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那林黛玉？”

她离席而去后，余氏向我问道。

“女中豪杰呀，没想到居然那样年轻。”

“听说她年轻时一直吃珍珠粉。珍珠是长生不老的灵药嘛。如果不抽鸦片，她还会更加年轻呢。”

此时，林黛玉空出的座位上，已坐上了新来的姑娘。这是一位肤色白皙，身材娇小，颇具大家闺秀风范的美人。身穿百宝图案的淡紫缎子衣裳，耳戴水晶耳环，都凸现了这姑娘的品位。我赶快请教芳名，答曰花宝玉。花宝玉——这位美人说出这个名字的发音时，宛然如鸠鸣莺啼。我取烟递去，想起了杜少陵“布谷处处催春种”的诗。

“芥川先生。”

余洵氏一面以老酒相劝，一面难言似的呼唤我的名字。

“怎么样，中国的女人？喜欢吗？”

“哪儿的女人我都喜欢，中国的女人也很漂亮啊。”

“你觉得什么地方好？”

“这个嘛，我觉得最美的地方恐怕是耳朵。”

实际上，我对中国美人的耳朵颇怀敬意。日本女人在这一点上到底非中国人之敌。日本人的耳朵太平板，而且肉厚者居多。其中有不少与其称作耳朵，未若说是出于某种机缘而长在头上的菌菇似的物事。按此与深海之鱼盲目失明同。日本人的耳朵自古以来一直藏身于涂抹了发油的鬓发之后，而中国女子的耳朵不仅一直处于春风吹拂之下，而且还郑重其事地饰以宝石耳环之类。因而日本女子的耳朵便像今天这般堕落了，而中国人的耳朵则自然而然保养甚佳，十分美丽。眼前这位花宝玉，便生着一双有如小贝壳似的、特别可爱的耳朵。《西厢记》中的莺莺所谓“他钗亸玉斜横，髻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半晌抬身，几回搔耳，一声长叹”，一定也是这样的耳朵。笠翁昔日曾详细论述中国女子的美（《闲情偶寄》卷三“声容部”），却未尝有一言提及这耳朵。就这一点而言，伟大的戏曲十种的作者，也只能将这发现的功劳，让与在下芥川龙之介。

辩完耳朵论之后，我同其他三君一道，吃了放有砂糖的粥。然后走到熙攘的三马路上，去参观妓馆。

妓馆大体都在大道左右石块铺路的小巷两侧。余氏引导着我们辨读着门灯上的名字前行，须臾来到一家门前，排闼而入。进门处是萧索的未铺地板的房间，几个穿戴粗陋的中国人有的在吃饭有的在干活。倘非事先知道，谁也不会相信这便是妓女的住宅。然而沿着楼梯一登上二楼，却是小巧玲珑的中式沙龙，里面明亮的电灯光辉灿然。紫檀椅子排列成行，巨大的镜子矗立一角，毕竟还是一流的妓馆。贴着青色壁纸的墙上，一溜排悬挂着好几只玻璃镜框，里面装着南画。

“在中国要做艺伎的娇客，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你瞧连这些家具之类的，也都得替她买齐了才行哪。”

余氏一面同我们喝茶，一面将各种嫖界的规矩娓娓道来。

“而且像今晚来的这几位姑娘就更了不得啦，要想做她们的娇客，起码也得要五百块钱。”

这时候，刚才的那位花宝玉，从隔壁房间打了个照面。中国的艺伎出局陪酒，往往只坐五分多钟便打道回府了。刚才还身在小有天的花宝玉，此刻已回到此处亦非不非但如此，在中国做娇客的人——以下请参照井上红梅氏著《中国风俗》卷之“花柳语汇”好了。

我们和两三位姑娘一起，吃吃瓜子，抽抽香烟，聊了会儿闲话。当然，说是闲话，而我却与哑巴无异。波多君手指着我，告诉一位看上去似乎挺调皮的年幼姑娘说：“他不是东洋人，是广东人。”姑娘便问村田君此话当真？村田君也说：“是的，是的。”我一面听着他们言来语往，一面独自漫然思索着无关紧要的事——日本有支歌曲叫作《讨考冬雅来哪》，那句“冬雅来哪”没准就是由“东洋人”变来的也未可知……

二十分钟后，少许感到有些无聊的我，在屋里踱来踱去，顺势向隔壁房间偷觑一眼。不承想竟看见温柔可人的花宝玉和肥胖的阿姨一起围着餐桌吃夜饭。桌上只摆着一个盘子，而那盘子里盛的只有一味青菜而已，花宝玉却依然吃得津津有味。我不由得面露笑意。出局来到小有天的花宝玉，也许不愧为南国美人。然而这位花宝玉——咬着菜根的花宝玉，却是超然于任荡子玩弄的尤物之上的某种存在。直到此时，我才首次对中国女子产生了理所当然的亲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