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和友 肚里有货,方为教授

老一辈的读书人,受教育从私塾起,所有的功课都是要背的。所谓学者,或者学究,大抵是书看的比别人多,而且照样能背下来的人。读书多,多到什么程度?在近代,最夸张的有两个人,一是夏曾佑,此公见从国外留洋回来的后辈,说你们好哇,懂外国文,可以读外国书,不像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真的能都读完了吗?不知道。但你看他唯一那本著作,中学历史课本,其渊博程度,还真像是把中国书都读完了。另一位是马一浮先生,才华横溢的弘一法师说,马一浮这个人,是生而知之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一落生就开始读书,每天不辍,读到马先生那个岁数,也读不了他肚子里那么多书。

民国大学里的牛教授,上课往往不带讲义,片纸只字都没有,空手上讲堂。坐下来就侃侃而谈,条分缕析,引经据典,笔记记下来之后你去对原文,保险一字不差。这样的课,笔记整理下来,就是一本著作。陈寅恪和王国维两位先生,现在已经被誉为教授的教授,这样的事迹,已经流传很多了,其实,当年有这样本事的,还不止这两位。

刘师培先生名声不好,闹革命变节,闹无政府主义,赔了老婆。但他学问好,不止有家学。仪征刘氏左传之学天下独步,正因为如此,任谁都不放在眼里的黄侃,到了民国了,还三跪九叩,拜他为师。其实,他对于古书,是无所不读的,于六朝诗文尤其精熟。在北大教授中古文学史,不挟书,不带讲义,坐在那里,一个个古人拎出来,作品摆出来,剖析之精当,见解之深刻,无人能及。据昕过他课的学生讲,刘师培上课,连板书都很少做,声音不大,但清晰,没有废话,每个字都有用。到北大任教的时候,他已经肺结核三期,人飘飘的就像个衣服架子,多说一句都嫌累。

黄侃先生先前做革命党,参加过武昌起义,因为这个,袁世凯还给他发过勋章,可一打听领取证章需要20元工本费,他老先生干脆不要了,说花这20元还不如找俩妓女乐乐。革命党出身的他,做学问可一点不革命,学界都算他是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内容、方法、路数,都是旧的。在态度上,黄侃先生属于北大教授中,口气最大的一个,走路看天,目中无人,不止没有今人,连古人也看不起。人们都知道他有句名言,“八部书外皆狗屁”。这八部书,据考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 《汉书》和《昭明文选》。这样说,等于把他之前的多数古人都打入狗屁行列了。

黄侃做学问嗜旧,所以,对新文化运动不屑一顾,可偏这个运动如火如荼,从者甚众。因此,好骂人的黄侃,火气很大,沾边就骂。尤其对他昔日的同门,眼下的新文化健将钱玄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黄侃上课,也是空手上讲堂,引经据典,一字不差。但是,他跟刘师培不同的是,刘从来不褒贬他人,对他看不上眼的新文学,不置一词,黄侃则上课必骂,不骂上半个点的新人物,不进入正题。对他的同门钱玄同,尤其刻薄,说钱在北大讲的古文字学,讲义就是当年在章太炎门下听课时,他的心得,出去撒泡尿的功夫,被钱偷了,因此,钱的讲义,就是他的一泡尿。

讲课需要讲义的人也有,比如周作人,在北大讲欧洲文学史,讲义按当时的水平,编的不错,但内容熟悉程度,显然不如教类似课程的辜鸿铭,人家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莎士比亚。周作人上课口才又差,干巴巴的,比起乃兄鲁迅的幽默风趣,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但是人家文章写的好,肚子里有货,所以,学生也能将就。比周作人还差的是沈从文,此公被胡适聘到中国公学,第一次上课,整整半堂课,一句话说不出来,脸憋得成了茄子。此后在西南联大,上课也是照本宣科(他自己编的本),非得仔细听讲,才有收获。讲的没有写的好,但同样因为肚里有货,也一样有学生追随,还将中国公学的校花,成功变成了自己的妻子。

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是某教授在家里构思文章,冥思苦想,久久不能完篇,妻子看他做的苦,就说,你们写文章怎么比我们生孩子还难!教授答曰:你们生孩子难,但你们肚子里有,我们难,是肚子里没有。现在的教授,肚子里没有之辈愈发多了,唯一不同的是,肚子里没有,写文章却一点不困难。徐灵胎讲话,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今天教授的逻辑是,既然嚼了又嚼,就不妨接着再嚼,吐出来,就是文章,拾人牙慧,多拾几回,就变成“原创”,拿去评审,只要包袱递到了位,也一样是什么国内领先、国际先进。这样的教授,如果讲台下的学生不读书,听课仅仅是为了文凭,教授练练口才,也一样唬人,东拉西扯,讲笑话,说段子,照样受学生欢迎,断然没有可能被学生轰下来。

但是,古今中外的教育,目的不一,宗旨各异,但有一点肯定是一样的,就是肚子里有货,才能做教授,否则,不仅教授是假的,学校也是假的,教出来的学生,也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