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986年）6月初，一次我正挤入北京饭店拥挤的电梯自上而下时，忽然背后人丛中有一乘客伸手在我肩上敲了两下。我回头一看，发现竟是杨振宁教授。他住在五楼，我在三楼，他先入为主，便被挤在电梯的后面了。老友“异域”（！）重逢，“他乡”（！）遇故知，十分高兴。

振宁告诉我，他在人民大会堂做七次学术讲演，那一天是第七次，晚间无事，大家可以聊聊。

这次正好我的幼妹德縜亦在北京。德縜是学汽车制造的，她和丈夫朱子智都是大陆上自制的最神气的“红旗牌”轿车的骨干设计师。二人都是高级工程师，子智更是长春第一汽车厂深圳分厂的总工程师，二人也都曾分别领队出国访问，到过日本和美国。

德縜听说我与杨振宁这位大名人有约，大为高兴，一定要我也带她去看看杨振宁，她除去要瞻仰这位诺贝尔奖得主的风采之外，还有另一个目的——要去“问问道”，因为她的儿子朱工今次高中毕业，在吉林省会考，考了个“解元”——物理第一名，全国统考也名列第七，在全国大学联考中，免试升入北大或清华物理系，他选择了北大。这在今日大陆统考那种疯狂的竞争之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儿子既然也学物理，那么妈妈要向杨振宁请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在约定时间，我们就一起晤面了。

振宁兄不弃，对德縜儿子将来学习的方向颇多指点。他们都是搞科学的，德縜的专业是电子工程，俗名“电脑”的科学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吧。据她美国同行对她的推许，认为她那点点电脑知识在美国相同等级工程师的薪金至少是十万美金一年，而她在长春的每月工资只有人民币九十元（约合美金二十五元）。所以我这位女工程师的妹妹似乎学得也还不错。

杨兄和我这位幼妹究竟谈了些什么物理学，我已全部忘了。不忘了，那也是牛听弹琴——虽然我这位老哥当年考大学时，据朋友们替我在“教育部”所查原卷，物理也曾考一百分，但是被一些不讲理的大主考硬扣成八十分，理由是我在湖南区考的统考，湖南区阅卷分数松，所以被扣了百分之二十。这一点我至今不服，还要继续向陈立夫老伯抗议！英汉史地，您扣掉我二十分小子何敢吭一声？但是数学、物理硬邦邦，怎可胡乱地打我折扣呢？

可是陈公今日纵使对我加倍发还，我对他二人那晚的对话仍然是一窍不通。

不过那晚振宁兄和我也谈了很多——我二人谈的却是《传记文学》。

杨振宁和我一样，也是一位“合肥老母鸡”，虽然他能讲一口“京腔”的国语。在他获诺贝尔奖之前，我们在普林斯顿便认识了。认识的原因，大概是我那口乡音未改的合肥话吸引了他的好奇，我二人一叙，竟是抗战初期的中学同班。当年为战火所迫，他自北平、我从南京先后转学故乡。但是他父亲是清华大学的名教授，所以他在合肥盘桓不久，便转学到昆明去了，后来由统考考入西南联大。我是个乡巴佬，逃难时只好死守着学堂，在敌人的机枪声中，穿着草鞋，翻山越岭，逃到武汉。由所谓临时中学改编成“国立安徽中学”，再次改成“国立第八中学”落户湘西。后来我在湘西参加统考，考入中央大学。

我们那次逃难是举校搬家的，全校老师和数千男女青年都穿着草鞋，踢踢跶跶地跑到后方去，十分罗曼蒂克。这些当年的草鞋青年，今都垂垂老矣。前不久还有老同学女诗人阚家蓂（匹兹堡大学名教授谢觉民的夫人）填词忆往事，并寄给我要我狗尾续貂，“和”她一番。我“和”她些什么歪诗，记不得了（据说家蓂还保存有原稿），但其中有两句我还记得是：“三千小儿女，结伴到湘西。”这三千小儿女中，就包括了杨振宁当年的整个老同班。

振宁在校时间太短，没有参加逃亡，所有老师和同学的名字他都忘了，只记得“学生程度很整齐，老师阵容也很杰出”。我自己受惠极深而念念不忘的一些老师的名字如沈沅湘（数学）、沈兰渠（化学，绰号“老猛”，合肥城关话“某”字说成“猛”字。沈老师是城关人，故有此雅号）、鲍哲文、张汝舟（国文）、施伯章（英文）、刘毓璜（历史，现在还在南京大学教授历史）……诸先生他已记不清了。

后来杨兄一举成名，得了诺贝尔奖，成了个闻名世界的大伟人，交际圈一下扩大百十倍，应接不暇。这一来我们反而疏远了。不是他贵易交，而是我这位小老乡、老同学不想去找他了，理由很简单：不想“杀入重围”。像杨兄这样的名人，到任何地方，围他的人都是一圈一圈的，你想“一亲芳泽”和他握个手，就得勇往直前去“杀入重围”。花了这么大的气力“杀入重围”，如果去和漂亮女明星接个吻，那还值得；“杀入重围”去和杨振宁拉一下手，那我就不干了。不干，就疏远了。

前年，大陆的名作家、其后出任文化部“尚书”的王蒙也曾问我，他四访纽约，为何难得一晤，我也告诉他相同的故事。这是人际关系，活生生的事实嘛。社会学家如有兴趣，把这现象概念化一下，也可得出某种某种的“定律”来。

不过，近三十年来，承振宁兄不弃，在不需“杀入重围”的场合下，我们还是不时往还的。一次，他身怀大笔奖学金，代表“纽约州大”来招兵买马，我代表“纽约市大”来接待这位施主，并多少求点情，还把我一个学生送入州大研究院去读史学博士学位。

前不久我们又在一位朋友家见面了，那也是我第一次拜见他的老太太——杨伯母。我见她老人家，她老人家见我，真备感亲切，因为这老人所说的话和我母亲所说的几乎一模一样。这在故乡三万里之外，是不易听到的。

去岁我们北京之会，振宁还学他母亲用合肥话说：“啊唐德刚，唐德刚，唐家圩的，唐家圩的。”（“圩”，土音读“围”）

与振宁兄一夕之谈，使我觉得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平时我们虽往来无多，但他对我这位小同乡、老同学并不陌生——他知道二三十年我在干些啥子——我写的那些破铜烂铁，他居然也看过，而多半都出自《传记文学》。

杨振宁这个物理学泰斗居然也是《传记文学》的长期读者，这倒使我颇感意外。在《传记文学》二十五周年纪念之时，我得向“刘传记”报告这个好消息。下次杨公莅台，“刘传记”对这位不平凡的读者，应大请其客才对。

我们北京之会，振宁兄对“我的朋友”胡适之、李宗仁虽很熟悉，但他对他老太太口中的“唐家圩的，唐家圩的”是怎么回事则不甚了了，问我是怎么回事。

“唐家圩”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东西现在是在地球上消失了，也永远不会回来。前几年台北有位读者写信问我“家在何处”，我回她说：“……家在吴头楚尾，欲飞还，怕绕空梁……”那时我还是估计得太乐观了点，其实我这个“家”被挖土三尺，夷为平地，哪还有什么“空梁”好绕呢？

“唐家圩”是个什么东西呢？我原先是在其中度过童年的小主人之一，却不知其所以然。等到进了大学，学了历史，抗战末期返皖，步行通过黄淮大平原——尤其是通过一个据说是穆桂英挂帅的地方的穆家寨（后因穆氏式微，寨已换了主人，也换了名字）——我这个对社会史有兴趣的历史系毕业生，才颇有所悟。

“圩”这种东西在河南叫“寨”，在陕西或许叫“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就曾打过这种“土围子”——在我们江淮之间则叫“圩子”。它是黄淮一带平原之上，动乱岁月里（中国历史上，有几年无动乱？），农民聚族而居、扎寨自保的一种东西。某年“穆柯寨”里出了女寨主桂英，她看中了邻寨里一个漂亮青年杨宗保，一时芳心大动，乃带领喽啰一下把宗保掳来，强迫他做“午夜牛郎”，和一个又老又丑的女寨主结婚，那可能就是《穆桂英招亲》这出戏的本事了。

我们姓唐的这群贫下中农，又怎么扎了个“唐家圩”呢？这是中国社会史学上一个有趣的题目，说来话长，足够写篇博士论文。

其实在我们那一带扎圩子的也不只我们姓唐的一家，沈从文的丈人家张家也是一个。另外还有个“刘家圩”（出了个麻子寨主刘六郎，在台湾还有个铜像的刘铭传）。除此以外还有个“周家圩”，合肥东乡还有个“李家圩”出了个李鸿章……真是欹欤盛哉。

华裔人类学家许琅光教授曾写过一本书叫《宗族、种姓与社团》（Francis L.K.Hsu，Clan，Caste & Club.Princeton，N.J.，1963.）来比较中、印、美三个社会结构之不同，而说明中国社会结构是以宗族为重心，不像印度人之侧重宗教阶级和美国人之注重“俱乐部”。

我们那些“寨”和“围”在以前也都是一种宗族组织。不特此也，我们合肥那些所谓大族还有个总根，这个总根据说发源于江西省的一个小镇叫“瓦砾坝”（“砾”字，合肥土音读“折”）。

笔者在美国参加了“旅美加安徽同乡会”。会友中凡属祖籍合肥而知道祖宗背景的，几乎都说远祖来自江西瓦砾坝。前年访台，承现“国防部部长”郑为元将军和郑曹蕙玲夫人召宴，嗣又与“旅台合肥同乡会”乡贤王秀春先生等十余人，欢叙于“国防部前部长”郭寄峤前辈家，一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欢乐无比。

郭寄老在合肥的祖居距舍下才三英里（纽约市上只六十个街口），我早年便听说郭府也是瓦砾坝老移民。至于郑将军和曹夫人远祖是否亦来自瓦砾坝，我未及一问。但据我按比例推测，那天我们在郭府欢叙的十多只“老母鸡”，可能有一半为瓦砾坝之苗裔也。

瓦砾坝才是我们大多数合肥人远祖之所自。至于我们族谱上那些什么唐尧虞舜、老始祖、大名贤，都是修谱时撰谱序的文人胡吹的。在下的始祖不是什么“周成王”、“小弱弟”、“封于唐”的皇族。我唐某人真正可考的老祖宗，原是在瓦砾坝耕田种地的老农民。这才是可靠的“信史”。

瓦砾坝在咱合肥前贤中被怀念了三百余年。很快地，他老人家就要在我们子孙的记忆中消失了。

呜呼，瓦砾坝究竟在江西的什么地方，吾合肥佬不知也。但是传闻异辞，故事却多着呢。

今乘《传记文学》四分之一世纪大庆，来“寻根”一番，倒不失为民族学（ethnology）上一宗有趣的研究。

话说大明帝国末年，由于政治窳劣，民不聊生，发生了农民大起义。这次大起义的头头之一便是陕西延安府人张献忠（1606～1646）。这位张大王嗜杀成性，他于崇祯八年（1635）率军攻入皖北，焚明皇陵于凤阳，然后从凤阳南下，自合肥、舒城、桐城、怀宁……一路杀向湖北、江西而去。沿途被他杀得赤地千里，天日无光。

张献忠不是像今天左翼史学家所说的那么可敬可爱——只杀地主，不杀农民。他是逢人便杀，不分贫富的。杀到后来无人可杀时，便宰杀自己的小兵以泄其杀人之欲。他从我们敝省过了一下，一路上便把老百姓杀得精光。

我们那个“唐家圩”，那时便已存在，因为地居要冲，居民住户被张献忠杀得一个不留。原主人姓啥名谁，谁也不知道——纵使他们或有姓名文件留下，那些自瓦砾坝逃来的难民贫农可能也是一个大字不识。他们搬进去暂住之时，只见死尸遍地，他们搬走死尸，拿起人家留下的锄头，干起老活，就当起“中农”来了。

他们一直在等候原屋主归来，以便物还原主。可是原屋主显然已经死光了，永不归来；他们乃在新朝注册，取得产权，一住便住了两百多年。直到19世纪50年代，他们又碰上了一次农民大起义。可是这次起义的新领袖，没有张献忠那么凶。这些贫下中农乃自己组织起来，来个反起义，和起义北上的贫下中农拼杀起来。结果起义的被反起义的打垮了。反起义的头头们，从一字不识的贫下中农，数年之内，都变成了“淮军将领”、“同治中兴”的高干，并把那些“败则为寇”的王侯们的金银财宝瓜分了，纳入私囊，搬回老家，大修府第，猖獗一时。

以上便是当年瓦砾坝难民子孙的一支——也是代表性相当强的一支——三百年来兴亡的简史，其他各支的遭遇应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从各种史迹来推测，当年从一个不知何处的瓦砾坝集体逃亡、后到合肥集体定居的难民，一定是为数可观的——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之多。其逃亡故事很有点像三千年前，摩西教主率领犹太难民逃亡的《出埃及记》：当他们前有大海、后有追兵，正在绝境之时，忽然上帝指点，一海中分，现出条康庄大道来，才把他们渡了过去。

瓦砾坝难民不信上帝，上帝也不救急。所幸他们人多，人定胜天。当他们碰到一河难渡之时，他们乃每人找了一块瓦砾，结果投瓦断流，便造出个瓦砾坝来，才使他们自江西安抵合肥。

他们集体在合肥定居之时，也颇像美国摩门（Mormon）教徒在教主普里翰·杨（Brigham Young，1801～1877）率领他们在盐湖城（Salt LakeCity）定居的故事一样。他们数百人漂泊经年，杨教主忽然找到了盐湖城，乃大呼一声：“就是这个地方！”（This is the place.）他们就住下了，一住到今天，传为历史佳话、人世传奇。

瓦砾坝难民，填河筑坝，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也太富于传奇性了。可惜他们没有教主，也没有个上帝，否则他们一定也会有感恩节（Thanks giving Day）、受难节（Passover）一类的宗教仪式出现——难民原不是好当的嘛。事过境迁，回首当年，感慨系之，便有种种的心灵反应出现了。

我们的合肥佬，既然很多都是集体逃亡、集体定居的难民后裔，他们难免也保留些当年难民祖宗的遗风。这遗风所表现的一面，便是合肥佬一般都气度甚大，不计较小节。这一点往往是其他地区的朋友们所不能及。

据说李鸿章做两广总督新上任时，他属下的司道知事等循例都得亲来衙门递“手本”“请训”。这些请训小官中居然有个小知县是李的同乡合肥人。李乃以乡音向他开玩笑说：“你在这里做县官做了这么久，地皮刮了不少吧？”谁知这个小知县不太懂林语堂式的幽默，竟然顶撞说：“你当总督刮了多少大地皮，就不能让我小知县刮点小地皮呀！”

这句话漫说是那个专制时代，就在今日国共两党治下，十三级以下的小干部也是说不得的啊！他二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撞了半天，那个小知县火了，竟然拂袖而去，抹了李中堂一鼻子灰。

这种干法，在大清帝国里是有脑袋搬家的可能性啊！然而相反的，我们李中堂却慌了起来，赶快请客赔礼，才终使误会冰释。

在这段小故事里，这个小知县的无礼，和这个总督大人的风度，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做的。但是你如果知道他二人都是瓦砾坝难民的后裔，那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1987年5月14日于纽约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一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