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文艺报》文摘版九七年八月十六日摘录了两篇批评《中国文学史》一书的文章，一篇题为《“奇迹”的幻灭》，另一篇题为《学者型谎言》；前者摘自《羊城晚报》，后者摘自《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学史》是章培恆、骆玉明主编的新书，一套三卷，一百一十万字，定价六十八元人民币，去年初版发行了五十万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听说，这部作品出版之后，传媒炒得沸沸扬扬，《文汇读书周报》整版发表八位学者参加复旦版新书讨论会的发言，大家认为这部《中国文学史》是“石破天惊”之作，“填补了六十年代以来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代表新时期的研究水平”。有了这样多专家学者的赞誉，得到权威媒体的大力捧场，这部书自然起了轰动效应，广大读者心动，纷纷解囊争购。可是，《中国文学史》出版仅仅几个月，主编章培恆突然宣布“一九九七年第二季度我们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书增订本”，因为这套书“不足之处和缺陷颇多”，“它几乎没有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以至“约三分之二的篇幅”必须“另起炉灶重写”。

《“奇迹”的幻灭》的作者宁源声於是说：一部书有三分之二有问题必须重写，那些专家学者、权威传媒当初为什么吹捧得天花乱坠？《中国文学史》的主编明知自己的作品不足之处和缺陷颇多，却偏要匆匆抛向市场，一抛几十万套；“这还不算，增订本‘重写’完成后，‘全书的改动达到了按有关规定可以作为另一部书的程度，我们也就把它作为另一部书重行出版了’。这样一来，原先发行的总价值达三千四百多万元的五十万套初版书，不就变成了废品书？这不仅严重浪费人民财物，而且贻害广大读者，产生了极为不良的社会影响。”

（二）

复旦大学大名鼎鼎，他们的出版社出的书应该有一定的水准。这部《中国文学史》听说是好多人一起分头编撰的巨著，以人性的发展为核心去整理中国的文学历史，做法甚有创意。我还从上海一些朋友的口中知道主编章培恆学识渊博，学术上颇有成就，为人开朗，酒量很好，是个性情中人。他是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的领导，也是复旦古籍整理所之类的所长。按理说，以他挂出主编名义的这样一部大书，不太可能会有三分之二篇幅必须重写而仍然推出市场。上海一些朋友都觉得这里面也许另有难言之隐。中外出版界似乎很少发生这样的事件，难怪买了书的读者要抗议，尊重学术尊严和着作道德的文化人要愤怒。照常理看，出事的原因不外两种：第一，《中国文学史》的主编跟复旦大学出版社之间闹意见；第二，主编顺水推舟，借势重写三分之二内容当做新书卖版权给另一家出版社出版。这样的推论目前当然无从证实。我还没有看到这部《中国文学史》，对内容的好坏无从置喙。一批人分头编写的书，水平往往参差不齐，主编责任重大。《学者型谎言》一文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句，书中居然把“杨柳”作树木讲，不知道诗里指的是曲名《折杨柳》。这当然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