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写《罗马帝国兴亡史》的Edward Gibbon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五日坐在罗马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上沉思冥想，赤脚的修士在神殿里低唱晚祷曲，他突然想到要写一部描述这个城巿兴衰的史书（“It was at Rome， on the 15th of October， 1764， as I sat musing amidst the ruins of the Capitol，while the barefoot friars were singing vespers in the Temple of Jupiter， that the idea of writing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city first started to my mind.”）这部大书终於传世了。他沾沾自喜之余，在回忆录里预测他的姓名终归要化入英国名人传记的文字里，他於是必须趁早写出他一生的言行，免得后世人以讹传讹。这是非常自负的想法，符合曾孟朴《孽海花》里那位官僚说的话：“帝王将相的权力只有一百年，文人的权力有一万年。”

（二）

上星期我在《现代文学笔记两则》里写到苏青五十年代编历史剧《司马迁》，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请教，贾先生后来卷入胡风事件，抄家抄到苏青给他的信，株连苏青坐牢一年半。那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前几天无意中在《大公园》版上读到贾植芳先生的《雕虫杂语》，是九七年七月下旬在上海寓所写的，短短几百字，道尽历代文人丹心照汗青的信心。贾先生先说《水浒》宋江题壁诗“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正是历史上草莽出身的皇帝的人生境界，他们全是闯荡江湖的流氓无赖，视民命为草芥，“心是冷的”。贾先生相信文人权力有一万年之说：屈原的名气比楚平王大；汉武帝割去司马迁的生殖器，而《史记》却是千古绝唱之作；乾隆大兴文字狱，诗作虽然不少，而他那时期曹雪芹的《红楼梦》却成了世界经典作品；鲁迅的名声盖过权倾一时的蒋介石。贾先生虽然没有提到共产党过去摧残了多少当代中国的文人，而这些文人的作品将来必然会比毛泽东的诗词长命；可是，贾先生最后还是点出心中的寄托：“有人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都是些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他们在人生中所上演的各式悲剧里，实际上正包含着积极的历史因素，或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

（三）

知识分子抱持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信念，正是国家建设精神文明的基石。马克思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他一生的学说几乎全部建基於他的无告意识和仇恨心态之上。在现实生活里，马克思绝对不会相信“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喜剧”的预言。寄居英国的生活，注定要他只能在别人欢笑的烛光中引燃愤怒的火花。写得出《罗马帝国兴亡史》的Gibbon在回忆录里屡次流露一个历史学家的使命感，屡次表白庆幸自己生长在“一个自由而开明的国度里”（"in a free and enlightened country"）。这是马克思无法想像的境界。Gibbon当过国会议员，当过贸易专员，一旦意识到政治舞台无足恋栈的时候，他毅然回到书斋撰写他一册又一册的着作，期间还客居瑞士洛桑完成最后一卷《兴亡史》。国家有责任让子民感受到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