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人而敌一国”——为刘绍唐先生创办《传记文学》二十年而作

在我国汗牛充栋的传统史学里,所谓纪传体——也就是那部头最大、撰修时间最长的正史(二十五史)所采用的体裁——实是史学的主流。其实纪即传。司马迁原是这一体裁的创始者,而司马迁所写的《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事实上便是“项羽传”和“刘邦传”。所以换言之,我们也可以说,中国传统史学是以传记为主体的。传记写的是人的故事。把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社会行为忠实而有趣味地记录下来,让人百读不厌,那就是传记文学了。

论传记文学,推上去,司马迁当然是这一行的鼻祖。我国古代各行各业照例都供奉他们的祖师爷——例如木匠的是鲁班,唱戏的供的唐明皇,药店供的神农,医生供的是华佗,等等。所以刘绍唐先生如果也要在“传记文学社”供一位祖师爷,那么司马迁也就该当仁不让了。

不过传记这项文学,在二十五史的头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之中,都写得很好,其后便愈来愈糟。形式主义化的结果,到《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上的“列传”,简直就令人不忍卒读了。

由于正史的形式主义化,它也就影响了私家传记作者的写作。所以在中国的传记文学里,“四史”而后,简直没有几篇可以说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司马迁不但传记文学写得好,他的自传文也照样写得好,他那篇《太史公自序》,便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不幸的是,这个自传文学的传统,和传记一样,也流于形式化。以后大家干脆就不写传记和自传了,索性来他个流水账——所谓年谱。一位老先生自知快要蒙主宠召了,想自我留名后世,便来他个“某翁自订年谱”。笔者昔年管图书,浪费人家的钱,把这类年谱买了不知道多少筐、多少篓,有时偶尔也去翻看翻看,看得生气,不觉便投书于篓——啍!我又不是你的儿子、你的孙子,看你这种书干吗!

可是这个僵化了的传统,在西风东渐的近百年中,渐渐又显出复苏的迹象。纵是最枯燥的年谱,在“现代化”了的写作之下,也有极多可看之书。老同学窦宗一先生所写的《李鸿章年(日)谱》(1968年香港友联书报发行公司出版)便是一本不朽的佳作。在全书中,作者自己几乎未写一句主观的评语,他只是自多如牛毛的有关李鸿章的史料中选其精华,按时序排列,让李鸿章去说他自己的话。在这本小书中,李鸿章真是栩栩如生,令人百读不厌。

欣羡之余,笔者于1962年《李宗仁回忆录》(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之一)中、英二稿同时完工之后,心目中的第二部书,便是想向宗一效颦,来一部《蒋中正先生年(日)谱》,并想在蒋公百年之前,于关节处所,以“口述录音”方式,请“老师”“自订”。

蒋中正先生是我的“老师”。

1943年春初,蒋公接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时,我正是该校历史系毕业班的学生。事缘前校长顾孟余先生被迫辞职,而教育部派来的继任人又不见经传,这未免小视了我们国立中央大学的大学生了,所以我们拒绝接受这新校长,闹了个偌大的学潮。教育部收不了这个烂摊子,乃呈报行政院解决,而行政院下来的批示,则是“本院长自兼”。

这一来不但教育部不敢挡驾,我们大学生也不敢闹了。我们贴出一张伟大的大字报(当时叫壁报吧):“欢迎校长早日莅校办公。”

接着我们又收到校长室执事人员的传话,说:“校长不许欢迎。”抹了我们大学生一鼻子灰。

校长虽不许我们欢迎,我们还是欢迎了他。自此以后校长每周来校办公两小时,这时我们全校师生也就按时辍工两小时去“看校长”。后来我毕业了,毕业证书上的署名也是“校长蒋中正”,所以我就变成不折不扣的蒋中正先生的“学生”了。

二十七年过去了。1970年冬我们在台北开会,一天早晨蒋公点名召见我们“留美四学人”。当他老人家问起我的学历时,我开玩笑地说:“我是‘天子门生’啊!”

蒋公也微微地笑了笑,却说:“你是中央大学毕业的?”

“是呀!”我说,“我是三二级,历史系。我的毕业证书就是您签名盖章的啊!”

“那么你年纪……”

“老师不要问我的年纪了,”我说,“我现在的年纪,正是那时您在南京,我们向您‘献机祝寿’时,您的年纪。”

我没有称他“校长”,因为“校长”是黄埔等军事学校毕业生称呼他的专用名词,我未便乱用,所以我称他“老师”。

当我靠在沙发上和我的“老师”嬉皮笑脸地一答一问之时,我看那沙发上只坐了半个屁股的某学人,脸上一红一白,似乎有点局促不安起来。蒋公身边的两位侍从,似乎也有点惊异。

可是,我倒(觉得)有点奇怪。我觉得坐在我们前面的“我的老师”是那样慈祥、和善、笑容满面的一位老人,其他人等干吗那么紧张?

“老师,”我笑着说,“您没有老呀,您和我们在重庆看到您时,还差不了太多……”

“时间过得真快呀!”“老师”感叹地说。

“你很好!”“老师”又慰勉地说,“你以后写历史有什么需要的话,告诉我,我可以支持你!”

这样便结束了轮在我名下的简短谈话。我想我们这次奉召谒见,台北官方可能还留有正式记录亦未可知。

我那时的幻想是提着个录音机去找我“老师”谈话,以补充我那时已经着手的新著《蒋中正先生年(日)谱》。等到这部“资料书”完成之后,再来“笔则笔,削则削”,一部忠实无欺的《蒋中正先生全传》就不难下笔了。

以上便是我个人心目中想写的第二部传记兼自传的幻想。可是不久我就觉得我这个计划(project)太不切实际了——我想要把我的“老师”蒋中正,当成我的“老同事”李宗仁,那如何办得到呢?

李宗仁先生是抗战时期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我也在第五战区当过兵,所以李德公总喜欢说他是我的“老同事”。其实我在纽约和他合作写书时,也真像个“老同事”。有时郭德洁夫人不在家,李德公就替我烧个安徽火锅(李公是个好厨师,但他说这火锅是他从安徽六安学来的)、四碟小菜,我二人就“煮酒论英雄”了,有时“论”到深夜,他还不让我走。也有时我回家后乘妻儿熟睡之时,凭着三分酒意,在书房之内也就写个通宵,翌晨万余言的“英雄掌故”就出来了;再过两天英文稿也跟着脱稿,一窝等着看的洋人,也就念得摇头摆尾。

这是李宗仁的故事。只要他没错,我就秉笔直书;他弄错、他胡吹,对不起,我笔则笔之,削则削之——大段删除。有时这位四星上将的“代总统”不服气了,叽叽咕咕。但是他也知道,秀才遇到兵,固然有理讲不清;相反的,兵遇到秀才,那穿二尺五的,也有理说不出——他一个人的脑袋,总敌不过我图书馆内三十万卷图书。

但是纵使一件史实是忠实无欺的,可是解释起来,必然会有其一面之词——这不但是个历史学家对一位历史制造者所无法阻止的,同时也是应该鼓励他说的,是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读史者欲知真相,则听了公的,再去听婆的,那自然真相大白。

所以在李宗仁的中英两稿定稿之后,我这位执笔人便一再严重地警告我的读者说,这本书是“桂系的一面之词”,偏听、偏信、不听、不信,都是不对的——谁又料到这个“一面之词”,二十年后竟会在中国大陆上拥有千万以上的读者!

就我个人来说,我那时的心理是:听过桂系的了,再听听“中央”的。由于这一心理的驱策,在我的“老同事”不幸去世之后,我就想找“我的老师”来反证一下,如此则一部信史便可以动笔了。

回到纽约之后,我又把我的计划仔细地想了一想。我发现我自己太幼稚——我怎能和“我的老师”一道吃安徽火锅、“煮酒论英雄”呢!这也使我理解了孔门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也是如此说的——夫子“在位”和“不在位”的问题。

还有使我联想到的便是我国传统史学上所谓官修和私修的问题。官、私两家虽各有短长,但是传统著述之内,好的史书几乎都是私修的。另外一个实际问题便是,如果搞官修,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海内人才济济,哪里又需要一个“远地和尚”——搞历史的华侨来帮闲呢?

此外还有个职业转移的问题。我回纽约之后,发现哥大有一批洋人和日本人正在多方策动把我轰出哥大。区区在哥大一未贪污,二未渎职——那些轰我的人也是有良心的,他们口口声声说我对哥大有“重大贡献”(这话承情他们到现在还在继续说下去),而我又位卑名低,向不构成对任何白人或日本人争名争位的任何威胁,轰我做甚?殊不知天下事之不知道理由的却正多着呢!我怎么也没想到,当年领头轰我的人十年后自己也被轰掉了。如今哥大全校也同样张口结舌——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段小插曲使我想到孔仲尼先生有时也有“误人子弟”的地方,什么“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我想提醒孔夫子,“言忠信,行笃敬”在任何社会里都可使你变成个“可敬可爱”的“好人”,但是“好人”在“蛮貊之邦”是行不得的。

在哥大既然不舒服,则哥大除了三十万卷的汉文典籍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恋栈的呢?1972年初我就转业到纽约市大去做亚洲学系第一任的系主任去了——这一下忽然从“牛后”变成“鸡口”,而这个小“鸡口”与我以前所搞的“计划”又风马牛不相及,因而我那一心一意所搞的“私修”、“资料书”便无形中断了。

但我个人毕竟是学历史的。一有空儿,我还是要搞我的“私修”。可是想想近二十年来,个人搞历史——尤其亲见亲闻的民国史断烂的情形,和个人在哥大一无是处的“茶壶里的风波”,我不由得想起和我同时、搞同样东西的刘绍唐是多么崇高伟大了。

闭目沉思,我想想过去二十年的《传记文学》对治民国史的贡献,真是史所未有、令人惊讶!

今日我们可以说,没有刘绍唐,就没有《传记文学》;没有《传记文学》,则治民国史者,光靠些“官方资料”和少许鸡零狗碎的私人著述,则将来的民国史又可写出些什么东西来,这是不难想象的。

恭维刘绍唐,并不是说他的《传记文学》是篇篇珠玉。相反的,二百四十二本《传记文学》可能是个金矿,也可能是个大杂货栈。但纵使是个杂货栈,杂货(如笔者本人的作品)之外,正不知有多少珠玉琳琅,会拣的人自会取之不尽,足使民国史接近它原有的事实。

就以笔者个人读《传记文学》的心得来说吧,不读《传记文学》,我就不知道翠亨村的原名叫菜坑村,不知道复兴社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谁在卢沟桥开第一枪,不知道“何梅协定”原不是什么协定,不知道……还多着呢!

刘绍唐还有一个贡献:他开了个风气。“五四”以来鼓吹写自传最力的是胡适之先生,但是胡适没有搞出个气候来。在刘绍唐攘臂跳火坑之初,胡适还在打破锣,说怕他“难以为继”呢。想不到“刘传记”就有此魄力、毅力、精力,一“继”二十年,一期不脱,烂污不拆,愈搞愈有劲,居然在史学界搞出个“刘绍唐时代”来。胡适如泉下有知,也应自愧不如!

天下事往往有巧合。

笔者去岁应邀去大陆教书六个月。我教的是美国史,但我留心观察的则是民国史,因为大陆史学界近几年最大的热门也是民国史,而且吹得震天价响。同时我也发现,不管意识形态如何不同,兵争政争如何炽烈,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是有其共同语言(common language)和共同次文化(subculture)的。六月交游,我可说识遍治民国史的铮铮巨擘。毋庸讳言,我们治史的方法与原则确有不同,但这原是学界的正常现象。我国传统经学还有今、古文之争,而今、古文本身又各有家法。他们搞社会主义,孙中山先生还不是说“社会主义有五十六种”!

我们不能以学术原则影响个人友谊,更不应以个人友谊改变学术原则。这是中国读书人的共同语言,大家都了解。所以我在大陆承史界同文友好不弃,得到他们提供的应有的研究方便。

在我遍览民国史料时,最使我震惊的是全国和各省市政协所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这文史资料事实上便是当年国民政府在大陆遗留下来的党、政、军、财、商、学……各界高层分子的回忆录。

回忆录的作者则包括被俘的、靠拢的、起义的、志愿留下的、回归的、为人民立过功的、想跑而没有跑掉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之间地位较高而受优待的——包括宣统皇帝溥仪——则被安插在各阶层政协,拿干薪,做点可有可无的文史资料工作,换言之,也就写点自己的回忆录,或写写自己所知道的别人别事。据说为此事周恩来当时曾有指示,叫各人“据实写来,不必隐讳”。

文成之后,再由各地政协的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纂成书出版,专为内部参考,不许向外(国)发行,是谓之“内部资料”。这种“内部资料”,凡是住在国内和狱外的中国人都可以看,新华书店也公开发售。只是这些书都陈列在“内”室,或二楼、三楼。这些“内”室凡是穿人民装的华侨也可进进出出,要买两本也可以,只是出境通过海关时可能被扣掉。如果海关老爷高抬贵手,你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带出来。拙著《李宗仁回忆录》第一版,便是广西人民政协于1980年把我的名字刮掉出版的,也是“内部资料”。第二版我的名字被复原,改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发行,才是公开的书籍。

传记文学社出版的另一拙著《胡适口述自传》(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之一,《传记文学》自1978年起连载一年,1981年初编印成书),1980年也被列为“胡适资料”之一种,改名为《胡适的自传》,由上海华东师范学院出版部重印发行,也被列为“内部资料”——因为胡适还没有被“平反”。

本书之重印是“胡适资料”的主编、山东大学历史系系主任葛懋春教授在纽约向我亲自说明的。我认为胡适的书,不管哪一种,如在大陆出版,对求知若渴的大陆青年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就片面负责任地答应了,以免绍唐兄为难。

这些就是所谓“内部资料”。最近引起问题的那位美国小姐韦瑟(Lisa Wichers),据说是看这类资料出事的。

笔者在大陆承同业之助,也看了些这种“内部资料”。其中令我最感兴趣的,当然就是上述各政协所编纂的“文史资料”了。这种资料看起来(如不看各书封面),你几乎就会把它当成刘绍唐的《传记文学》,真是趣味盎然;但你如稍一留心,又会觉得它们之间截然不同。

不同在何处呢?

不同之处便是:《传记文学》里,作者的撰述态度多少有点“唱戏抱屁股,自捧自”;而“文史资料”里,作者撰述的态度则是千篇一律地“对着镜子喊王八,自骂自”。

不过不管自捧也好,自骂也好,对近代史有修养的读者,都可看出些门道来,所以治民国史的学者,对这两部大书,都是非读不可的。

我没时间多看,在浏览之间,最吸引我注意力的,当然是我母省安徽政协的出版品,可惜它一共只出了两本——这两本我倒细读过的。笔者战时和战后在安徽教过书,也做过低级公务员,自信对当时桂系治下的安徽政情了如指掌,可是读过这两本小书,我才自惭浅薄无知。

举个例子来说吧。书中有一篇当年安徽政要、社会处处长、以“尖刻”出名的苏民(春伯)的自述。在文里他说他自己是个两面派——一面为桂系李品仙出力,一面又替“CC系”暗中帮忙。他原意是想拉拢两系合作,结果却是增加两系矛盾,而从中渔利。

这篇如段克文所说的“倒竹筒”的自述,倒真的吓得我半天吐不出气来。那时我们在立煌和合肥,谁不知道苏君是桂系的“死党”,“疾CC如仇”?哪个又逆料到他是桂系和“CC”之间的两面派(double agent)呢?

据此,我对“CC系”在各派系之间的“统战”策略又多了一层了解,那只会耍枪杆、跳木马的李宗仁将军哪里知道?但是写民国史的人岂可不知?岂可不知?

另外还有一篇某仁兄奉李品仙之命“盗楚王墓”的绝妙文章。因为此事就发生在我的家乡,当时众口纷纭,不知究竟挖出些什么来,现在这仁兄把“竹筒”一倒,读之始恍然大悟,真为之喷饭。

这些“文史资料”真把我这个学历史的读者读得如醉如痴。本想穷一暑假之力,把它全部读掉。可是我后来一看部头,才觉得我自不量力,还是老命要紧。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检点我想读的“文史资料”,数数正是二百四十二本——也正是刘绍唐《传记文学》二十年发行量的总和。

且把两方再比一比:

一个是官修的“自骂之书”;另一个是私修的“自捧之作”。

一个是杂货栈兼大金矿;另一个是大金矿兼杂货栈。

但是二者都是今后治民国史者的必读之书、中国史上永垂不朽之作。

不过,一个是倾“全国”之力纂修的;另一个则是刘绍唐一个人独干的!

以前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传,提到“甲午之战”那一段,任公说李鸿章是“以一人而敌一国”。我们试将《传记文学》和“文史资料”对比,我们大致也可说:“壮哉绍唐!以一人而敌一国!”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一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