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华人学者萧公权在回忆录里提到，他1930年代在清华教书的时候，同事们有个集体下棋的爱好。凡是集体下棋，奉行的原则不是观棋不语，而是观棋必语真君子。只要有人对弈，围观的人自然分成两拨，群起支招。这不像街头对弈，下的人和看的人往往素不相识，贸然支招，兴许对弈者会不高兴，轻者白眼，重者没准就打起来也未可知。但是清华里面的集体下棋，大家都是熟的不能再熟的同事和朋友，前来助拳，无论高低，对弈者都只好受着。结果对弈从两人世界的单挑，变成集体对抗行为。

集体下棋，效率多半高不了，因为每一步都会有集体讨论，争个没完，达成协议，才能落子，好在对方也遵循规矩，一人一步，断然不会一个人连走两步，所以棋局进行虽然慢点，大抵能够终局。

这种集体下棋，拿棋子的人，手高手低其实关系不大，反正背后有一堆人出主意，特别臭的棋一般是下不出手的，大家七嘴八舌，争够了，棋才下出来，虽然未必有多高，但多半是支招者的集体智慧的结果，一般来说，漏招、勺子或者明显看错的事，不大可能出来。但反过来，特别高明的招数，可能也没有，因为支招者众，意见往往难以统一，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妥协的结果，比如一步棋有上、中、下三策，最后落实到棋盘上的，往往是中策。

对弈者想要乾纲独断，自己当回家，不听群众意见，多半行不通，因为众目睽睽之下，力排众议，走自己的路，是走不了的，因为大家一定拉你回来，不回来也不行。要想不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弃权不下了，换人。

最有意思的是，下棋总免不了有输赢，只要有输赢，输的一方支招者，必然埋怨弈者，即便这个弈者不过是傀儡，输棋的责任，也都赖他，观战支招的，没有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的时候。如果再战，大家肯定一致决议换人，只要被换掉，成了观战者，那么就马上拥有批评弈者的权利，指手划脚，显示高明。

这种集体下棋，其实很像民主政治，而且是相当成熟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效率不高，遭逢战争，特别明显，人家突然袭击了，这边反应过来，亏已经吃大了，因此，两次世界大战，民主国家在开始的时候，往往占下风，有的前线国家，往往来不及好好应对，就被打败了，比如二战时的法国。好在一旦反应过来，民主政治由于公民参与度高，资源动员能量很高，因此显得后劲十足，往往可以凭实力压倒对方。

民主政治出错、尤其是出大错的几率不高，但奇招险招也别想问世，拿出的决策，往往中等偏上者居多。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民主国家往往跟对手拼实力，作战不追求奇迹，等待对手出错，一点点取得优势，在平淡无奇中获得最后的胜利。

民主国家的领袖，个人才智往往不取决定性的作用，才高八斗者未必发挥得出来，才具平平者也能安享大位，只要他是选举选上来的，就一切OK。和平时期，往往不是那些真有智慧的人能够胜选，才具平平之辈，只要背后有大财团支持，选举策略运用的好，胜选概率反到高。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制度的制约，个人才能对于国家治理，作用不是一点没有，但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至关重要。相反，真正能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倒是那些威权国家，只要在这种国家，政治往往会带上领导者个人的色彩，才高者往往纵横捭阖，飞龙走凤，时有神来之笔，愚蠢者则刻板僵化，墨守成规，怎么看怎么让人闷气。但是，在威权体制下，恰是才高者容易犯错误，而且犯了错误，就难以纠正，一条道走到黑。当年的苏联人看我们的大跃进时的政治，说当时的中国就像被一个酒醉的司机开上了悬崖边上山路的公共汽车，但是却没有乘客能够制止这个司机。

说到底，民主政治，就是一个不大容易犯错误，尤其是犯大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被纠正的政治。

当然，民主政治也是一个对领袖比较无情的政治，只要输了，不管实际是谁的责任，领导者都要背着。选民断然不会自责，说自己愚蠢，所选非人，议会也不会自责，当初乱干预，只要出了问题，领袖只有一条路好走，夹起皮包走人。

最后，政治毕竟不是下棋，不可能全民都来支招，只能选出一些职业政治家，让他们来专业支招出主意，其它的人，远远地看挂盘讲解就是（往往不看人居多）。民主政治选出的支招的人，必须得懂棋，懂得游戏规则，而且遵行规则，如果完全是外行，不懂规矩，那么集体下棋，就会变成集体斗殴。因此，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必须有相应的公民文化，老百姓和政客，都得会讨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