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在日记里说：“昨日忽然想到母亲值得我爱她爱得更深，而我却爱她爱不深，那完全是德语使然。犹太母亲不是德文里的‘Mutter’，叫她做‘Mutter’使她显得有点滑稽。叫犹太女人做‘Mutter’不但滑稽而且怪怪的。我相信维系犹太家庭亲情，全靠记忆中昔日犹太区的情景，因为连Vater这个字也跟犹太父亲很不相称。”（Yesterday it occurred to me that I did not always love my mother as she deserved and as I could， only because the German language prevented it. The Jewish mother is no “Mutter”， to call her “Mutter”makes her a little comic... the Jewish woman who is called “Mutter”therefore becomes not only comic but strange... I believe that it is solely the memories of the Ghetto which preserve the Jewish family， for the word “Vater”does not approximate to the Jewish father either）。

语文的疏离感制造寂寞的心灵和悲怆的情怀。有一次，我在雅典黑夜的街道上散步。路边的树在风中细语；希腊人三三两两在行人道上聊天。我听不懂他们在谈什么。夜色显得格外漆黑。我突然觉得陌生：人与人之间的默契都截断了。回到旅馆竟发现旅馆也像医院。一瞬间，我恍然领悟存在主义是什么了。天一亮我下去吃早餐。样子美得像雕塑的女服务员跟我说话，她的英语不纯正，却特别好听。窗外晨曦淡淡，带着几分矜持：我终於走出了荒原。

语文原来也有狰狞可怖的一面。日前读到晓风在台北报上写的一篇《如果文学碰不到人生最剧烈的悲情》，读毕格外想念她，她远在高雄医院侍候重病的父亲。上个月在台北我们在一起开会，开完她匆匆离去，说是赶去照顾父亲。她父亲在加护病房住了二十多天了。她在文章里说，出版社急着要她写一篇序文赶着出书：“文学原是我所爱的，我愿一生忠挚不二，但此刻，面对死亡，文学好像全然无力招架，死亡是滔天巨浪，文学在其间又能抵禦什么呢？”她第一次问自己：“文学算什么？”她在医院里无人的长廊上垂泪。“如果文学笨拙到无法触知死亡，如果文学碰不到人生最剧烈的悲情，则文学何益？出书何益？为书写一篇小序又有何益？”这个时候，别的病人的家人围在一起说话，中间有个小孩瞪着那双晶灼好奇的眼睛问母亲说：“妈，是阿公的病厉害？还是糖浆厉害？”别人都不懂他说什么。他妈妈说他感冒都吃糖浆，他以为所有的药都是糖浆。晓风於是突然明白那孩子恰如文学，在巨大的苦难面前显得稚小蠢笨，说的话也莫名其妙，碰不到正题。“可是他双唇似花红，目光如青电，给他一点时间，他未必没有答案”。

卡夫卡也像孩子那样稚嫩。了解他，要读他的日记。他满心的疑惑都在那些日记里。语文原来也可以那么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