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有名的儒生特别多，最有名的莫过于董仲舒。正是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才使得儒家学说正式登上庙堂，成为历代的统治哲学。这件事情被我们的教科书渲染得相当厉害，以至于一提到董仲舒，人们就会想到儒术的独尊。过去我曾想当然地认为，由于此划时代的一策，董仲舒肯定备受汉武帝的宠爱，理所应当是当时最为走红的儒者。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

董仲舒一生做了很多事情。首先，作为儒生他是当时治《春秋》最有造诣的一位，无人能出其右。据说他的学说传给了公羊，应该是“公羊学”的鼻祖，实际上等于是今文经学的鼻祖。其次，他还写了著名的《春秋繁露》，提倡天人合一，认为天降的灾异应该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示。而董仲舒的最为奇异之举是“春秋折狱”，即以《春秋》作为法典来断案。至于建策独尊儒术，本是时代顺理成章之事，自刘邦用叔孙通制朝仪时，基本上已经奠定了基础，天下既然不能以马上治之，那么利用儒家学说做招牌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董仲舒自己也知道他不过是那只该打鸣时打了鸣的公鸡，所以也没有将太阳的升起看成是自己的功劳，对此并不津津乐道。太史公司马迁修史，甚至都没有提这事。在当时，虽然董仲舒也做过朝廷的博士，不过是个官学的教书匠而已，秩比六百石，比我们常说的七品芝麻官的县令还低。后来虽然做过短时期的郡国之相，但很快就回家教书去了。跟公认学问比他差但却封侯拜相的公孙弘比，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不仅没有获得皇帝宠爱，反而因言灾异言得过了头，惹得皇帝不高兴，将他下了狱，差点把老命丢了。

凡治《公羊》者多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而作为鼻祖，董仲舒则不止常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而且还有“非常异议可怪之举”，“春秋折狱”算是一件，另一桩则比“春秋折狱”还要“非常”。在汉代，人们公认大臣尤其是宰相是要主管燮和阴阳的。据说丙吉为相，碰见长安城里有人打架斗殴杀伤人命他不管，而看见老牛犯喘却急得要命，说是杀人伤命自有廷尉去管，而牛在不当喘的时候喘，就意味着阴阳不协，这才是他该管的事。但史书上没有讲他最后是怎么管的，老天毕竟不是病人，开开药方，下通针砭，该补的补，该泻的泻，阴阳就谐调了。就是说，大臣主燮和阴阳的操作方案始终没有人亮出来过，大概也没有人敢亮出来。然而董仲舒毕竟是董仲舒，他在任江都相的时候，还真的操练起燮和阴阳的事来，虽然一介侯国的相，秩不过二千石，谈不上是大臣，与主宰一国朝政的宰相不可同日而语。但在董仲舒眼里，也许只要是相，他就当大臣来做。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是该处乡间的百姓来央他为他们求雨求晴。至于他是不是心甘情愿地被烦，我查不到相关的史料，实在说不清，不过从他那认真劲上看，说他是主动请缨倒有七分的可能。

董仲舒到底是怎样操作的呢？司马迁曾经提过一笔，真是有些怪，太史公没有记录他“独尊儒术”的建言，却对他的这种壮举蛮感兴趣。《史记》上说董仲舒在任江都相时，“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而具体的纵阴闭阳的方法是这样的，豁免女子为祝者一月租，令诸巫母无论大小齐聚郭门，找个宽敞的市场，将男人统统赶走，江都王亲临市场，设小坛，以脯酒祭。同时，还要让妻子看望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让各处的公衙里充斥了女人。（《续汉书》）这样一来，到处都是女人和女巫，的确阴盛阳衰，就有了纵阴闭阳的效果，雨自然就该下了。因为天旱的时候总是晴空烈日，在古人眼里，日属阳，月才属阴，晴属阳，阴雨不用问都是属阴，所以天旱自然是阳太盛，而古人又认为女人属阴，男人属阳，那么女人和女巫就是补阴的药剂，将男人藏起来，把女人显露出来，就等于将药吃进去。这样的调和阴阳，说白了就是弄巫术，董仲舒就等于是诸位巫师的总导演。《太平御览》上残留的董仲舒草拟的求雨文，有“秋以桐鱼九枚”一句，似乎是想用“鱼”来引雨，连顺势巫术所用的道具都备齐了。这样做是不是真的燮和了阴阳，呼风唤雨，去云散雾？虽然据司马迁说，还是蛮有效的，但我看未必，否则，他在江都相的位置上还能待得更长一点，至少会享有活神仙声誉，被四方争着抢着请去求雨，然而并没有听说他享受过这个待遇。

在董仲舒那个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走出巫术的时代。作为原系楚人的汉家皇帝，更是受到楚地好巫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实际到了汉武帝那里依然存在，大量的方士们在这位所谓雄才大略之主的宫殿里，绝对比儒家弟子要吃得开，而那个时候做神弄鬼的方士其实跟“诸巫母”也没什么区别。当然，没有人会否定董仲舒是位儒者，司马迁说他“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可是他的学说，却在儒家的旗帜下掺了太多的杂货，至少阴阳五行的东西塞了不少，这种“儒术”从本质讲是很合喜欢方士的汉武帝的胃口的，至于他的政治操作，更是径直变成了儒生的巫舞。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更可能出于一种现实的不得已，就像后来的格义佛学和变文佛讲一样，只有如此委屈自己迎合俗流才能打开销路。

依阎步克的研究，那个时候，儒生和文吏还没有合一，那么也就意味着，儒生们对于怎样将手中的学问“货与帝王家”并不是都清楚，像叔孙通制朝仪这种机会，不可能有很多。《六经》毕竟不是兵法，不能用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不是韩非子《五蠹》那样的权术教科书，学了以后可以玩弄群臣。儒家凭什么跟黄老与法家争胜？尽管宣布了“独尊儒术”国家政策，这个难题依然是摆在每个入仕和希望入仕的儒生面前严峻的考验。现在看来，董仲舒和叔孙通一样，属于那些解决这些难题的开山者，他经世致用的操作路径有三个：一是以春秋折狱，一是借灾异警示当局，一是凭巫术燮和阴阳。这三者一则涉足了传统儒家所不乐意涉足的刑罚领域，一则越过了“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雷池，至少是对孔子时代儒家传统的一种背反。但是，经过焚书坑儒的惨痛教训，儒生们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如果不能做到将高头讲章与现实的政治操作的结合，那么他们可能永远只能像孟子那样，做一群高尚的政治反对派，而大一统的王朝实际上已经没了对反对派容忍的雅量。

当然，董仲舒经世致用的尝试的确太过于功利，过于直接，也过于幼稚，甚至有点像是胡闹。但是沿着他的道路，儒生们却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朝堂，从此再也没有被赶出来过。后世的儒生虽然不再将《春秋》当做法典，但“春秋折狱”的伦理至上的精神却传了下来，成为兼有儒生和文吏双重身份的官僚们司法实践的基本依据之一。后世的儒生也不再像董仲舒那样频繁地唠叨灾异，但言灾异对于统治者的警示却成为一种政治传统留了下来。在丢开了巫觋这种敲门砖之后，燮和阴阳之举作为一种协调农时和政事关系原则保留了下来，甚至连求雨的仪式都流传至今，只不过官方的少了点巫气，而民间的依然像跳神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的时代儒家可以祖述周公，不语怪力乱神，维护学说的纯洁性，而他的后辈在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却不能不在羊头的招牌下面，悄悄贩一点乱七八糟的货色。后世王朝政治“外儒内法”，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其实不惟法家，甚至道家、墨家和阴阳家的家底都被从政的儒生们换了包装献给了历代君王。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只保留在个别纯儒（或曰腐儒）的思想里，不仅如此，连占卜扶箕、风水地舆连同退隐于乡间的巫风，也都被郑重地留在了儒者的家里，因此在大多数儒生的思想上都为鬼神预留了后门。

也许人们想象不到，绵延两千多年的天下一尊的儒家政治，其始点竟然是一介老儒领着“诸巫母”在祭坛上的呼风唤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