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迫害者—迫害者

（1948）

我们应该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即它特别能够容忍迫害者的存在。因为它已经习惯于迫害者们那些对它有利的思想方式。在某一个早晨或某一个晚上，以这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你就应该料想到，在你眼前会出现某一个人，他会对你说，他已受命于那些迫害者，将要剥夺你的自由或你的生命，将要夺去你的妻子，更有甚者，还要剥夺你的钱财。而且你还必须服从，因为这一切决不取决于你的意志，相反，你要服从的是迫害者们的意志。如果你睁着眼回头看他一下，你脸上立刻就会挨一记老拳，以让你永远闭上眼睛。也可以这样说，此种人乃是这种社会的一种景观。再说，如果阁下您也想做这样的害人者的话，也绝没有人来阻挡您。我们这个社会是通情达理的。

值得庆幸的是，如果不想看到受害者的出现，那主动权却在我们。我们这个社会也的确有相当多的受害者存在，如果不想看到他们，这个社会也只能按照它应该做的去做。它认为那些受害者说话有些言过其词，认为这种人数量也确实相当之大。而且就在这种状态下苟延残喘，那由来也已是很久了。因之，它最终认为，世界并没有绝对无辜的受害者。真正的无辜者就如最终要爆裂的一件东西，那么这件东西就应该得到维修。就这样，很久以来，大家都等待着这种维修。但这却要受害者亲自参与其事。

自这时起，人们便纷纷转向，纷纷左顾而言它。大家彼此都不负责任，如果有那么一个人能负责任，那肯定是讲别人的事。确实不错，大家都把自己的手打在从德国集中营里出来的那些犹太人的头上了。然而这却是英国人的错，或者是阿拉伯人的错，法国人也有份儿，德国人可能也跑不掉，但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更有错，这样一来，大家也就都没有错了。还是让我们安静地睡大觉吧。法国人睡得像法利赛人一样，很高兴地看着英国人把这件神圣的事业揽在自己怀里；美国人感到愤慨（纽约的大旅馆里不接待犹太人，但这是两回事）；阿拉伯人在观望等待；俄国人则予以揭露（请想一下那集中营里的情形吧）。至于英国人则显得十分谦虚，一言不发，只一心一意地把手向犹太人头上打去。

被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做了绝育手术的女人，被迫同一丝不挂的亲妹妹交媾的男人，孩子被打碎脑壳尚紧紧抱在怀中的母亲，被强制亲手杀死自己丈夫的妻子，以及幸免于难、死里逃生的人们，这些人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胆战心惊地活过来了，但已完全失去了家园。人们曾经对他们说过，战后会有自己种满橘树及到处都是湖光山色的土地，在那里没有人会向他们脸上吐唾沫。然而他们却全部遭到了迫害。因为我们天才政治家的事业已被调整得完美无缺，以至竟没有办法不对他们实施迫害。而这一切又都是在绝对无声无息中实施，或者在伪善者们喋喋不休的饶舌中进行。

总之，他们把基督拿在手上肆意折磨。此乃世界史的一个缩影，难道不是吗？但这一切也将在这些受害者和世界各民族受害者们的手中结束。除非这些人不公正地被绞杀，被流放，或被枪决。世界被这些大量的尸体震慑了，这些尸体将全部腐烂。如果这个世界上气味不太好的话，其错自然在它们。

这就是为什么《请让我的人民过去》这本书看后使人感到不舒服的原因。这本书并没有讲到全部受害者，仅只谈到这个民族，但正如人们带着善意所说，他们却是被迫害者的象征。在经过了许多年难以表述的折磨后，人们看到，法国人的仇恨已经形之于外了。这个民族想的是，找回他们的橘林和往昔的湖光山色。然而橘林中却竖起了战旗。湖面上渔场仍在，但捕鱼者西蒙却不知去向。正如您所见，任何事情都不那么简单。

然而，却有一位记者想探悉一下这个《奥德赛》的秘密。在那里，伊达克岛四周已被铁蒺藜围住，于利斯遭到大棒的拷打。夜间，在一片最美丽的海面上，记者听到了受迫害者的歌声。该记者所报道的，并非艺术作品，亦非政治教条，乃是一份鲜血淋漓的资料。然而同样有血腥味的是，他投稿的那份报纸坚持该报道不经删剪则拒绝发表。就这样，人们所想的，当然也是一个新闻机构应该想的，只是出版发行，竟想不到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然而有时候，一个记者也可以为这种不光彩的做法带来体面的解决：他拒绝删剪。当他再碰到一个正直的、良心不太坏的编辑时，他能做的就是把这本书拿出来，公之于众。其结果便是使读者们都感到不舒服，以至没有心思再去跳圆舞曲。从而也便唤醒了那些全力以赴睡大觉的人。这实在是必要的。如果不是他顽固地把原书公之于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正面回答那些顽固地坚持可怕罪行的人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提醒读者诸君放心，这些受害者的情况并非没有希望，我们这个社会决不会丢弃他们的。“犹太人和其他人一样，都是人，”书中的一个人物这样说，“他们也有一条命。”年老的沙拉赫说：“我甚至连一个坟墓都找不到。”可以肯定地说受害者们头脑里这些具体想法相当之多。这会使他们变得更使人感兴趣，并使他们得以交上某些朋友。但他们现在已不再想要一块具体的墓地了，他们要求的是，别人能承认他们同其他人一样，有得到墓地的权利，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有一个生命。这是个很好的起点，我们没有理由不听他们的呼声，试想，如果他们吸取了往日的教训，如果在某一天早上，他们也变成了迫害人的人，那该怎么办？因为，如果局势普遍宽松了，在一个团体内，他们会变的。一切秩序都会建立起来的。那将是我们一次奇迹般的盛宴，也便是举国欢腾之时，那时我们将宰杀肥牛来下酒……

“又在开杀戒！”爱挑毛病的人们说。

正义的伪善者

（1950）

正如您所说，为了自己逃出监狱，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杀死那个家里养着孩子的狱卒。问题在于，如果能使所有的被关押者获得自由，就是把狱卒的孩子都杀了也值得。这其间的差别还算不小。

对此，我们这个时代既不回答是也不回答否，尽管在实际上，它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好像这个问题没被提出来似的，这种做法实在得体。我自己就没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我选择了使人们能够重新活下来的办法，他们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我为这些我所尊敬的人效了力，然后在他们身后隐去。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答案并非是：“要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而是：

1.这里有个界限，孩子们就是界限；

2.为了正义，可以破例把狱卒杀掉；

3.但必须同意牺牲自己。

我们的时代的答案（无声的答案）却相反：

1.没有界限，至于孩子们，当然啦，但总之……

2.为了给所有的人以正义，可以把大家都杀了；

3.同时我们还要申请荣誉勋章。那是有用的。

……

1905年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并不是神甫的侍童，他们对正义的要求比今天在所有作品和所有报纸上带着某种诲淫诲盗的玩意儿所表现出来的更为严肃。这是因为他们对正义的热爱十分强烈以至无法使自己变成令人厌恶的刽子手。他们选择了行动和恐怖为正义服务，但同时他们也选择了死亡，选择了以一条生命换取另一条生命的办法，以使正义永存。

“当代的推理，正如人们所说，是绝对的。”既然您不愿意当刽子手，那您就是神甫的侍童，反之亦然。这种推理所表现的，除了卑鄙以外，没有别的。卡利亚耶夫、多拉、布里昂以及他们的同志们在五十年代以前不愿意卑鄙如此，便对我们说，有一个死去的正义和一个活着的正义。还说，在正义变得舒服起来的那一刻，它便已死去，这时它已不再炙手可热了。

但这一切，我们今天是再也看不到了，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社会充满了正义，而在1905年，却如凤毛麟角。因为那个时候可以为它牺牲，也需要它的宣传者和捍卫者，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的关系。如今不同了，如今只需要信徒和勋章。但是当我们读着当时被强迫读的那些书时，当我们看到这最后一批正义主义者那些唯利是图的面孔和他们那些卑鄙的罪行时，不管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我们便禁不住要想，正义和慈善一样，它们都有一批伪善者。

……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同神甫的侍童和刽子手们是两种人，甚至同那些比较“现代化”的刽子手—侍童都不一样。那些在最黑暗的时代里，努力举起智慧和公正的火炬，而且在战后和从集中营里出来以后仍保留着传统的人，他们没有一个活到现在。

但有这种形象的人无疑将取得胜利，尽管这种形象并不漂亮。但在那些什么都不想干的蠢人和那些什么都想干的荒唐者中间，那些确实想干些事情，并决心为此付出代价的人，乃是唯一具有这种形象的人。

抵抗派

（1951.6）

夫人：

读了您的叙述后，我非常感动，我想我不需要告诉您，真理不幸被弄成这个样子时，如果没有最大的同情心的话，人们就会对它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如果我拒绝您向我提出的为您写序的要求，那原因并非仅仅因为我不爱写序的缘故。一个人如果有难言之隐，那实在是一种痛苦，因为向一个没有和你一起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讲，那是很难说清楚的。

但我仍然乐于回答您关于承蒙您抬爱向我透露的那段心曲。您说，面对着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社会，很有一些事情使您感到费解。比如，某一个被杀害者却竟是无辜的。这是为什么？您的这种怀疑，不管怎么说，却反映了您的如下想法，即牺牲是盲目的。然而，有些人却非常懂得自己生命的价值。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他们一开始就明白，以生命去冒险，甚或理智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是高尚的。因此我觉得，您向我讲述的那位牺牲者，就属于这一类人。假如有那么一天，正如您所忧虑的，他的孩子们大声疾呼，他们宁愿有一个活着的父亲，不愿有一位死去的英雄。那就请您对他们说，像他们父亲这样的人，也正是像他这样的人，更愿意为他们而活下去，为自己而活下去，因此就必须有人承受肉体的痛苦甚至献出生命。这实在是一种令人感到害怕的道理。而这种道理却也正是出于对亲人们的爱。倘使他所爱的人们在逆境中免受灭顶之灾，那就只有牺牲自己的这种爱。还应该说明，既然事情就是如此真实地摆在面前，那么，你不首先正确认识自己，便无法真正地爱别人。这种对自己的认识并非基于更高的层次，乃是基于正确的价值。那么，那些塞起自己耳朵对受害者的呼声充耳不闻的人，其价值何在？而又是哪些人在非正义面前俯首帖耳？

当然，在所有的牺牲中，亦有其偶然性。人们在选择行动之前，并非总是能很清楚地料到这一行动的结果会如何。即使如此，如果在众人中一些人选择了甘冒风险去干，和一些人选择了不闻不问的态度，这其间的差别也已然非常之大了。在那些愿意冒风险去干的人之中，有一种人义无反顾，坚持到底，有一种人却半途而废；在那些坚持到底的人中，有一些人已没有生的愿望和可能，而另一些人却有着十分充足的理由和道理要活下去，他们却怀着悲愤的心情，放弃了个人的幸福和生的权利，把自己交了出去。这些人，也只有这些人，他们才懂得如何洗刷苟且偷生的耻辱。

我自认尚懂得，存在于那些参加今天被称之为抵抗运动的人周围的冷笑的含义。这种冷笑，在您也同样感觉到了他们的嘲讽味道。但他们却已在那个人的记忆中积存了好久。而那个人今天却离您而去了。至于您本人，乃是属于那种人中的一员，即他们从未想过自己被困在占领时期的活动，而为自己或某一阶层的人捞取荣誉或获得好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某些人却终于使您对从前的那些行动产生了怀疑，我对这种言论是不能容忍的。我知道应该对那些作家作何种评价，对那些政治家作何种评价。他们今天勇敢地攻击我们，乃是为了在自己的面孔贴上一个思想自由的金纸，也是为了表示一下何以他们在那个年代会肆意践踏那些死难者，何以会同刽子手们高谈阔论。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取得胜利的另一些人，而不是他们，但他们却在为这个胜利歌唱，并把这个胜利的果实据为己有。而另外一些人，比如像您这样的人，他们不能享受由各国人民共同取得的胜利而换得的特权。在这两种人之间取合并非难事，且也无需说明谁是忠诚的，谁应该受到蔑视。

不错，您在沉默着。而他们却在讲话，并且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自己的正义和公正。这些言论充斥在报纸上和沙龙里。如果人们思考一下的话，就不难发现谁表现得更正常。我可以对您说，他们最大的隐私就是他们心里总是发虚。对于在某种场合下，至少是在某种场合下，对前来唤起他们原先所没有的勇气和正义的人们，不管是远方的还是近处的，他们都恨之入骨。因此，以后你们每次匆忙地或者精疲力竭地见面时，或者在这种悲剧面前由于单纯的忘却而不能见面时，应该说您是不会忘却的，因为这种悲剧已在您的血肉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到那时，您将会明白，您至少有一次向他讲述往昔历史的那个人，他刚刚得到了远比那些可怜的官方家伙更为深厚的敬意。

以上就是我想对您说的一切。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放进您的书中去，以便使此人不致被别人说，我们的一位兄弟，不错，就是那位曾在我们身边的兄弟，已然死去，从而被尚活在世上的人们把他永远忘却。夫人，请接受我的敬意。

仇恨的强制性

（1951.圣诞节）

问：您认为把“仇恨”和“谎言”这两个词联系起来，是合乎逻辑的吗？

答：仇恨，其本身就带有谎言的成分。它本能地会使一部分人沉默不语，拒绝对任何人的同情，在本质上颠倒了事物的顺序。至于谎言，则更加微妙一些。有时，如没有仇恨却也可以说谎，那是出于一种单纯的过分自爱。任何心怀仇恨的人，相反地也对自己本身怀有某种方式的憎恨。因此，谎言和仇恨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但从仇恨到谎言，却几乎有一种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

问：在目前的世界上，人们正为国际上互相仇恨所烦恼时，仇恨不正是常常戴上谎言的面具吗？而谎言，它不恰恰又是仇恨的最恶毒、可能还是最危险的一种最好武器吗？

答：仇恨不可能戴上其他面具，因此它也不可能丢弃这种武器。世人不可能心怀仇恨而不说谎。相反，如果理解不能取代仇恨，便不可能讲实话。在当今世界上，十分之九的报纸都或多或少地讲着谎话。心怀仇恨和偏见的代言人，其谎言只有程度之分而无本质之别。其仇恨愈深，谎言也就愈大。今日之世界，新闻机构，除少数几个例外者外，都属此列。因为找不到较为理想的舆论工具，我便不得已而求其次，那实在是很少的，它们谎言少一些，因为它们的仇恨不那么强烈。

问：请您谈谈当今世界上互相仇恨的情况。有什么新发展吗？比如说在政见理论方面或形势方面。

答：当然，二十世纪并没有创造仇恨，但它却孕育出一种特别的品种，它就是所谓“冷仇恨”，它同数学和大量的其他门类嫁接起来。在屠杀无辜者和我们的计算之间，其差别是巨大的。您知道吗，在二十五年内，即从1922年到1947年之间，有七千万欧洲人，有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有的被灭种，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杀害。这就是人道主义这片园地的变种，其间尽管有各种抗议也无济于事。今天，仍应继续把欧洲称为卑鄙的欧洲。

问：谎言有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吗？

答：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任何一种高尚的品德只要一同它嫁接便立即消亡。其特殊性便是，凡喜欢听谎言的人，都会被它击倒。这就是为什么笃信上帝的人和热爱世人的人一旦相信了谎言时，从那一刻起他们便背叛了上帝，也背弃了世人。是的，任何一个伟人都不是靠谎言起家的。有时谎言可以生效，但却从未成过大事。真正的杰出人物，他首先不是靠决斗成功，乃是以不说谎话取胜。而正义的事业也不是靠用这种道理来压倒另一种道理取胜。它既不是号召人们仅仅维持一个只能糊口的小家，也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彻底取消工人阶级百年来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自由，并不意味着信口开河，想说什么便说什么，也不是任那些专事制造耸人听闻消息的报纸肆意泛滥，更不是借口为了未来的解放而建立专制政权。自由，首先便是不讲谎话。哪个地方谎言泛滥，哪个地方便有暴政，并且永存下去。

问：我们今天，爱和真理正在衰退吗？

答：从表面上看，大家都在爱人类（正像爱鲜血淋漓的牛肋骨一样），而且每个人手中都握有真理。但这正是极端堕落的表现。真理在他们被杀害的儿子们尸体上繁殖。

问：当前，“正义”存在何处？

答：绝大部分存在监狱中和集中营里。但那里也有自由人，他们在向人们发号施令，真正的奴隶在别的地方。

问：在当前形势下，圣诞节休假不正是休战的借口吗？

答：为什么要等圣诞节？每天都有死者和复活者。每天都有非正义和真正的反抗者。

问：您认为有休战的可能性吗？是什么性质的休战？

答：我们要坚持抵抗到底，决不休战。

问：您在《斯基夫的神话》一书第一六六页上曾写道：“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那就是彻底改造人和世界。我永远不去改造人，但必须做出改造人的样子。”您能否在这次访谈中讲一下您今天的看法？

答：那时我比现在悲观。的确我们不能彻底改造人，但我们却也不能任其堕落。相反的，我们要以自身的和他人的顽强力量，以自身的和他人的同非正义作斗争的力量，使他们振作起来。正如路易·纪约所说，真理的曙光并没有向我们承诺什么，因为我们并没有订契约。但真理却需要培植，正如爱和智慧需要培植一样。不错，既没有人向我们赐予，也没有人向我们承诺。但是，只要大家努力去做，不怕牺牲，便什么都有希望。要么，我们便被谎言所扼杀，要么我们就走入死胡同，在这关键时刻，我们要不失时机，孤注一掷。但须冷静，大门会敞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