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世界报》的信

（1956.5.28巴黎）

社长先生：

我刚刚听到我的朋友让·德·梅宗瑟尔在阿尔及尔被捕的消息，感到十分惊诧和愤慨。到目前为止，关于阿尔及利亚事件，我一直被迫一言不发，以免再给法兰西人增添痛苦，因为说到底，这种做法无论是对右派还是对左派我都绝对不赞成。然而，面对这种愚蠢和粗暴的做法，又不可能闭口不言，因为这样做，是对法兰西在阿尔及利亚利益的一种直接打击。

我认识让·德·梅宗瑟尔已有二十余年，在这一段时间内，他从未参与过政治活动。他唯一的两种爱好就是建筑学和绘画。例如奥尔良维尔之所以能够在废墟上又矗立起来，就得益于这位伟大的建筑家。在阿尔及利亚被别人破坏期间，他一直致力于重建阿尔及利亚的工作。

就是在最近，在他所挚爱的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他认为应该以自己的名义和行动支持全民休战的倡议，这也正是我的倡议，而且这一倡议的主要原则已相继取得苏斯泰尔先生、拉科斯特先生和摩勒先生的同意。这个原则的主要精神，就是在目前的形势下，努力争取使无论是法兰西的还是阿拉伯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受到保护。这根本不同于现在或从前的那种谈判或者“停火”之类的行动，它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人道主义的举措，直到目前为止，它尚未受到任何卑鄙无耻的攻击。我的呼吁书全文也已被发表出来，据我所知，也还没有人认为其宗旨是不光彩的，其用意是不良的。新闻媒体所说的“组织”，只不过指的是对我那个呼吁，在事物上和经济上承担义务的那个委员会，它得到了多方鼓励并决心在愈来愈使其气馁的条件下，把事情办到底。我们的安全部门，也无须花力气去“发现”这个“组织”，因为它的存在是尽人皆知的事。

而让·德·梅宗瑟尔，正是这个委员会的积极参与者。至于说他曾与某些政党或派别有联系，那纯粹是言过其实和滥用职权。因为这个委员会从未同什么政党和派别有过什么关系。更有甚者，还说什么他有意为实行“停火”而组织谈判，甚或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云云。大家读了这些蠢话，一定以为是在白日说梦。

我也曾在报道中看到过，说让·德·梅宗瑟尔曾参加了“自由法兰西人联盟”。在那种情况下，参加者并非他一人，而且据有人对我说，该联盟曾经公开申明过它的计划，并提出了它的纲领，参加这样一个联盟绝非罪大恶极。逮捕自由主义人士，其唯一的罪名就是他们是自由主义人士，这无疑是公开表明，只有2月6日的游行示威者才有对阿尔及利亚说话的权利。如果真是如此，我要恳请摩勒议长，把事情对我们讲明白，并请其公开表示赞成这样一种政策，即所有不骂法国政府首脑的人，都有投降的倾向。至于我本人，如果我坚决反对任何投降的话，我自然也反对对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政策的投降，因为这种政策，在我看来，是另一种形式的放弃政策，其责任是极大的。这一立场也正是让·德·梅宗瑟尔的立场。

如果他的活动有利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兰西和阿拉伯无辜受害的人民，并且相反的这一条又足以对他提出控告的话，那么我也必须应该被捕，因为我不但现在从事这种活动，而且将来也从事这种活动，基于同样的逻辑，也必须逮捕红十字会的所有代表，以及摩勒先生和拉科斯特先生，因为他们也同意这个活动方案。特别是摩勒议长，就在一个月以前他还让我转告，他个人对这个委员会是赞同的，并对该委员会的活动给予高度的评价。那些赞扬之词应该给我那位被监禁的朋友的牢房带来一股清凉。当他受到这种侮辱性的待遇时，得知他的朋友们正在对他进行声援时，他将会感到安慰。在政府里或在其他地方，绝没有任何人能够对这位勇敢的法兰西人进行这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可以证明，他对自己的国家一向是忠诚的，特别在他的行动中尤其如此。而相反地对他的逮捕，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混乱局面，是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未来前景一种名副其实的破坏。费拉加的参谋部今天应该放声欢笑了。他们笑得有道理。这种一味地倒行逆施丝毫也补偿不了我们外交上的各种致命缺陷。但如果这种事多起来的话，却足以对我们国家造成最大的破坏。

然而，我却把这种政策上和警察部门应负的责任归咎于我们的政府。我现在所关心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释放让·德·梅宗瑟尔。我将尽我一切可能发动公众舆论，要求对他予以释放，随后还必须要求给予损害赔偿。因为不加节制地任意通过警察机关损害这样一些人士的名誉是不能容忍的。

作者附言：我从最近的报纸上获悉，加给让·德·梅宗瑟尔的罪名仅仅是“行为不慎”，对他的起诉将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我要强调的是，这种“行为不慎”乃是一个公民的勇敢行为，它丝毫没有损及法兰西的利益，并且得到官方人士的认可和赞同。至于所谓的在“有限范围”内起诉，它只能增加我的愤怒。因为这谈不上什么有限范围，这是对一个无可指责的人的侵犯，他的名字已在舆论界喊得沸沸扬扬。无论是在电台或在头版的报纸上经常听到和看到，而且伴之以令人气愤的评论。我在此强调，所有的自由人士应该站出来，要求立即为他恢复名誉。

不要听之任之

在让·德·梅宗瑟尔被捕一个星期以后，所有那些不择手段攻击他的材料便全部被背信弃义学校毕业的高材生们利用起来了。罗伯特·拉科斯特先生宣称，这件事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于政府部门的官员们则说，他们对这件事的发生既觉得难过，又感到吃惊。实权在手的当政者们则空话连篇，言不及义。归根结底，此事若无阴险小人和阴谋诡计，何以会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如果不是如此，何以会这样？对于我那位无辜的朋友至今仍受着牢狱之苦，并且那些人正秘密地加紧活动，而且他的律师们还不能同他接触。对这一切，使我提起笔来便感到万分气愤。从另一方面讲，在外表上看，并非宗主国的政府在阿尔及利亚起支配作用，甚至也不是罗伯特·拉科斯特先生，但不管是谁，总之都是一样。

事实上，我们也早已了解，阿尔及利亚的自治很久以来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法兰西在那里的统治权由对立的两派实施。因此要维护这个统治权必须在两方面进行，或者干脆不予理会。的确，那些不主张在两方面作战的人，最终总是遭到背后射来的黑枪。那证明，在今天已是显而易见的了。的的确确可以说，在阿尔及利亚有阴谋活动存在。这种阴谋活动的矛头乃是指向行政当局和法兰西的未来。在令人反感的传统警察部门中，一个由各种观点组成的大杂烩，曾试图通过威吓手法表明，所有自由主义人士都是叛徒，以使法兰西不敢以其武装为后盾实施一个开明的公平政策。我们这些能干的阴谋家唯独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他们这样做同时也鼓励了费拉加，因为他们向费拉加们表明，在最诚实的法兰西人中竟有那么多人已经决定诚心诚意地把阿尔及利亚交给费拉加。至于要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并寻求责任者，这件事还是请我们那些部长去做吧。至于我本人，所关心的却是政府应负的责任。

不错，我相信在专横地逮捕让·德·梅宗瑟尔这件事中，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事。但自从它了解了这件事，并为此感到遗憾的同时，它就已对这种非法的拘捕，而且一个无辜者依然待在牢狱中这一事实负有不容推脱的责任了。自这时起，政府便没有任何可以辩解之处了。因此，对这种卑鄙的监禁，每天，每夜，每时，政府都要负责。对这种非法行事，仅只表示遗憾没有丝毫用处，必须予以平反。敲桌子并不解决问题，还必须按照这些去做。倘不如此，我们便会因此永远留下一个政府当局疲软无力的形象，便会使人觉得，尽管它口头上宣称对各种事件起导向作用，但实际上却被它们牵着鼻子走，就会使政府失去了驾驭和平的能力，正如失去驾驭战争的能力一样，就会永远在其高喊自己德政的同时被人强奸。

让·德·梅宗瑟尔的朋友们，以及他本人，绝不会满足于泛泛的几句表示遗憾的辞藻。一个人的声誉和自由，绝不是用安慰和表示难过所能换得。相反地要有实际行动，有足以决定生死的实际行动。甚至可以说，在议会的唇枪舌剑中，你虽然表现出众，但同个人的荣誉比起来，重要的还是荣誉。对于那些经常把在法兰西要振奋国民意识挂在口头上的人，让他们听听上述的话，现在正是时候。如果说这件事乃是当务之急，如果说感到法兰西处于孤独状态的人中我不是最后一个，那么必须说这种国民意识，首先已经在政府人士中不存在了。在他们当中，公仆这个词已失去了它的尊严。疲疲沓沓、麻木不仁来自于意志衰退，以及性格上庸庸碌碌等，这一切都是使人们看到他们的政权意识在衰退，这就使得他们对待一个无辜受害者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对待一个真正的犯罪者却以笑脸相迎。政权应该是合法的，但只有当它作为一个民族的领头人，以仲裁人的身份实施公正的政策、调整好特殊自由行动的总体利益时，它才是合法的。如果它失去这种功能，它便失去了主干，就会腐朽，就会成为无政府主义的官僚机构。而法兰西也便成了一条全身扭动的蠕虫，在寻找它已丢失的脑袋。

对于近几天来传到我们耳朵里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该怎样表示我们的惊讶呢？让·德·梅宗瑟尔被指控的那些罪名，大家也承认在他的生活中并不存在，但他却被抛进了监狱，而我们那些哈巴狗却趁此机会纷纷出来对他狂吠。而法兰西呢，却在此时向埃及和叙利亚大量提供武器。对此，我们被征召的青年人迟早会掂量出这件事的分量。在此我要提出严正的质问，这也绝没有开展笔战的意思，即是谁背叛了那个如今尚在牢狱中受苦的那个人的国家？而此人对这个国家一直都在心甘情愿地竭尽自己的义务，一直都在为使无辜的生命不致在战争中牺牲而努力奔波。我们之所以感到失望，是因为一个政府竟然对于侵犯一个人的自由行为听之任之，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而且它又明明知道此人是无辜的。那些为了更顺利地进行战争而不惜武装他们对手的人可能会这样认为，一个人的清白无辜只有用监狱和造谣中伤来回报才是最好的做法。虚弱也可成狂妄，它可以为任何失去理智的做法作出解释。

为了使这种虚弱的表现、这种对行将死亡的人危险的无动于衷行为，不至于在一个民族的领头人身上扎根，我们有必要提醒政府，请它负起自己的责任。我的一个信念便是，只有履行自己义务坚决的人，才是对自己的权利寸步不让的人。鉴于这一理由，我们对那个在监狱中无辜者权利的要求决不能放松。对让·德·梅宗瑟尔旷日持久的监禁，是一种令人气愤的非法行为，对此政府当局，而且自此以后也只有政府当局自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责任人。在向公众舆论直接发出呼吁之前，在动员它们通过各种手段提出抗议之前，我最后一次向责任人——政府提出要求，请它立即释放让·德·梅宗瑟尔，并为他公开地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