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皇宫里的隐秘 帝王之尊

中国的皇帝据说是最威严的,这种威严一方面与中国长期的专制的历史有关,一方面与我们特有的学术文化有极大的干系。后者已经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如果没有法家和儒家的书生们的捧臭脚,以及理学的滥觞,皇帝不大可能像后来那样高耸入云,直至被罩在可望不可即的烟雾中。

在秦以前,中国还没有皇帝只有王或者“天子”的时候,王不过是诸侯的共主,很像是各国联盟的主席,权威相当有限。夏朝号称有万国,商的诸侯也有上千,周的属国最少,据说也有八百,实际上夏商周都不可能真正控制这些属国,近的还能去巡狩一下,远的也就随它去了。都说周幽王是周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昏庸的周幽王为博爱妃一笑,烽火戏诸侯,最终还是断送了自家的小命。不过,仅仅被天子戏弄了几次,诸侯就敢不发兵勤王,可见天子之威也不过尔尔。

春秋战国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有时候,感觉世上最牛气的不是五霸或者七雄,而是身怀文武艺的士人,奔走于诸侯之间,谁给的钱多、爵高、位重,就给谁干。合则留,不合则走,此处不养爷,自有留爷处。双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客客气气的,更多的时候反倒是处在臣子地位的人更不客气,常常直言不讳地让诸侯下不来台。

秦始皇据说很神气,可惜昙花一现,现在已无从考证其朝仪的盛与简。接下来的刘邦就很不像样子,打了天下以后,众武夫在朝堂之上就喝酒撒泼,大呼小叫,甚至拔剑击柱,就差没有把殿堂拆了。还亏了儒生叔孙通为他制朝仪,才让这老儿过了皇帝瘾,得意扬扬地说,我今日才知道做皇帝是这么神气。再也不提当年拿儒冠撒尿的事儿。

中国的皇帝制度是从秦始皇开始的。还在战国后期,脚一跺天下乱颤的秦王已经嫌称王不过瘾了,于是就有了秦国与齐国并称东帝西帝的提议,不知天高地厚的齐王还真的动了心,亏了“义不帝秦”的鲁仲连居中游说,这事才算拉倒。在灭了六国,将一群六国的嫔妃都收到咸阳之后,秦王嬴政再也按捺不住地飘飘然了起来,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做王了,牛气冲天地吩咐几个臣子给他议个配得上他的旷世奇功的名号。现成的马屁哪有不会拍的道理,丞相王绾和廷尉李斯大概翻了几天古书,终于在传说中的半神半人的“三皇”那里找来一顶大帽子,说是三皇中最神的是泰皇,建议嬴政自称“泰皇”。然而嬴政并不满意,他从“泰皇”那里取了个“皇”字,再从五帝那里取来了“帝”字,合成一个非驴非马的“皇帝”(其实就是关公战秦琼)。跟着“皇帝”的还有一大堆讲究:皇帝自称“朕”,命为“制”,令为“诏”,皇帝的大印叫“玺”,走到哪儿叫“幸”,包括跟女人睡觉。嬴政自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皇帝的名号虽然打出来了,但是皇帝之尊的威严却不是一天可以确立的。后世所谓的君主专有的称谓,像“君”、“朕”、“万岁”等,在汉朝还是大家胡称乱叫。郡太守关起门来自称“君”,将自家的衙门说成“本朝”如何如何,好像也是司空见惯。顾炎武曾提到,“汉时有以郡守之尊,称为本朝者,尹宙碑云,纲纪本朝是也。丹阳太守郭曼碑,君之弟薨,归葬旧陵。东观汉纪云,岁旦,郡门下掾奉觞上寿,吏皆称万岁”。显然那时的人们并不认为这样做不妥,不然就不会刻在石头碑上,否则岂不是“石”证如山,明摆着让人抓小辫子吗?

时代虽然进入了汉朝,但毕竟分封制在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千年,郡太守虽然不过是王朝的地方行政官员,但人们依然习惯于把这些在一方说一不二的人当成诸侯来看。加上郡里的属吏又往往是太守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郡县里的曹掾们对于他们的长官确实有君臣之义,当国家真正的君主与他们的顶头上司发生矛盾时,他们向着谁还真难说。像东汉末年那样只把太守当回事,甚至为之死节,而将皇帝置之度外的情况,也许并不是一天造成的。北宋的苏洵曾经说过:“古者诸侯,臣妾其境内,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陪臣之事其君,如其君之事天子。其后诸侯虽废,而自汉至唐,犹有相君之势者,其辟署之权,盖犹足以臣之也,是故太守刺史,高坐堂上,州县之吏,拜于堂下。”看来这真是有道理,可惜此老说这话时,太守们早已风光不再了,人们说话也再不敢口没遮拦。

帝王之尊,其实是渐积而成的,制度的日益致密,越来越强调“强干弱枝”,地方的权力不仅日见其小,而且受到种种限制:皇帝与臣子之间,在礼仪上前者地位日见其隆,后者日见其卑。阳崇儒家,骨子里却笃信法家的历代帝王们,更倾向于把自家罩在神秘的迷雾之中,与臣子们保持距离。当然臣子们也很凑趣,除了几个异端分子之外,大家一窝蜂地起哄“尊王”,弄得至少在读书人眼里,皇帝越来越神,到了韩愈喊出“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时候,大家说话就必须小心翼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