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气功结缘已有三十年。那是从60年代初美国时兴的一种养生活动“静坐”（meditation）开始的——那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当兼任副教授，专任中文图书馆主任。

哥大那时是全美“中国学”中“民国史”这一科的重心。我不但是当时哥大所特有的“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两位全时研究员之一，也是当时全美搜集和整理民国史料的少数专业人员之一，更在哥大研究院教授两门有关的课程。其时我正值壮年，精力旺盛而工作认真，白昼为大学工作鞠躬尽瘁，夜晚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时常忙个通宵。我和老胡适之先生一样，对哥大这个“母校”真是忠心耿耿。我私人的研究工作是配合着大学的需要设计的，所以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一半也是大学工作的一部分吧。

记得那时每晚晚餐之后，我都是回到校内研究室工作的，有时迟至午夜一两点还未回家。一次我在午夜之后，还捉到一个偷书之“贼”呢。原来他是一位有精神病的校外研究员，他在书库内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夜半1时。他在这漆黑一团的八阵图内着慌了，乃在书库内乱闯起来。我那时正一人一灯在书库内看书，听到异声，知是有贼，乃关灯夹尾而逃。不顾数寸积雪，我只穿件衬衫，便疾跑至校警室召来四个校警，把他一网成擒。原来他不是雅贼，而是位贪睡的精神病患者。

那时我时常深夜不归，朋友们发现我如此用功，有位朋友曾向我老伴说：“他如此用功，并未‘用’出些什么东西来嘛！”朋友所说的东西，显然指的是著书立说，他不知道我的兴趣是读书。古人说：“读书最乐。”连十二岁的胡洪骍也会说：“我不觉得读书是什么苦事。”正是这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乐趣。

其时我为大学勤勤恳恳地工作，为自己认认真真地读书，虽无名无利，也倒心安理得。本图“万人如海一身藏”，做个不虞冻馁的读书人。谁知人毕竟是社会动物，在任何社会里你都是藏不了的。你读书、教书、写书、管书……往往都是你的包袱，成绩愈好，包袱愈重。在那同一时期太平洋彼岸被“揪斗”的“白专权威”的遭遇不就是这样吗？他们的罪名是他们的“权威”。我虽非权威，但是遭遇则一，所受精神折磨也是具体而微，大致相同。你为大学尽忠尽孝半辈子，如今拂袖而去和恋栈不去，精神痛苦都是一样的。在精神濒于分裂状态之下，唯一自救之术，便是找一个精神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我终于找到了，它的名字叫“静坐”。在静坐中我才逐渐体会了我国古圣先哲的教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我对“静而后能安”的体会，真是得其三昧。静坐乃变成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静”是一泓止水，在微波不兴的状况之下，进入心安理得之境；心安理得之余，才能对天下事物的本末终始有清晰的认识。

在哥大中文图书馆内我也读了些佛经和道藏，再配合起耶教《圣经》的教义，我发现在所有宗教中“静而后能安”都是他们的共同基础。儒、佛无神，道、耶有神，认识不同，基础则一也。这时我对本师胡适之先生的禅学也感到不足了。胡之对佛，有其知识（knowledge），而无其体验（application）。吾人对“不立文字”之教，只可以“坐禅”来体验之，书本知识，终嫌不足也——我对“坐禅”因而也发生了兴趣。

“静坐”与“坐禅”，方式无殊也，而其内涵则有“止水”、“流水”之别！

“大学之道”近于“坐禅”，这是宋明诸儒体会出来的——其境界则较今日西方时兴的“静坐”又高出一筹了。

在领悟“坐禅”的过程中，我受老友沈家桢先生的影响很大。最近承星云大师之约和他们师徒一道去大陆朝名山、弘佛法，我的体会也很多。家桢先生曾劝我说：“练习‘打坐’，要找个师傅指点指点。”但是我对“打坐”，只觉得它是对修身养性有好处，并无意深入，要把涓涓细流，流入沧海，所以我一直只是个“单干户”的“静坐者”（meditator）。个性急躁而直率，退而省其私的静坐对我自己的修身养性的好处，是说不尽的。

静坐对我说来虽是很好的习惯——尤其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宛如救火的纽约市，但我一直没有把静坐和气功联在一起。

我第一次知道点气功常识，是从我的一位妹妹那里听到的。我这位妹妹在50年代读大学时是共青团员、中共的狂热拥护者，可是在60年代“文革”期间竟然数度被迫自杀未遂，后来在北大荒劳改营内又受尽折磨。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之下，我们兄妹一别二十五年之后再次聚会了。我看她濒于崩溃的身心，真为之痛惜担心。她在1981年和我老伴初见时，她这位嫂嫂对她健康条件之坏，也深感惊悸。

一别六年，1986年我们两家又重聚了。1986年的妹妹简直换了个人，她健康、活泼，甚至恢复了我对她童年的印象，她嫂嫂也说她比1981年的她还要年轻十岁。

我对她说：“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对你真有切身的好处啊！”

妹妹承认“开放政策”是她健康恢复的原因之一，但主要的还是她自己练气功的结果——她在练“鹤翔桩”。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气功的实效和“鹤翔桩”这个名词。

气功有这么大的功能？妹妹姑妄言之，我也就姑妄听之了。

由于健康的恢复，妹妹便成为气功的信徒。她知道我外强中干，身体上也有许多毛病，如轻性的高血压、耳鸣和一些消化系统上的毛病。她乃不断地送些气功书给我，劝我和她一样变成气功信徒。做信徒我无心也，但是对读闲书却有既定的习惯。我把她寄给我的小册子都在三上（枕上、厕上、车上）读完了。开卷有益，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作品，对我读古书的经验却有很多启发。我对《大学》中的“静而后能安”便想出了新的解释来，甚至对老庄、孟荀、《淮南子》、《抱朴子》等都有了新的看法。以前的注疏家都和胡适之先生一样，只在文字上求解答，而缺乏文字之外的“体验”。

宋明诸儒显然是曾有身体力行的，但是他们很少明说，因此什么“天人合一”等教条，都变成“伟大的空话”；要不那就变成王阳明对竹子去“格物”一样，一辈子也“格”不出什么来；等而下之，就变成了某翁求“正心诚意”，连“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也正心诚意出来了。

我读了那些气功小册子，那里几乎千篇一律地谈到恒心、耐心、信心和调身、调息、调心等要点。我根据这些要点，也修正了我一贯静坐的方法。谁知无心插柳柳成荫，我这“修正主义”一来，竟把气功也“修正”到我自己身上来了。

那是1988年7月25日的夜半，也是我的“修正主义”实行数月之后，忽然间觉得头顶一炸，接着全身似乎有亿万只蚂蚁在上下乱爬，周而复始，一时颇为惊慌。随之便想到这或许便是书上所说的“气功八触”之一的“麻”的现象了，乃静心待之。

其后“麻触”渐渐变成经常现象了，静坐着的身躯继之以“微微动摇”，似乎也是书上所说的“外动”了。自此之后，我每日的日记上都把气功现象列为“头版头条”，以记其进度。这“外动”在日记上逐渐由“微动”、“小动”、“中动”、“大动”而及于“狂动”——非以意识控制的“手舞足蹈”。但此一“狂动”虽然不是意识所能控制的，可是我头脑却十分清醒，呼吸缓慢，对这自发的“手舞足蹈”，且有“看你横行到几时”的有趣心情。“狂动”约三五分钟之后乃自动停止，全身端坐如“泥塑木雕”——这四字是我在宋人道学家的笔记里看到的，想不到如今自身亦体验之也。

以上都是气功书上所说的“进度”和“现象”，我自己竟亦无师自通之。据书上言这只是气功的初阶，以后玄而又玄，花样多着呢。不过我个人的本事在目前也就到此为止了——以后是否还可继续前进，学出许多“神通”来，我就无法预言了。

可是到此为止，我已可肯定气功确是很神秘而又可以按步体验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的经验便可现身说法嘛。

我没有老师，我的老师就是妹妹送我的那几本小册子。小册子说我不会“走火入魔”的，所以我也就大胆地、有恒心地坚持下去，“以观其变”了。

气功是否对我也有些什么“疗效”呢？我只能说精神好些了。以前工作久了易于疲乏，现在显然是好多了。还有以前冬季时有腹泻，今冬是一次也没有过，而排泄系统畅通。此外还有一些生理现象，如子侄辈告我，面孔上的老人癍也淡减多矣。至于耳鸣和血压，则改善甚少。气功对五脏的影响，似乎远大于对神经系统也。

这是我这位“在家修行”的气功学徒的个人经验，写出来或可得到其他学徒的共鸣——我并且写了一本三百天没有间断的“气功日记”，记录其逐渐发生的现象，也可与其他学徒交换经验的。

原载《传记文学》第五十五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