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上看到几张照片，一个很雄伟的法院大门旁边，挂着搭着箭的一张桃木弓和一把桃木剑，跟大门上的国徽，遥遥相对，相映成趣。这种桃木弓箭和剑，在北京的白云观花不多的钱就可以买到，这玩意，按道士们的说法，是用来镇邪驱鬼的。法院的这种景观，据说，是因为该法院接连几届领导人落马，后来者心有余悸，请来道士作法，这些玩意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挂上了法院的大门。

官场上的迷信，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如果官场不迷信，我们的某些和尚道士外加活佛，也不会活的这么滋润，大门槛里进进出出，素席筵上高谈阔论，说易理，论八卦，话风水，再就是来点刚才提到的小法术——应该说，这已经属于雕虫小技了，高明一点的至少要来点吞符念咒刺假人出血的把戏。

号称信仰唯物主义的官场中的某些人，开始白日见鬼，跟和尚道士打勾连，说明原来的信仰出了问题，也说明官场上的风云变幻，开始有些神秘莫测，官员的命运，无法靠自己的行为来掌控，只好祈求神灵。

有意思的是，官员的迷信，只信术不信道。一般说来，所谓迷信，有宗教性的，也有巫术性的，绝大多数人，都两者兼而有之。即便号称独一神信仰的基督教，也有类似巫术的驱魔之术，中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巫术色彩就更重。中国是多神信仰的国度，无论佛教道教和各种民间宗教，其信仰体系中，都离不开巫术的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巫术性的法术，或者叫方术，这些宗教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既得不到官方的认可，也得不到民众的信奉，香火钱自然没有着落。也就是说，无论外来的佛教，还是本土的道教，如果没有两手驱邪，治病，炼丹，甚至求雨的法术，就难以得到信众。

任何一种宗教，除了“术”之外，必有“道”的成分，既包括宗教的教理教义，也包括宗教的道德。比较虔诚的信徒，往往术道兼信，而且更加偏重于道的成分。然而，真正的虔诚的信徒，在任何时代，任何宗教里，都是少数，多数的芸芸众生，都是实利主义者，他们信点什么，无非是一种交易，求神拜佛，施僧舍道，是付款，得到好处，好运，求得儿子，是取货，货物一定要比货款价值高得多才行。

古代士大夫出身的官员，对宗教，多少有点学理性冲动，因此，很多人对宗教的道理，能吃得进，对宗教的功利性行为，往往跟职务行为有关，就个人修行而言，至少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倒满像一个虔诚的信徒。近代以后，西方的科学传入，进化论的强固信仰，大大冲击了人们的传统观念，底层的老百姓变化也许不大，但上层的人士，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握有权柄的人们，信仰则出现了巨大的变异，具体的说，就是他们对于宗教，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宗教，态度越来越趋向实利主义。军阀唐生智令全军剃度，为的是让部下效忠于他个人，而刘湘信用一个一贯道分支的首领，无非是借以编练神军。官员们信的宗教，开始偏重于术。宗教界也加以配合，著名的和尚太虚法师，提倡人间佛教，游走于官场，用具体的法术，为官员和他们的家人求得福报，许多喇嘛活佛也下得山来，给达官贵人做升官发财法事。这些出人头地的宗教界人士，主动把自己变成术士，以迎合官场的需要。

应该说，这样的术士信仰，眼下又回来了。所有迷信的官员，无论对于高僧大德，还是活佛喇嘛，以及老道和命理大师，他们眼里所看到的，都是术士，即他们手里的法术。他们非常热衷于让这些在他们看来很有些神秘色彩的人，用身上的功夫，沟通三界的本事，贿赂神界，为自己的官运，制造一些机遇。如果赶上坏运气，则希望这些人能为他们破解。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术士们的法术无论有多么的荒唐，多么的有碍观瞻，他们都会深信不疑。实际上，他们原本的唯物主义信仰，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转化成了唯利主义或者拜金主义，他们只相信具体的物质利益才是可靠的，而获取这些利益，除了当官没有别的法门，除了这个，别的什么都不算数。为了保官升官，他们什么都肯做，求佛问道，只是途径之一，其它的招数也在使用，也可以说，跟和尚老道之间的交易，只是保官升官诸招数中的一种。在他们身上，原来唯物主义信仰中的道德约束，已经被虚化为只说不练的说教，因此，他们本能地排斥宗教信仰中“道”的成分，拒绝一切有关宗教道德的约束和修炼，即便参与所谓的修身，也只是吐纳和坐禅练气功，根本不在乎宗教道德约束与个人运数之间的关系，似乎无论怎样作恶，只要有高人出面给他们作法，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反过来，现在宗教界的某些大师，也刻意迎合这种世俗的实利主义，有意炫耀自己的法术，突出抽掉道德因素的吐纳修炼之术，游走官场博取好处。两边的结合，结果是两边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