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丈吴开先先生是国府主政大陆时期的一位重臣、高干和抗日陷敌未死的“幸存烈士”。他在1939年秋，正当我民族抗战最艰苦的岁月，汪精卫在南京组织伪政府紧锣密鼓之际，奉蒋委员长之命，自重庆经南洋潜返上海，借租界掩护，领导沦陷区抗日活动，并破坏汪伪组府工作。

盖斯时我军新败，敌后人心动摇。汪、陈（璧君）诸逆乃诡称汉奸主和乃汪、蒋之“双簧”，汪氏之“国府还都南京”，有渝方蒋公之默契。一时颇能蛊惑人心，动摇抗战信念。因此吴开先返沪之主要目的，便是向敌后人民，尤其是上海金融巨子，重申抗战要旨，揭穿此“双簧”之烟幕。吴氏并冒险公宴沪上金融界诸领袖人物，于宴会上以中央大员身份，直斥汪、陈诸逆为汉奸、“双簧”为谬论。一时忠奸有别、泾渭分流，汪氏组府几至一筹莫展。其原因便是汪氏组府之最重要“阁员”，厥为伪“财政部部长”，而开公望重春申，与沪上金融界原有胶漆之谊。今又衔蒋公之命，挟孔祥熙氏之密函，足可阻止汪伪向金融界之渗透。汪伪之“财政部部长”，势必选自上海金融界，而金融界诸贤拒不附逆，则汪伪之窘可知矣。

汪精卫当然也不是省油灯。他原是国府元老、党中副总裁，在上海一带自有其庞大的潜势力。如今组织伪府既受吴开先之阻挠，乃欲以得吴氏之头而甘心。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汪伪竟悬十万现洋重赏，以购吴氏头颅。以那时十万元的购买力来折算，也可说是书生头颅有价！

这时吴、汪之间虽忠奸有别，在实力上倒是旗鼓相当的。开公那时是重庆国府驻沪的最高级干部——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该党组织部副部长。因此国府留沪各系统、各机关，在体制上都悉听调度，再加上各级干部同仇敌忾之心，则开公所掌握的实力亦自可观。

据开公告诉我，他那时匿居沪上，是不管“行动”的。那种披坚执锐、与敌伪在街头战斗，自有那些经特殊训练的中下级忠贞之士去赴汤蹈火。他自己的职责则是抑制汪政权之扩展，作曲突徙薪之谋。敌伪双方当然深知他的重要性，然格于当时租界上的英美势力的阻挠，他们对吴氏这位上海社区的地下领袖，也无法加以有效的报复。可是这一形势，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瞬息之间便大局逆转了。

太平洋战争一起，美、日立刻宣战，日军乃冲入租界。他们那时要搜捕我方的第一要犯，自然就是吴开先了。处此紧急情况之下，开老理应呈报中央，撤入安全地带，无奈他艺高胆大，自恃为老上海，以为在数百万市民之间化装隐匿，敌伪双方都是不易寻获的。这一点，他虽保持了他的爱国心和责任感，并表现出他吃老虎的个人胆量，但是他也低估了敌伪的搜捕能力——重庆方面派来如此重要的人物，在区区上海一市之内，他们竟然搜捕不着，则敌伪特工的这机关、那机关，岂不通统都要关门了！

他们终于掌握了吴家匿居的线索，侦骑密布，便把吴开先这个渝方派来的地下总指挥，于1942年3月18日午夜，一网成擒！

日军杀人之残酷，远在德国纳粹之上。抗战初起，他们在南京一地，三天之内就屠杀了三十余万军民老幼；而其杀人手段之野蛮残酷，是史无前例的——吴开先这位在上海地区领导抗日的第一号人物，现在是落在日本屠夫手里了。

汪伪特工杀人之残酷，亦不在日寇之下，悬十万重赏、死活不拘的头颅，现在就在刀下——身首异处，一秒钟内就可决定！

我们读历史的人、看电视剧的人，对烈士、对受难者、对屠夫、暴君、刽子手……看得何等轻松！

“自古艰难唯一死！”身临生死边缘的仁人志士的感觉，可不一样啊！

被捕后的生死抉择

开公被捕之后，有几种可能的下场：

以他个人在敌伪眼光中的“罪大恶极”，他可以被“立刻处决”。

以他在国民党内的身份和内幕知识，他可被“严刑逼供”，终于“瘐死狱中”。

以敌伪之间乃至敌伪本身各派系间的争功、妒忌与倾轧，他也可随时被害。

可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之下，他们如果对他另有用途，不要他死，那么，他想做个“抗战期间第一个为国捐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见汪曼云文），这个光荣的烈士头衔可也不易取得。吴氏决心服毒、跳楼、吞回纹针、绝食……在现代的医疗条件之下，要死也死不了。

“烈士”并不是人人可做的。有做烈士节操的仁人志士，往往也是“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

一个战败不屈的将领，激于义愤，拔枪自杀，这在国共内战中，有很多国军高级将领如张灵甫、黄百韬等等都是如此“捐躯”的。可是被俘之后，自裁不死，其后又颇受礼遇，甚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但是你还是志立不屈，终于“从容就义”，那就很难了。纵是基于民族大义，而真能从容就义者，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恐怕也只有文天祥相国一人了。洪承畴被俘之后，原先不也是决心殉国的吗？

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是道德大于政治的。汪氏组织了一个伪政权，其实他的伪政权并未做太多的坏事。贪污腐化，两党皆不能免，岂止汪氏？其实，他抗拒日寇在中国大陆征兵往南洋作战，且不无可记者。

汪氏之劣迹，是他破坏了民族道德——他不该以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于抗战最艰苦阶段，血流成河、尸骨堆山之时，谬听老婆之言，反身投敌。

我民族八年抗战，在道德上说，是黑白分明的。汪、陈夫妇一旦投敌，乃把我们这个黑白分明的民族道德弄得一片模糊——使当时拋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志士，在道德上莫知所适；而人类渣滓的汉奸，则个个手舞足蹈、理直气壮起来。汪氏在历史上的罪恶，莫有大于此者。

汪精卫本是吴开先的“长辈”——老上司、副总裁。党龄、事功、道德……都是吴开先的榜样，汪的左右也是吴开先的知交好友，如今忽然天旋地转，吴开先竟然做了汪精卫阶下的“待决死囚”！在这生死交关的情况下，汪氏如温语招降，甚至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你叫吴开先在精神上何以自处？

为最低限度的保全性命着想，吴氏最简单的办法，便是“接受汪副总裁的领导”，写一本“CC内幕”的畅销书，加入老友周佛海、陈公博的行列。如此不但生命可保，高官厚禄也接踵而来——哪里做不得呢？

或许有人要问，如此做法，将来岂不是落个汉奸下场？但是那时日寇正席卷东南亚，“大东亚共荣圈”之建立就在目前，重庆岌岌可危，全国精华均已在“汪主席”控制之下，中国即将是汪家王朝的天下——有谁会想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呢？

在那种情况之下，舍汪记新朝的高官厚禄不要，偏要待在死囚牢内，做个朝不保夕的、汪副总裁政权下的文天祥，那真是“愚不可及”了。

在那种生死交关、庙堂沟壑的强烈对比之下，吴开先竟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那条“愚不可及”的道路，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内称不避亲！”我们搞历史的，是应有啥说啥的——绝不因为他是我的丈人！

何以能越狱脱险？

但是吴开先这位死囚犯，为何在抗战末期竟能越狱潜逃，堂而皇之跑回重庆呢？这一点就不能不归功于盟军作战之英勇和正直的上帝之保佑了。

原来日军在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之后，不数月便席卷东南亚，囊括了整个西太平洋，一时气焰之盛，真是拿破仑当年亦不过如此。美军在新败之后，在海军上原属劣势。我有位学生王书君教授曾用中文写过一本大书曰《太平洋海空战》，便叙之甚明。但是美国海军何以于短短两年之内反败为胜，节节反攻，终使日本海军一败涂地，不得不退守本岛呢？在史家参查无数种因素之后，也不得不嗟叹天意胜于人力——日寇这个侵略者，实受天谴！在珊瑚海、中途岛诸海战中，美国海军的胜利，很多方面都是很偶然的——美方并无必胜的条件和信念。

总之，在1943年初，美方一连串的胜仗之后，日寇败征已现，乃想在东亚大陆减轻压力，以便全力在海上与美军搏斗，以防其在日本本土登陆。在这项新决策之下，彼方深知汪伪政权不值一顾，乃转而向重庆乞和了。

但是如何向重庆表示友善、求和罢兵呢？利用汉奸向重庆示意，断无此可能；利用唐生明等伪降之士，亦嫌分量不足。这样他们便想到在押的待决死囚、重庆方面的第一号大俘虏吴开先了。开释吴开先以表示倭方觅和诚意，而吴氏又是重庆方面地位足以“通天”（面谒蒋公）的高干——用目前的术语来说，他们要利用吴开先作为对蒋通话的“热线”（hot line），吴是他们掌握中的唯一具备此“热线”资格的人物。

可是，这时我全民族浴血抗战已苦撑六年，六年艰苦岁月中，日方一再诱降，我方迄未动摇；如今胜利已成定局，日寇屈膝有期，反而与败寇谋和，是不需常识即可判断取舍的。日方此举，也只是处于绝境，勉存梦想，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至于吴氏呢，他正可利用此一资格，乘机脱离日寇魔掌，岂不也是侥天之幸？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日军魔掌之下，莫说做死囚犯，甚至做“顺民”，其生命也是旦夕不保的。君不见诗人郁达夫乎？郁君通日语，在中日文坛均享盛名，并曾为日军做翻译。可是郁君却于日本正式投降之后为日军所捕杀！日军杀郁达夫究为何事——灭口欤？泄愤欤？吾人不知也。但是郁君死后，有谁替他喊过一声冤？缉过一天凶？倭儿凶手还不是逍遥法外！吴开先招敌伪之忌远大于郁达夫呢！吴氏如不于1943年春乘机脱逃，其后命运如何，纵延至日寇投降之后，亦未可知呢！

生还后的是非

吴开先于1943年4月，被日军以专机运送至广州湾释放，辗转逃还重庆。

这一幕“捉放吴开先”（参见汪曼云狱中口述）的历史故事，对吴氏来说，真是历经险劫、得庆生还了。所以他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一下飞机，真是亲朋云集，欢声载道。党内外诗人墨客自于右任以次，并联席庆功酬唱，佳作集至数十首，复由沈尹默书家专抄，刊集成卷，实是中国近代史上不朽的文学佳构。十余年前，开老乃把此轴历史文献交其长女昭文保管，由于开老不喜自我标榜，素不以此手卷示人，故见之者绝少。唯昭文读汪曼云《捉放吴开先》一文后，对其最后一章谓开老返渝往接者仅三人；又谓有开老出席之宴会友朋裹足之说，大起反感，以其与事实适得其反，乃请示老父，决定将此手卷公布，不仅为驳汪文之不实，亦以飨文史界之同好，兼为历史文献存其真迹。

开老是幸存了他九死一生的“活烈士”的生命；但是他却不能摆脱当时国际、党际，甚至国民党党内的风云诡谲的政治。因为吴氏在离开沦陷区之前，汪精卫曾亲约午餐，日军最高将领冈村宁次亦曾约见恳谈，其后又搭日军专机去广州湾，重返自由祖国——这些事原是身为阶下囚的吴开先所无法掌握之事，他是一任敌伪摆布、无法做主的，但是这些事件的本身却有其极敏感的国际政治、党际政治和党内斗争的超级意义。吴氏处此夹缝中，遂成为各方各取所需、任意蹴踢的政治皮球。

敌伪之想利用吴开先做“热线”固无论矣，重庆的“最高当局”蒋公的反应又如何呢？那就微妙了。蒋公的个性，和历史学家所知道的史实，都是绝对“抗战到底”的，在胜利在望的曙光中，绝无与日寇妥协之可能。但是这一“绝无可能”，那时在国际政治中有决定性影响的憨直的美国佬不知也——这也是美国的“中国通”的不通之处吧。

当时美国佬对华情报所得，却把这个“绝无可能”的情势变成了“绝大的可能”。美国佬这项无常识的情报，中共人士和国民党党内的反蒋集团实是最主要的来源（见美国已公开的战时秘档），这也是玩政治的各取所需吧——他们要“糟蹋”蒋介石来讨好史迪威。

微妙的是，蒋公对此项“诬蔑”却笑而不言，始终不肯表态。

为什么如此呢？理由极简单：这一着棋是美国参谋本部马歇尔这一干人所最怕的。

须知那时中美之间的关键人物是史迪威。史可说是马歇尔的“私人”，而马歇尔则是罗斯福言听计从的智囊。

史迪威此人是个志大才疏、毫无政治头脑的老粗，与威风凛凛的蒋委员长极不相能，他竟公然呼蒋为“花生米”（peanut，这原是国际密电中的代号而史公开之）。偏偏他掌握了美援“租借物资”的分配权。他和蒋、何（应钦）打交道，最常用的口头禅则是“QUID PRO QUO”（有来始有往）。他的最高目标是把蒋介石挤得靠边站，由他取蒋而代之，出任“中国战区陆空军总司令”，这一最高职位，他是几乎到手了！

史迪威与蒋公虽成水火，但与蒋公和孔祥熙院长的枕边人却往还得十分投契。精明的共党人士，和心怀宿怨的李济深辈党内领袖，又都看穿史老大的弱点和实力，把他哄得团团转……在这种党内外微妙情况之下，老史那时在重庆真是炙手可热。他有的是美援。他和蒋某打交道，一定要有来才有往。重庆当时一穷二白，拿什么来“往”呢？

因此蒋公那时对美国压力唯一反击的武器，也是他们最怕的武器，便是：“老子不打了！”事实上，那时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在华府商谈美援，也动不动把蒋公这一“老子不打了”的态度暗示给罗斯福；罗斯福在惊恐之余，往往也就拿出大把大把银子来维持“老子去打”。

在1943年4月，吴开先蓦地飘然而返，并由日军专机送回，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蒋公就故弄玄虚，让敏感的老美慢慢去猜吧！这事实，只是告诉一向欺人太甚的美国文武，“老子不打了”不只是一句空话！

吴开先何人？他只是一位九死一生的、被日军释放回来的俘虏。论功行赏，理应盛大欢迎、加薪晋爵才对。可是这位“活烈士”在中美对垒的国际政治上发生作用了。他是中美围棋大赛中的一颗棋子，用存取舍之间，全看下棋者的需要和意志了，至于这棋子本身的是非荣辱，那就不在下棋者的考虑之列了。

再看看国共两党这盘棋吧。

抗战初期以后，国共摩擦加剧，共产党的宣传，口口声声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甚至不抗日，或与日、伪阴谋联合反共，他们能举出无数个例子来。1943年春，吴开先脱险归来，在共产党方面说来，自然又多了个例子。

最可叹的是，国民党为对付美国，既故意不作公开否认；对共产党和党内的反侧分子，亦仅暗示并未与敌伪有任何往还。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微妙情况之下，吴开先便成了个牺牲者——他被冷藏了，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的官也丢了。百劫归来，无官一身轻的来龙去脉，我们根据史料的分析，大致不会太错吧。

政治是残酷而龌龊的。它对国共两党之内所谓忠党爱国、舍身赴义的党员，乃至党外为抗日救国拋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是太不公平了。抗战八年，我爱国军民伏尸三千万——多少可歌可泣的壮烈故事！五十年来，有多少人怀念他们，甚至提到他们呢？而贪赃枉法、鼠窃狗偷之辈，在他们的血迹上享其荣华、受其富贵，有什么天理可讲呢？

司马迁叹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耶？非耶？”

太史公这一个永恒的问题，是千年长存、于今为烈啊。吴开先这位“准烈士”，抗战期间没有随诸先烈而去，如今以九秩高龄，身心两健，瞻望期颐，真是应该庆贺了。

开公自大陆易手之后，万人如海一身藏，隐于台北市廛已四十年。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而老人倒颇能淡泊自甘，对过去风云往事，亦不愿提及。仅儿女劝索之下，始亲笔自述十余万言，交德刚整理付梓。窃思开公事业牵涉中、日、美三国暨国共两党，兼及汪伪政权史料，“我国国史馆”、党史会、日本防卫厅，乃至美国国务院、国防部，与夫今日上海各界汪伪史料，均连篇累牍，未细加查阅，便仓促校勘付印，未免过分草率、辜负正史，故迄未动笔。所幸海峡两岸言论如今均同时开放；日、美两国秘档近日亦不难探求。今后有余时余钱，当再细细推敲之，务期为民国正史留一页也。

今且将开公当年脱险返渝，陪都高层文化界于右任、程沧波、汪东、汪辟畺诸先哲对开老慰劳、庆功感赋诗先期发表，为抗战诗文之一章，以飨同文。

十年前（1978）开公八十双庆时，我个人因课忙未能亲飞台北参加祝贺，乃亦效颦匆草贺诗十首托内弟缵文携献老人，聊代跪拜。今亦附骥刊出，以博亲朋大雅一粲。前贤杰作暨匆草拙诗，多涉及开老当年嚼舌抗倭功在国史之往事，如不稍加说明，则年轻一代读者，或不知所指何事，因稍作“史释”如上。乞高明惠正焉。

1988年11月5日于北美洲

岳丈吴开先先生嵩庆献辞

一、江东元老　北伐少年

万户桃符佐寿筵，期颐预祝玉堂仙。

江东父老尊元老，北伐当年一少年。

二、春申江上　往日繁华

车满前庭酒满樽，春申江上月黄昏。

攀辕貂锦三千客，珠履黄郎岂足论？

三、身陷敌牢　矢志成仁

未见衣冠沦上国，孰从肝胆识孤贞。

应知散帻斜簪客，原是黄花岗上人。

四、呕唾倭酋　佯狂却敌

歇浦星沉一岛孤，书生咳唾却匈奴。

满城宫锦皆狐鼠，嚼舌常山一丈夫。

五、胜利还乡　内战去国

黎元喜见凯歌旋，重续齐民百二篇。

衽席苍生成幻梦，渔阳烽火照无眠。

六、退隐台北　从不言禄

策杖街头偊偊行，岂因介禄感逢迎。

尚书真向市曹隐，翁是临安第一人。

七、文桂承欢　子孝孙贤

云外莫嫌夷夏殊，朝暾长照子孙贤。

桂自飘香文自秀，相随已是十分圆。

八、布衣婿女　差报平安

堂前乳燕漫天飞，飞向淮南一布衣。

却喜归来双剪在，依然笑语报春晖。

九、笔戏雕虫　心存黎庶

每叹山东无足问，窃怜海甸有相濡。

著书为探生民术，忍共胡郎辨尔吾。

十、亲率儿女　献诗祝寿

妇自裁笺我润毫，呼儿适市备香醪。

且随季子乘风便，好献新诗作寿桃。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三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