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是个直筒子，好认死理。只要他认准的事，一定坚持，真有“虽千万人吾往矣”那个劲。跟人交往，即使再好的朋友，碰上说不通的事，非争出个道理不可，说服了他，一切OK，说不服，那对不起。有时候，经常不给人面子，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管对方能否接受。如果哪天对方存了芥蒂，也没办法。其实，在也夫这面，无论当时怎样争的脸红脖子粗，心里根本没有存心给人难堪的意思，他坚持的无非是个理儿，交情一点没碰着，还在哪儿呢。

说起来，我跟郑也夫做过五年的一个学校的同事，可惜，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本人追星的劲头不足，面倒是见过若干回，口嗫嚅而未张，一语未交，真是白白在一个学校大门里教过书了。当然，现在的大学都块头大，学校里牛人多，像我这样籍籍无名的小人物，跟成队的牛教授见面不相识，一点都不稀奇。但是未能和郑也夫结交，私下里多少还是有些遗憾，为什么呢？其实我也说不清。

两座山碰不到一起，两个人总难免碰上，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的，就跟也夫认识了。一说起来，才知道这老兄当年在北大荒生活过八年多，他所在的农场，跟我们农场，直线距离不足五十公里，用他的话来说，我们曾经同为东北胡子。当年是我们把也夫这样的知青敲锣打鼓迎到北大荒的，因此，我胡子资格比较老，每每提及，可以摆点谱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高华，有段时间，被误诊为肝癌，朋友们都很着急，我跟也夫也通了不少电话，商量怎样能帮帮这个难得的朋友，也夫的主意特别干脆，也特别牛，说他认识医生，直接换肝，吓得我肝直颤，幸亏高华没答应。高华后来没事了，可我却遭遇了也夫的直筒子。有天也夫拿了好几本他写的书给我，他的书，不像我这样，经常把在报刊上发的文字攒起来，就算是书了。他的书，真是特意写出来的，特正经地讲道理，一板一眼，不绕弯子，不排铺，就跟他这个人似的。看着喜欢，我就打电话给他，说我在我的博客上写几个字推荐一下吧？他答应了，我也写了。可是几天之后，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说是他不同意我的看法，直言不讳。与此同时，这封信在网上也露面了，害得好些人以为我跟郑也夫怎么了呢，纷纷打听，热心的还一个劲地劝架。

直脾气的人，吵起来容易，说开了也容易。也夫不光把我顶到南墙上，学界吃他顶的，还有别人。不过，在也夫看来，道理是道理，交情是交情，道理要讲，必须讲，不讲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朋友，但如果因此而伤了交情，他乐意道歉，道歉道的是情，不是理。某年社科院评学部委员，评上的尽是些学官，也夫大声抗议，指名道姓说社会学学科评的不公，为什么所长上了，而学问好得多的另外一些学者没有上？其实，也夫跟所长一点过节没有，尔后特意找了机会，拱拱手，道声得罪。双方一握手，什么事也没有了。可惜，这样的雅量和雅事，在中国学界像白乌鸦似的罕见。

张岱说过，人无癖，不可与之交，因之无真情。直筒子，在当今之世，也是一种癖，有这种癖的人，都有真情，真性情。一次，也夫因为一个公共问题跟刘东在电话里争了起来，谁也不服谁，双方约好，找个地方录音辩论，就是一边辩论，一边录音，然后整理出来发表，让公众判别谁胜谁负。结果两人大战了一场，谁胜谁负，不知道，反正后来又战了一场，估计肯定有一方不服气，约了再打一次，结果是两人都挣了些稿费。

好得罪人的也夫，其实特别重感情，还挺细。一次跟他一起去杭州公干，住店登记的时候，他特意把接待方安排好的单间大床房，换成标准间，说是一个在临安的朋友要来看他，三十年不见了，两人要彻夜长谈。不久，他的朋友来了，原来是当年也夫在北大荒时教过的学生，现在是一所中学的老师。也夫成名很早，在杭州有头有脸的朋友很多，但是，他却只见一个昔日的学生，看起来混得并不怎么样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