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锣紧鼓声中，幕里大叫一声：‘好酒！’一个神态豪迈、气宇轩昂的豪傑跌跌撞撞的大踏步出台，袍袖一挥，四句西皮散板，只听见：‘有酒不知天地小，任他肉眼看英豪’，台下采声春雷轰动。啊哈，真乃绝妙好辞，绝妙好戏也！”

这是查先生以林欢笔名写的《中国民间艺术漫谈》中评《除三害》一文的开笔第一段。书是一九五六年长城画报社出版发行的，订价一元四角。这本小册子的“后记”说，一九五六年六七月间，“中国民间艺术团”在香港演出，成为香港艺术史上一件空前未有的轰动大事，这些谈歌舞、京剧的杂文，正是作者当时发表在报纸上的急就之作，目的是向海外观众们解释艺术团演出节目的内容。书中的电影部分则写於五四到五六年之间，为了配合演出和电影，文章都是当晚看戏、当晚就写的，“所以事后校阅，颇觉文字粗率，更加缺乏学术上的深度”。查先生当时还没有创办自己的报纸，大概还在主编《长城画报》，兼编左派报纸，写些电影剧本，这些短文只能算是业余之作，“採用的是一种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形式”。

查先生写的考证袁崇焕生平之类的重头文章固然气象万千；他笔下的一些“个人漫谈、随意抒发己见”的文字却最为引人入胜。他当年写的社评不闷，主要正是因为文中穿插不少“笔者”个人的经历和随意的己见。当今香港报纸的社论大都沉闷，说穿了是主笔阅历不深，读书不博，文笔不行。评《除三害》一文开头写的一段，十足章回小说的笔调。这样的文章，就算“缺乏学术上的深度”也不要紧；裹脚布似的学术论文到底是写来拿学位混饭吃的。学问要能随意化为漫谈方才可观。交代《狮子楼》的故事，从西门庆串通王婆勾引潘金莲害死武大郎，一直讲到武松杀嫂杀奸夫；那是学术。只让潘金莲外穿孝服露出面的红衣以点出奸情；那是学问。

林欢评《狮子楼》有这样一段话：“在戏里，我们看到武松回家，发现哥哥已死，悲痛之中，见嫂嫂外穿孝服，里面却穿红衣。在原作中并不是这样写的，因为施耐庵有充裕的篇幅来写潘金莲怎么洗去了脂粉，拔去首饰钗环，脱去红裙绣袄，换上孝裙孝衫，假哭下楼。但京戏只用外白内红的衣饰，立刻鲜明而迅捷的表明内中必有奸情。事实上，潘金莲恐怕不会傻得在孝衣之中穿着红裳，但京戏用了这夸张手法，很简捷的表现了整个故事的关键所在。”天下写文章的人须谙“外白内红”的笔法；写政论的人更须懂得识破潘金莲孝服底下有红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