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志摩民国九年十月十一日的日记有一段记他“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他说：郭沫若自己出来应门，手抱襁褓儿，跌足，穿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也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只记得他脸狭长。徐志摩接着形容郭沫若房子很小，陈设也乱，小孩羼杂其间，踤倒了要父亲抚慰，流鼻涕要父亲揩拭，都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是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坐定寒暄，成仿吾也下楼，主客都没什么话说：“沫若时含笑谛视，不识何意”，五时半辞去，“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说上次有郁达夫在，房子稍整洁，谈话较融洽云云。

我前两天居然在商务的旧书架上买到左舜生的《万竹楼随笔》，正是一九五七年我十五岁那年读过的版本，恍如隔世。左舜生说，“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几位，他比较喜欢郁达夫。郁达夫在小说《采石矶》中借黄仲则和洪稚存的口吻大大骂了戴东原一顿，虽说也在骂胡适，毕竟有艺术，比成仿吾高明多了。左舜生也认为徐志摩人最热情可爱，成仿吾那样谩骂“新月派”，他还是热心去和他们“打拢”。左舜生说：从徐志摩这段日记，也可看出达夫又是一种气象，“假定志摩达夫至今还在，志摩自然不会去喊‘毛泽东万岁’，就叫达夫去喊‘亲爱的钢’，大概也喊不出来的”。徐志摩说郭沫若当时虽然憔悴，却是“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彷彿暗示他将来必有出头之一日。旧式读书人果然注意一个人的面相；生逢乱世，难免更是宿命了。

（二）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所收“左舜生”条说他一八九三年生，一九六九年卒。湖南长洲人，原名学舜，笔名阿斗、黑头，室名万竹楼、远复斋。一九一四年赴上海，入震旦学院，习法文，与曾琦、李璜等同学。一九一九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曾任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主任。一九二四年与曾、李创办《醒狮》周报。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青年党，任中央常委。次年由中华书局资助赴法留学，一年后回国。一九三零年参加创办《铲共半月刊》。“九、一八”事变后辞去中华书局职务，任教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一九三四年受到蒋介石接见，旋任教中央政治学校。抗日时期先后任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胜利后在上海创办《中华时报》，出任农林部长。一九四九年四月去台湾。旋到香港创办反共刊物《自由阵线》，七十六岁病卒台湾。着有《近代中日外交关系小史》、《近代中英外交关系小史》、《近代中日关系史纲要》、《辛亥革命小史》、《近三十年见闻杂记》、《中国近代史四讲》、《黄兴评传》、《中国近代名人轶事》、《文艺史话及批评》、《法兰西新史》和《万竹楼随笔》等。

我当年读《万竹楼随笔》的时候，同时还读了马彬的《转形期的知识分子》以及易君左的《彩笔写名山》和一些诗作，不禁从中感染了很多忧患意识。五、四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再早两三年就读过了，只觉得他们那一代人真苦：“安得千丈桐，佐以万竹种，此君坐明窗，纵笔写噩梦”。左舜生的万竹楼在烽火中的重庆乡下，楼前只有几行修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