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记骆宾基叔叔

要是我在记忆里搜寻,他是除我父母的影像之外,第一个印入我记忆的、家庭成员之外的人,我称他叔叔。可我那时并不知道他是作家,如同他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珍珠港事件后,在桂林,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住在我们家,由母亲做饭、洗衣,照顾他的生活。不过他并不喜欢勤换衣着,除非出门或上哪位太太家做客,才会换上一件我母亲为他洗烫平整干净的衬衣。也许他想尽量减少母亲的负担,更可能的是他根本不修边幅。因为几十年的岁月证明,就是在我有了婶婶之后,他也依然如故:衬衣领子总像没有洗过,质地很好的毛呢大衣里,不知藏着多少尘土,被子、床单的情状,和衬衣领子差不了多少……好像仍然过着没人照料的、单身汉的潦倒日子。

他吸烟吸得很凶。清早起来,只要他一打开房门,便有浓浓的烟雾滚滚涌出,他那窄小的房门活像个大烟囱。好像他一夜没睡,挺辛劳地烧了一夜湿柴火。

长大以后才知道,《北望园的春天》那本集子里的好几篇小说,就是他穿着脏衬衣,在那冒着团团烟雾的房间里写就的。要是我想念儿时在桂林的生活,我会在那本集子里找到昔日的房间、竹围墙、冬青树、草地、鸡群、邻家的保姆和太太,以及我父亲、我母亲和我自己的影子。

我自认并非十分淘气的孩子,但我经常挨父亲的揍。或因为他的心情不好,或因为没钱买米,或因为前方战事吃紧,或因为他在哪里受了窝囊气……好像一揍我,他的心情就可以变好,就有钱买米,前方就可以打胜仗,他便不再受人欺凌……

因此,大概叔叔也认为我是一个不堪造就的孩子,不然为什么老是挨揍?也因此我想他是不喜欢我的,我也不曾记得他和我玩耍。

虽然一九七九年第四次文代会期间,有人鼓励我的创作,他说:“那是不会错的,小时候就很聪明,我带她上街,每每经过糖果店,她总是说:‘叔叔,我不吃糖。’”

“那么您给我买糖了吗?”

“当然是买的了。”

并非我要为自己小小的狡黠辩白,这件事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们的友谊是在以后。

一九五四年我们开始通信,那时我还在抚顺读中学。

我想我之所以写信给他,是因为不知哪本书或哪首诗引动了我对文学的兴趣。我像某些自视极高的文学青年一样,对文学其实一知半解,可不论对什么都敢妄加评论,以为文学不论是谁想干就能干,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随便进去胡说八道的清谈馆……

我对他的教训感到非常失望,觉得他对我板着作家的面孔,挑剔、难以对话,我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有时我还使小性子……总而言之,我多半还是把他当叔叔,而没有当作家。

其实他对我的所谓创作极其认真,并不因为我是他的晚辈而对我有些许的不平等。他送给我的每一本书,都郑重其事地签上名字,端盖着印章。

一九五五年春天,他去黑龙江国营农场体验生活,特地绕道抚顺看我,住在车站附近一家二层楼的小旅馆里。那旅馆的名字我全然不记得了,只记得窄小的楼梯和昏暗的灯光,住在那里,一定很不舒服。

对一个珍惜时间的作家来说,绕道抚顺耗费的两天时间意味着什么!在这之前,他曾写信给我:“……明天是你的节日,我送一点什么礼物好呢?一时想不出来,钢笔一定是你需要的,又不好邮,是不是我路过沈阳的时候带给你呢?又不知抚顺离沈阳多远,坐几个小时的火车……”

从沈阳绕道抚顺显然难为了他,他可不是跑单帮的角色,但他还是来了。

他看到我很高兴,我一定使他想起青年时代许多美好的回忆,或不如说我就是他的青年时代。

那时我真不懂事,我甚至不记得他对我说了什么,而且他走的那天下午,因为学校开运动会,我竟也没有请假到车站为他送行。记得我后来写信向他表示歉意,虽然他在回信里说“……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如你心,有时不如意。因为环境究竟是决定人的意识的第一性……”但我感到,我还是伤了他的心。

我越是年长,越是后悔,那次运动会我就是不参加又算得了什么?什么时候我又变成了循规蹈矩的学生?

我常常让他失望。或因为任性,或学习不好,或政治不求上进,或没有考上留苏预备生(这是他多次写信寄希望于我的),或我要看什么演出,等他给我买好了票,我又没去看等等,只有一样我如了他的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到北京读书后,若是我久日没有消息,他便会来信问我生活怎样,是否需要钱用,学习如何、有没有长进,又写了什么新诗,拿去给他看看……

大学一年级时,我忽然写起诗来,他却认真地当回事。劝我多读涅克拉索夫《谁在俄罗斯生活得自由?》那样的著作,而普希金的译文,以瞿秋白的《茨冈》为最好……

而我听了也就听了,写诗于我不过是一阵心血来潮的冲动,却耗费他许多时间,去审读我那既无才情、又未经过苦心推敲的诗句,之后还要对我认真地加以指点。

等我自己也开始写作,也碰上那种连认识也不认识的人,动辄拿来一本几万、十几万的文稿“恭请指正”,我才知道厉害。

我把自己正在写的、编辑部急等用的文章丢在一边,一字字地给他看完,并给他联系好出版社,请他和出版社谈谈,听听出版社的意见,如何将文章改得更好……他却把这部稿子扔到一边,又拿来一部几万字的小说“恭请指正”。我真佩服他们的才思,敏捷得如同自来水龙头,只要一拧,就哗哗地往外流。

他们或是要求你给他介绍这位名人,或是要求你给他介绍那位影星,好像那些名人影星全在我兜里装着,随便一掏,就能掏出几个。

可是,他究竟要不要写点什么?这样问题是不能问的,你若问了,他就会不高兴,说你傲慢,背地里还会把你骂得狗血喷头。

这景况真有点像鲁迅先生说的“谋财害命”。

同样,我那时也差不多是这样无偿地剥削了骆叔叔。说无偿,是因为我并未写出、也没有打算认真写出一行像样的诗句,来报答他对我的栽培和他为我付出的辛劳。

写诗的冲动,终于像水一样地流过,我连那个写诗的笔记本也没有留下,他也不再提我写诗的事。

一九五五年三月,他写信告诉我,他正在写一个有关父亲和女儿的故事,那就是后来发表的《父女俩》。信中详细地写了故事的梗概和立意,而我却是在若干年后才去读它。

和我这样一个浑浑噩噩的毛孩子谈创作,一定是因为创作的激情在猛烈叩打他的心,他希望有人来分享那一份冲动。而我那时却不懂得这份愉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回信时不但对这篇小说没有些许的反应,好像提都没提。

而现在,我会不时翻开他的小说。它们始终经得起琢磨,我敢说,他的小说在中国文坛上堪称一流。

能够认真听取他的指教,并和他进行认真的对话,是在我吃尽苦头,栽够了跟头之后。

一九七三年,我从干校回来后,常去地安门寓所看望他。那是一个已经不能写作的时期,以后还能不能写,谁也不知道,反正已经有好些人下决心洗手不干。我以为他被那样批斗之后,也早已死了舞文弄墨的心。谁知他从床底下,从抄家后仅剩的一个书柜里,从案头,捧过一摞摞手稿,像儿童一样得意地告诉我,他在研究钟鼎文,并在编著《金文新考》。

我环视他那间破败不堪、摇摇欲坠的房子,不知怎么想起曹雪芹的晚年。天棚上,几处裱纸,像北方小孩冬天用的屁帘儿一样耷拉着,穿堂风一过,它们就飘摇起来。

电灯是昏暗的,那几年电力不足,老是停电。

仅有的一张写字台上,不但堆放着书籍、稿纸、笔墨,也堆放着切菜板、大白菜、切面、菜刀、碗盏、煤油炉子……

由于没有厨房,一到做饭的时候,这间屋子里满地堆放着炒锅、砂锅、洗碗的水盆、洗菜的水盆、和面的面盆……我只要找到一个能坐的地方,就再也不敢轻易起来走动,生怕一不小心踢翻什么盆子。而找到一个坐的地方也不容易,每个凳子上或放着米袋子,或放着报纸,或放着暂时不穿的衣服。

房间里真冷,煤球炉子经常灭火。我每次去看望他,几乎都要碰上生炉子这个节目。煤球炉子倒挺容易生着,可我们经常因为谈话忘记加煤球,然后不得不重新生炉子。有几次我冻得不得不穿着皮大衣坐在房间里,在这样冷的房间里伸出手指头握笔写作,一定很辛苦,再说,他可坐在什么地方写啊?

那个时期,大概难得有人和他、也难得有人和我谈论这类话题,我们常常谈得很兴奋,婶子就会心惊肉跳地阻止我们:“小声点,小声点!”

“文化大革命”初期,她让隔壁的邻居打怕了,我却恨不得找茬儿和那邻居打上一架才好。他们欺人太甚,一家子的自行车不放在自家门口,全放在叔叔家门口,弄得进出很不方便;一盆盆污水,有意往叔叔门口倒;逢到这边来个人,就假装晒被子、晾衣服,支着耳朵听这屋子里的动静,然后好去汇报……那个家里的人,怎么个个像是走私贩子,或旧社会在天桥卖大力丸的骗子。

自从萧军伯伯和他儿子出于义愤,在院子里来了一次“军事演习”,让他们知道与这屋子来往的人,并非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后,他们才有所收敛。

而且,谢天谢地,后来可搬了家。

他一面根据对金文的重新考证,对我重新翻译《诗经》里的诗句,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面在那吱吱嘎嘎响的小圆桌上,给我包馄饨。于是那馄饨许久才包完。

我很爱吃他包的馄饨,比我们家那没有多少油水的馄饨好吃多了。肉馅里不放葱花,也不放酱油,只放盐和味精。而我们家包饺子、馄饨,从来没有清一色地只放肉而不掺青菜的勇气。

还有好吃的家乡菜,野鸡末炒酱瓜、口蘑。

他对我说,脱稿之后,想请郭沫若同志看看,听听郭老的意见。

我说:“去找他吧。”好像说去商场买筒茶叶,或去北海遛个弯儿那么痛快。

他却狐疑地望着我,好像在问:“你说话负不负责任?”

这种神色我再熟悉不过。他与人谈话的时候,常常是这副将信将疑的样子,长久地盯着对方的脸,好像老也闹不明白你在讲什么。要想说服他才难呢,任你口沫飞溅地说上半天,他要么轻轻地问上一句“是哦?”要么一言不发,笑嘻嘻地看着你,小小的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好像在说“老弟,说破了天,我也不会上你的当!”那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农民的固执,哪怕他有一天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不会消解。

据我了解,他始终没去请郭老看看。照他的地位、他和郭老的关系,请郭老看看并不为过。

一九七八年初,时值中央音乐学院招考新生完毕,我们都为打倒“四人帮”后恢复的高考招生制度而高兴,他给我讲了音乐学院招生工作中一些感人的事情,那些事例当时在社会上流传极广。他鼓励我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并对我说,因为我对音乐的喜爱,这个题材对我很合适。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动笔写这篇小说。我写得很吃力,正当我非常为难的时候,他突然因脑溢血住进了医院,我当然不能再为这篇小说给他添乱。幸好曲波同志算是我的先后同事,小说请曲波同志看过两次,并听取了他许多宝贵的意见。

去医院看望骆叔叔的时候,他还不忘这篇小说,问我写完了没有。还说写完以后,要请丁宁同志过目,因为这些故事还是上年他宴请大家时,丁宁同志在饭桌上讲的,当时李準同志对这个题材也很有兴趣。

听他的意见,小说又请丁宁同志看过。

但这篇小说不但被《人民文学》杂志社的王扶同志退稿,还被批评得一无是处。我以为这篇小说再不会有出头之日,便丢在一旁,从此也不再做写小说的梦。

他出院后去小汤山疗养之前,又问起这篇小说,并一定要我读给他听。我对这篇被枪毙的小说已然毫无兴趣,念得干干巴巴、有气无力,断句也不清楚,而且念得飞快,根本不打算让人听个明白。我不过是在应付差事:因为他要我读,我不得不读。我还想向他表示,我努力过了,但事情的成败由不得我。

可是,我看见他的眼圈儿红了,我的声音也不由得哽咽起来,我是为他的感动而感动了。

他说:“好,很好。”

我不相信。也许这是他对我的安慰、怜悯,或是偏爱。

他坚持让我再送另一家杂志。

可以吗?我仍然不相信小说有发表的水平,并且我对他说,小说的标题也不算好,我们推敲了几个,最后他说:“就叫《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吧,它开阔,背景显得雄厚。”

…………

小说正式发表后,他似乎比我更高兴。立刻写了一封信给我,那些赞赏的话,我就不便说了。

我赶到小汤山去看他,他不止一次地说:“你爸爸一辈子想当作家也没当成。”口气里流露出深深的遗憾,眼睛也不看我,好像在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好像在看他自己,看我父亲,以及他们同代人走过的那条路。

我说:“他一生为人处世,太过小聪明。”

他摇摇头,表示不满意我用这种口气说到我的父亲。我不再和他争辩,但我知道,我绝没有说错。父亲其实是个可怜的人,太过小聪明,却又大半辈子仰人鼻息。等到解放,可以重打鼓另开张的时候,却韶华已逝,已经养就的很多毛病,已很难改变,更何况不久又成为《人民日报》榜上有名的大右派……他虽活着,但他的一生似乎已经了结,翻开在他面前的那本大书,已经是另外一页,记载着另外一些人的故事。

想起小时候,常常听见锋芒外露、嘴不饶人的父亲,刻薄、抢白、看不起骆叔叔。结果谁成功了?如果父亲能像骆叔叔这样勤奋,相信他也会成功。这样一想,我又为父亲感到惋惜,虽然我并不爱他。

我对他的感情,还不如我对骆叔叔的深。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骆叔叔给予我的,远比生身父亲还多,就连他写给我的信,也比父亲给我的多,且不说他期望于我、教诲于我的。

1981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