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李宗仁（德邻）将军，在抗战之后，出任当时国府主席的北平行辕主任，手握重兵数十万，治下直辖五省三市，真是威风八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可是李公虽官高爵显，但是为人和谦，礼贤下士。那时的平津实是全国“高知”的精华所在，而这些“高知”的精华几乎全是李老总的入幕之宾。李上将在中南海、怀仁堂一带的帝王故宫之内，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一时斯文翰墨，都被网罗殆尽。大家对这位功高国族而平易近人的上将，也确是心悦诚服，极具好感。

有一次，李氏特备一席盛筵，把当时名满东亚、身居故都的“中国十大名画家”邀于一桌，闲话家常——其时应约而来的计有徐悲鸿、齐白石、傅抱石、溥儒，可能张大千亦在其内——真是集中国艺坛一时之盛。众来宾对主人伉俪的盛情，也确是心感口服。酒酣耳热之余，主人乃着人取来画具，由十大名家即席联合挥毫，完成两巨幅松石花卉的中堂，呈献李德邻将军和郭德洁夫人以为纪念。

斯时、斯地、斯主、斯宾——从任何角度来看，这两幅巨制都是中国画坛的千古杰作，永垂不朽！

至于这十大名家，轮流执笔，何人画松，何人画石，十余年后，李公伉俪在纽约示我，今日我已无法记忆。但我却记得一株花卉上的一只蝴蝶是出于齐白石之手。据郭德洁夫人告诉我，白石是最后执笔之人，他把全画端详了一会儿之后，忽然提起笔来，在一朵花卉上加了一只蝴蝶，笔头只稍稍“点”了几下，为时不过数秒钟。

我为什么把这件小事记得如此清楚呢？原来郭德洁那时也有心学画，她在客人离去之后，把这两幅画仔细看了一下，她嫌白石那只蝴蝶翅膀稍为短了一点，乃调墨润笔，把白石蝴蝶的翅膀加长了一些，使它飞起来更为有劲。

后来李公伉俪隐居纽约时，李夫人无事时乃找了些中国画家如汪亚尘等来教她画一些花鸟虫鱼。一次她兴致很好，乃把当年那两幅中堂取出给我们欣赏，她尤其喜欢谈起她那段“加工”的故事。

我们看画之余，我记得在郭德洁背后，画师汪亚尘先生等，总难免暗暗摇头，嫌他们的“女弟子”把这幅名画糟蹋了。

可是细观两画之后，我却提出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这画没有被糟蹋，相反的，经郭德洁这一“加工”，这幅画反更有韵味了。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和他们搞纯艺术的看法又略有不同。

记得我当时曾告诉几位摇头艺人一则故事：

在大唐开元、天宝之际，唐明皇讨了一位美丽而天真烂漫的贵妃杨玉环。那时正值天下缺钱，户部乃奉旨加铸新钱。一次，铸钱局向明皇进呈新钱的蜡模时，正好玉环妃子随侍在侧，她一时好奇，乃用她两个手指把这蜡模捡起细看一遍。她这一捡不打紧，她的指甲乃把这蜡模两面印上了两记“贵妃爪痕”。

这个后来铸出贵妃爪痕的唐代古钱，竟变成古钱收藏家的收藏对象——有爪痕的往往价值巨万，远非无爪痕的所可比。

这一故事可能是后来好事者所编造的，但是纵使是“小说”，这则故事也是很美的。

郭德洁夫人那样一位活生生的美丽而天真烂漫的上将夫人，如今已久眠地下，可是她遗留下的当代中国艺坛无价瑰宝——十大名家的联作——将永留史策，而这幅名画也将因郭德洁的“加工”而更有情调、更具诗意，也更有市场价值。

上述这段小故事可不是笔者编造的。已死的张大千、还活着的汪亚尘，和李公夫妇的众多亲友、部属乃至他们的两位公子，都可作见证的。

李家这两幅中堂，属于“先生”的那一幅，竟为李氏以三百元美金售去；属于“夫人”的那一幅，今亦不知何往。往事如烟，我时常冥想，若有画廊能把这两幅十大名家的作品找出来展览一下，那该多好。我相信出三百元贱价取得李氏那幅名画的幸运买主，现在可能还在纽约，他如能取出这幅国宝来，让我们再多看一眼，在他该是件多福多寿的善举，在笔者该是多么日夜渴慕的眼福啊！

这两幅十大名家合作的精品，今虽下落不明，所幸无独有偶——这次纽约的东方画廊却能选出近百年来中国的十大名家各自的精品来分别展览。当年替李宗仁将军夫妇所联合执笔的十大名家，除悲鸿、白石、溥儒、傅抱石（或许包括张大千）之外还有哪些人，我虽不能记忆，但我敢断定“东方”所展十人之中，有一大半是当年怀仁堂的座上之宾。思往事，感前贤，我这个有历史癖的后生，真对“东方”之展，一往情深，而流连忘返。

我国传统国画之所以可贵，之所以令鉴赏家入迷，其道理正和看传统京戏一样，它有一种古典美，而这古典美的最高表现，已到此为止。今后一切都成了“广陵散”，从此绝矣。

看京戏，我们只能看到“四大名旦”为止。但是京戏正和西方的歌剧一样，它还会继续唱下去的。可是梅郎一死，京戏里就不会再出现个梅兰芳，那是任何京戏爱好者都可肯定的。

何以如此呢？

那是社会学、文化学上重大的问题。寻根究底，那就说来话长了。

国画亦然。张大千和张大千同辈的十大画家或八大画家一死，传统文人画的发展也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张爰和他同辈的几位杰出的画家，都是“时代的产品”和“社会的产品”。这“时代”、这“社会”一旦过去，这项“产品”也就永不再有了。

传统的京戏世家，他们对唱戏的看法是：一哭、二笑、三白、四唱。唱是四项之中最容易的一项。

画传统文人画亦复如是。通常所谓诗、书、画，而三者之中是“诗难于书，书难于画”。因为国画的上品是“意在笔先”，而诗、书皆以意为主。有图像而无意境，则是工匠之画，非文人之画。张大千说，“除匠气，去俗气”的先决条件是多读书，所谓多读书，便是多读古典线装书。

我们不可否认，今日的社会上仍然有一些未脱俗气的诗人墨客。其所以不能脱俗的原因，便是缺少传统文人的书卷气；而传统的书卷气，则有待乎“诗”“书”的陶冶。不擅传统诗、书而画传统国画，则意境偏低；无意境，则其画则不足观矣。

可是以高度传统诗、书来培养传统意境的社会，已不再有。“东方”所展的十大画家已全是“古人”，和这批“古人”有同样造诣的“今人”也已屈指可数，他们再相率西归，则传统的“文人画”也就寿终正寝了。

读者也许会嫌我危言耸听。请让在下重复一句：上品国画有三绝（诗、书、画），是缺一不可的。后生小子能掌握三绝者，恐怕已不可能了，偶能为之也只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假境界，没有老辈的原始性了。

传统的文人画既不能再有，则“东方”五十幅精品回光返照式的联展，就特别值得我们珍惜了。

“东方”所展的十家是按画家年岁编排的。计有虚谷（朱虚白一幅）（注）、任伯年（六幅）、吴昌硕（八幅）、齐白石（五幅）、黄宾虹（六幅）、陈师曾（五幅）、徐悲鸿（七幅）、傅抱石（四幅）、潘天寿（两幅）、张大千（五幅）。

这五十幅名画——从1894到1981年——包括将近一百年。近百年中国国画名家的代表作，于此一展览中可以一“览”无余，也真是近年海外艺坛的盛事。

不特此也，此一展览会中所选的也是各该名家的“精品”。

就以悲鸿为例吧。徐大师善画马，可是他晚年为着离婚而以画为赡养费时，乃不惜大量粗制滥造，所以弄得劣马成群。我有一位亲戚近年曾在华府一家“车房拍卖”中，以不可想象的低价购了好几幅“悲鸿真迹”。可是其迹虽真，其马则甚劣。而“东方”所展出的却是一幅红鬃烈马。笔者不敏，悲鸿之马的真迹，所见亦不下数十幅，竟没有一幅可以赶上“东方”之马也。他作称是，无法详述。

我未便向“东方”主人追询这五十幅画的来源，然知其经过慎重选剔，货出名门，迨无可置疑者。友人之中或有以悲鸿那幅《嫩寒》为伪作，因其署名笔法不类一般“悲鸿”也。鄙意不以为然，盖此幅实系“神品”。画家口诀是“画松要‘老’，画梅要‘嫩’”。试问吾人所见故宫藏画，历代画梅者，更有“嫩”于悲鸿者乎？就画论画，此幅亦悲鸿画集中之佳作；如为伪作，则此作伪者，亦悲鸿同时人，彼亦自可成家，无待伪托。这与张大千伪制石涛，则不可同日语也。

我国传统，向不以作伪为可耻，有时且以能乱真为荣。故名家作伪，多师古人。名家伪托时人则鲜见，有之则学生冒老师；然师生之间毕竟有段距离，明眼人一望即知，不若此幅《嫩寒》在悲鸿诸作中亦系上品也。

至于署名笔法，尤不足为凭。作伪者第一伪着便是学签原作者之名，未有为伪作而在签名与印鉴中标新立异也。

此五十幅中另一特点，便是画出名家，而鲜见著录。吴昌硕一代宗师，享誉海内外百余年，近年尤为日本收藏家抢购对象。然此次展览八幅之中，用于画册封面之代表作，其题款竟缺书一字。今谨为标出，以博识者一粲。款曰：

一品名花，得春最“早”。

千年卷石，通禅不老。

既不富贵，亦长寿考。

在这一款识中，作者漏写一“早”字。历来鉴赏家未见提及。于此亦可见此画久属私藏，而藏者未以之示人。今日得流传海外，岂“文化大革命”之冲激有以致之欤！？

细赏名画五十幅，观后亦难免悲从中来。

这十家五十幅，历时百年，在当今世界艺坛之上，真是还有比这项展览更了得的吗？但是贤明的读者，你如细看标价，你也就会悲从中来！

想想：我中国文人就这么不值钱吗？

我们试把这五十幅名画的市场价值总额加起来，为数亦不及五十万美金。

算算五十万美金能在今日纽约做些什么呢？买买西画看，那位今日还住在长岛日夜作画的“现代画家”德·库宁，他的一幅涂鸦，就要卖上他三五十、七八十万不等。

想想吧，我们十位不世出的大师，辛勤一百年，作品加起来的总价，竟抵不上德·库宁三天两夜的一幅涂鸦！

再买买房子看吧，五十万元大致可在纽约的高级郊区买一所中等住宅，聊蔽一家四口之风雨。

到大西洋城去看看，那就更不得了。你看那些来自港台的“扬州盐商”们，五十万元往往不足他们为时五分钟一注的输赢！！

想想那位“画高六尺价三千”的郑板桥，再想想那些肯出钱而老郑偏不肯卖画给他们的“扬州盐商”们，也实在太可敬可爱了。

总之，我们中国文人、画家、学者之所以一直惨兮兮、不值钱，这与我们的国运实在有太大的关系。一直挤在“第三世界”里关门做皇帝，一朝走上有头面的国际市场来，自然就惨兮兮，见不得人了。国际市场岂可一蹴而几？

严几道说得好，“托都”（total）不行，“夭匿”（unit）又有什么办法呢？总希望我们海内外“夭匿”多多争口气，把“托都”建设好，则一切自然会水到渠成。

1984年11月24日于北美洲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十六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