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钤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不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让这个奸雄难堪。因此,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也没有死掉,但却让袁世凯头痛不已,派了若干人马来劝,甚至派人打算强行将章夫人汤国梨接来(未果)。

我们知道,章太炎之囚,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不再有人提了,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已经带点传奇色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