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的挑逗性

包子的挑逗性，来自于内容的暂时不可知，行为上的囊中探物之快，以及油然而生的探索精神。因此，吃包子的过程充满了乐趣性。许多人，尤其在他们过于饥饿的时候，常常错过了这场好玩的游戏。

包子安静地在蒸笼内团身而坐，收口处有若干褶裥，外表憨厚敦实，甚至有点笨头笨脑的。这个时候，肉眼是无法看穿包子内部的，但是想象和唾液分泌却异常地活跃。其实包子内部无非是馅，馅则非菜即肉抑或菜肉混杂。这一点，我们在事前已经获悉。不过，我们还是控制不住地要去想象："这一只"包子在热力的作用下究竟会给我们的味觉带来何种惊喜。就像一个景德镇的工匠，脸上映着熊熊的火光，心驰神往地想象并且期待着一场惊世的窑变。

包子里的馅料其实也不复杂。菜、肉之外，不离姜、葱、盐、麻油或料酒。欲使馅料在蒸熟后产生浓郁且在分量上恰到好处的汁，关键在于拌馅时必须和入比例适当的肉皮冻。目前已遭滥用的"底蕴"一词，用来形容肉皮冻与包子的内在关系，实在最适宜不过。此外，我个人并不喜欢任何一种单一馅料的包子，全肉或全菜的包子，味道略嫌单调，只能供嗜肉者或其对立面频呼过瘾而已；菜、肉的混编，不

仅丰富了质感上的层次，而且，我深信只有在肉、菜及面粉这三种基本元素的交互作用下，才能使包子火热的内笼中响彻一派雄浑的天籁。

包子既熟，只是完成了必要的一部分，吃包子是一个完全互动的过程，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我认为，要把一只包子满心欢喜地吃掉，应该严格遵循如下动作要领：

一、手心向上，食指、拇指、中指分别由包子底部按顶端及左、右三点持之，向嘴的一边，留出充裕的可咬地带；

二、咬开一处铜钱大的缺口（视包子尺码而定，以8：1的比例为佳）之后，并不急于吞噬，而应先在水平方向对洞中之馅作一番近距离观察，然后用舌尖轻点以便探测温度，再张口作O形，上下唇密裹包子缺口处，此刻，宜合上双眼，想象太空舱的对接；

三、调动丹田真气，将包之馅汁源源不绝地吸入口中，任由其漫过舌面，再由口腔四壁细润味蕾为了防止共同进退的馅团与馅汁被同时吸入，应于上下唇向下收缩的同时，顺势将舌尖前抵，既可送蠢蠢欲动的馅团回巢，又能于馅汁潺潺进入口腔之际，同步地享受到馅团的滋味和质感；

四、趁包子的馅汁尚未被完全吸尽，毫不犹豫地将包子一口（最多两至三口）吃掉。整套动作，以貌似平常吃包，实则密吮其汁，大玩"太极推手"于舌尖而他人

皮和馅皆为预制，唯有馅汁天成。不过，一只好的包子，不可能有太多的汁。像那种油汪汪的汤包，其实并不好吃，汤包的制作者看来并不能正确地认识汤和汁的区别。我曾在南京吃过一种淮扬汤包，皮薄"汤"大，包子之外，还发给吸管一根，俯首力啜之下，包子迅速萎缩，情状殊为卡通。

馒头与包子的战争

馒头和包子，一个没有馅，一个有馅，这是馒头和包子最主要的区别，因而卖包子的，辄以“皮薄馅大”自夸，至于馒头的卖点，当然不是“没馅”，而是以其“顶饿”及“面多”，来影射包子的华而不实。

如果温饱还是一个问题，则视馒头为一种经济、实惠的食品，而包子则比较奢侈，或是馒头的豪华版，这是很容易被理解的。而当温饱问题解决之后，食物和人一样，很容易因“有”和“没有”的被过分强调而势成水火。就这样，包子和馒头宣布进入了敌对状态。如何 才能把这对本是同根生的宝贝拉回到谈判桌上来呢，上海人的方式不妨一试：老派的上海人，是把包子叫做“肉馒头”或“菜馒头”的，就像他们把茶称为“茶叶茶”，以区别于没有茶叶的“茶”———白开水。这种“馒头为体，肉馅为用”的取向，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照 顾到双方的情绪，但是，也不排除馒头方面会尖锐地提出“排名先后”的问题，同时包子那厢可能也质疑：“虽然有肉，但毕竟还是馒头———我们被出卖了。”

名辩不成，唯有从实处————即从吃的单纯乐趣处着手。对于馒头和包子，从唇舌、牙齿而整个的味觉系统，都怀着不同的期待。吃馒头的乐趣在于，一口咬将下去，满嘴皆为饱满和安全的感觉所充盈；而包子之乐，则在于破皮而入之际所产生的那种囊中探物之快感 ，外带点探索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面食都可以分为“安全感”和“冒险性”两类，前者除馒头外，还包括花卷、烧饼、面条，等等，后者旗下，则有饺子、馄饨两员小将。虽然馒头和包子给我们带来快乐的方式不一，但是目标一致，殊途同归。

相比之下，把馅夹在两块面粉中间而将馅之边缘暴露无余的汉堡包或三明治，就像一个不善于埋伏的步兵，不仅是自取灭亡，而且令对手大感无趣。至于比萨饼，一端上来就已是城门洞开，里应外合地和平解放了。

写到这里，我发现尽管已将此事提升到“讲奉献”的原则高度，并且引入“文明的冲突”，企图造成一种同仇敌忾的团结空气，不过馒头和包子之间的紧张局面，依然没有出现丝毫的和缓迹象。直到我忧心忡忡地进入一家超市，方才恍然大悟：工业化时代的包子，以其 硬、其皮厚及其馅少，其与馒头间的恩恩怨怨，原来早已作出了彻底而乏味的江湖了断。江户时代，若有两个日本武士约定了一场决斗，假如其中一人在决斗前夜跑到对手家门口把自己吊死，活着的那一位，就会被公认为蒙受了极大的羞辱，荣誉尽毁，下半生都没脸见人。 包子就是以这种方式，最终战胜了馒头。

作家陶杰先生说，男人的择偶标准，不外“馒头”和“包子”两派：“馒头派娶妻求贤淑，不求才气，如馒头之朴实不华，已合糟糠之选，代表人物是胡适的老婆江冬秀；“包子派”娶妻要讲一点精神沟通，女人胸有点墨，学养三分，如包子有馅，别具洞天，有金玉之 美。代表人物：秦观的老婆苏小妹。

既然人的性情可摊入食物类型，那么，有没有一种既“馒头”又“包子”的两全其美呢？有，其名曰超厚皮包子，或不小心被填入小部分馅料的馒头，在任何一家超市冰冷的灯光下，僵卧于冷柜的某个角落，神态安详。

甜 点

结束于甜点的晚餐，犹如长叹声中之掩卷，都是完美无缺的幸福。

甜点，中西餐谱上通行的英文Ｄｅｓｓｅｒｔ乃借自法文，特指正餐之后的那一道甜点，区别于ＴｅａＴｉｍｅ的闲食，又作“甜品”而通行于中餐馆，不过那是粤语的说法。

与甜点对应的是开胃菜，后者很少有甜的，种类上也远不如甜点丰富。既然雅克·德里达认为开胃菜相当于一本书的前言或者导读，这样我就可以放心地指出，甜品相当于这本书的后记或跋。成为经典的导读或前言不胜枚举，写得好的后记却并不多见。

开胃因显而易见的实用而被普遍接受，结束的意义却很暧昧。一道成功的甜点应该兼有一切压轴节目的乐而不淫以及悼词的哀而不伤，方能控制好“结束”的火候。

西式的甜品花团锦簇，尤以意、法为盛。提拉米苏（Ｔｉｒａｍｉｓｕ）和萨芭雍（Ｓａｂａｙｏｎ）这种华丽的甜点一出场，餐桌就变成了春装发布会的天桥。作为意大利甜点的代表，外貌绚丽、姿态娇媚的提拉米苏已风靡全球。它以Ｅｓｐｒｅｓｓｏ（特浓意大利 咖啡）的苦、蛋与糖的润、甜酒的醇、巧克力的馥郁、手指饼干的绵密、乳酪和鲜奶油的稠香、可可粉的干爽，只用了不到十种材料，把“甜”以及甜所能唤起的种种错综复杂的体验，交糅着一层层演绎到极致。

意大利甜点的独步天下，可能与意大利人对于“甜”的特殊理解有关。常见于乐谱的意大利文Ｄｏｌｃｅ，往往在“甜”的主旋律之下提示着某种“甜美”和“忧伤”的风格，为其他语种所不具备。不过，甜蜜的悲伤一旦滥觞起来，很容易聚合为密度大到令人窒息的妖 艳以及腐朽，正是费里尼《甜蜜生活》（ＬａＤｏｌｃｅＶｉｔａ／１９６０，这一年，威尼斯人发明了提拉米苏）的基调。

作为正餐终结者西式甜品始终指向一种线性的高潮。Ｅ·阿连德在《春膳》中直接了当地指出“甜品是亲密纵欲的极致”，能让纯洁无瑕的圣女“眼睛里放出冶艳的光芒”。

传统中国饮食被误信为轻视甜点，不过蜜饯、水果等等在隆重的宴飨场合并不缺乏，被轻视的可能只是顺序。其实，许多中式甜点都适宜用来结束晚饭，如成都和宁波的汤团以及到处可见的红豆沙、绿豆沙之类。不过此等甜点往往甜得过于直白露骨，明火执仗而缺乏恻 隐之心，广州的西关驰名甜点“凤凰奶糊”，最有这种甜死你才肯休的意志，比较适用于大团圆结束的营造。

相比之下，和食倒真是缺乏原创的甜点，大部分料理皆以一道绿茶雪糕终。这一点，可能与日本人缺乏关于“结束”的观念、或曰他们对这件事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有关。

若以面粉为主食的西餐总是由以蛋糕为主的甜点引领至天堂，那么面归面，米归米，粒食为本的中餐就应该善终以米。因此，我认为江浙一带家庭自制的甜酒酿最能表现“天下无不散”的复杂心情。它洁净而不事铺张，月白风清之间最多也只许有少量的鹅黄桂花飘浮， 用青花小碗盛着，甜酸里交织着酒的迷离，米的甘饴，酵的沉缅以及冰的清醒。如果“悲欣交集”让你觉得过火而且唐突了弘一上人，在心里说一声“天凉好个秋”总该是恰如其分了罢。

食蛇者说

《淮南子》说：“越人得蚺它以为上肴，中国得之无用。”苏东坡的妾侍，在惠州时将蛇羹误做海鲜吃下，事后得知所吃为蛇，竟然于数月后死于非命。即使在今天，对于居住在“中国”的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广东人的这种爱好，仍然是一种可怕的风俗。

不过，山东人偶尔也有吃蛇的。“聊斋”里面有一则《蛇癖》说道：“予乡王蒲令之仆吕奉宁，性嗜蛇。每得小蛇，则全吞之，如啖葱状。大者，以刀寸寸断之，始掬以食。嚼之铮，血水沾颐。且善嗅，尝隔墙闻蛇香，急奔墙外，果得蛇盈尺。时无佩刀，先噬其头，尾 尚蜿蜒于口际。”

蒲松龄或许相信，广东人吃起蛇来，与吕奉宁大同小异。但是在广东人看来，这种吃法虽然生猛，却未免过于浪费。不吃小蛇，不吃蛇头，更不生吃，天生一只能闻出“蛇香”之鼻的广东人，非但善于不厌其烦地炮制蛇羹，还能炒蛇片，酿蛇脯，近年来又推陈出新，涮 蛇和“椒盐蛇禄”风行广州。广州的连锁食肆“惠食佳”，即以“椒盐蛇禄”为招徕，并且在本地的高级杂志上大做整版广告。那广告，黑底，衬着一盘金灿灿的“椒盐蛇禄”，下书一行小字：“始创于１９８７年”，绝对不输给同一本杂志上矜贵的进口皮具广告。

传统蛇馔中的登峰造极的“龙虎凤大会”，更是粤菜大系中的殿堂级力作。１９６５年初，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少校到访广州，主人就曾在欢迎晚宴上，一边与切同志把臂畅谈世界革命，交流游击经验，一边将一大盆蛇、果子狸、鸡相会而成的“龙虎凤大会”彻底 歼灭。此前，“龙虎凤大会”还曾以国馔的身分，招待过中国人民的贵宾伏罗希洛夫元帅。

格瓦拉少校和伏罗希洛夫元帅，皆为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之人，只有蛇怕他们，他们是不会怕蛇的，除此之外，均以实际行动表示了他们对广东人民的这一习俗绝无偏见。然而，这并不表示吃蛇从此不再引起友邦惊诧。前几年，太阳神的股票在海外上市，因标榜含有蛇 、鸡等物之精华，上市当晚，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两个财经主持人，根本没有把希腊概念的ａｐｏｌｌｏ当一回事，却一口一个“ｓｎａｋｅｓｔｏｃｋ（蛇股）”地侃了个没完没了。很早以前，就有中国人对此看不过去，林语堂曾经正告老外：“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相信蛇 肉的鲜美不亚于鸡肉这一说法。我在中国生活了４０年，一条蛇也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我的任何亲友吃过……吃蛇肉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是件稀罕事儿。”

不是林语堂从来就没有把广东人当成中国人，就是他在无知的情况下挺身而出地干了一桩蠢事。事实上，老外的看法并不是没有道理。亚当和夏娃之所以偷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乃是受了蛇的引诱。吃了苹果又吃蛇，无异于吃过了基因西红柿，再去吃研制基因食品的那 个科学怪人。其实，吃蛇算什么？欧洲人一度还时兴过吃木乃伊呢。

就连广东人本身，对于吃蛇也有极深的误解。他们无可救药地坚信蛇肉之滋补壮阳远胜于美味，奇腥的蛇鞭，更能收“以形补形”之奇效。要是真有“以形补形”，要壮阳，还不如干脆学山东人吕奉宁，一条蛇完整地吞将下去。

饮茶状态

说一个人“茶饭不思”，系指其人因心情不好而自我作践，进而对饭食所采取的一种消极态度。与“茶”和“饭”相对应的，分别是“渴”与“饿”。换言之，假如此人肯饭而坚持不茶，就大可以不必再予以理睬，因为他完全能够在广义的“饭”里补充到足够的流质和 水份。

但是，如果这个词形容的对象是一个广东人，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比较而言，不吃饭反而不太紧要，因为一个广东人可以在饮茶的时候，将大量的淀粉、脂肪和卡路里裹挟入腹。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广东人只吃饭不饮茶，虽然健康无碍，但是这个迹象表明：此人的 人际交往，可能出现了很严重的功能性障碍，甚至可能具有某种自闭的潜在倾向。

饮茶这种习惯的养成，估计与广州开埠以来在茶叶贸易上的地位有关，因为广东并不是传统的茶叶产地，现在的广东人（潮汕地区除外）其实也不是很懂得喝茶，不管是绿茶还是红茶，新或陈，嫩或老，一律落之以滚水————所谓“水滚茶靓”，至今仍是茶客与茶楼 间百年不变的共识。事实上，一个到茶楼饮茶的广东茶客，并不是很在意他的茶。普洱菊花水仙乌龙寿眉，他只是习惯了其中的一种，只消在入座时机械地吩咐一句，并且适当时机揭开壶盖，摆出续水的暗号，也就完成了一个无可挑剔的标准茶客的基本动作。

做为公共空间，茶楼和咖啡馆、酒吧一样，都是城市里必要的ＮＧＯ论坛，但是广东的茶楼与外省的很不一样。外省人也泡茶馆，不过品茗也好，聊天也罢，目的很明确，就是消磨时间。广东的饮茶，则要暧昧得多。一方面，茶食是比茶更为重要的饮茶项目；另一方面 ，茶食的阵仗既可以是传统的一盅两件，也可以不着痕迹地转换为比较接近正式的吃饭。形式上，饮茶既可以当早餐，可以做午餐，也可以是宵夜，或者甚至什么都不是。功能上，饮茶提供了一种介于“是吃饭”和“不是吃饭”之间的灰色地带，正式与随意之间的第三条道 ，利用这种不确定的“饮茶状态”，广东人始得恰如其分、游刃有余地安排和处理着那些需要吃饭和不太需要吃饭的人和事以及相关的社会关系。这些人可以包括：关系一般、那天中午恰好又都不想再吃便当的同事，一段时间没有见面的熟人，吃饭时间偶遇的旧邻居，负责 新居装修工程的包工头，等等；适宜在“饮茶状态”下处理的事情则包括：双方均感到把握不大的相亲，不一定有机会谈成，但听无妨的买卖，所有毫无来由之事，不成问题的问题，等等。

机会主义也只是饮茶状态的一面。如果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那么在广东，这个最大相似之处，就在于一个家庭的饮茶。在体现家庭和睦的功能上，饮茶又是极端教条主义的。一个扶老携幼上茶楼的家庭，多半是幸福美满的，如果一家广东人很少上茶楼，或者最近 饮茶的次数直线下降，尽管他们常常外出吃饭，仍然存在着值得警惕的隐忧。香港某慈善团体曾在一则倡议关爱孤儿的电视广告里说：“这些小朋友多惨，他们没有玩具，没有茶饮……”对于儿童来说，没有茶饮的痛苦程度几可等同于父母双亡，成年人失去茶楼的惨情，无 异于断了香火。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广东人的社会关系，用滚水一冲，合上盖，全部都总和在茶壶之中。

曹家蟹会

上月的某个周末，我山长水远地赶到上海，只为了去赴一个足足苦候了一年的美味约会。

吾友老曹夫妇，上海滩上一等一的蟹痴一对。去年１０月，老曹驾车奔赴大闸蟹产地阳澄湖，选美般地亲自选拔了一篓，晚上让我们在曹家直吃到昏天黑地。但是老曹说，九雌十雄，本月虽是母的肥，我们一个个也都吃得“信口雌黄”，但是明年１１月你来，我们再吃 一次公的。

望穿秋水，我一直盼望着这一天。今年入秋以来，对于空降到北京、广州以及香港的那些鬼头鬼脑、贼眉鼠眼的杂种大闸蟹们，一直恪守着不接触、不谈判、不往来的既定方针，出入酒楼食肆而不沾染半点蟹腥，常以伯夷、甘地自勉，坐怀不乱，视而不见地期待着曹家 的蟹会。

曹家的蟹约是礼拜天，周末晚上出了上海机场以后，因为要跟福州来的朋友会合，就先行坐车赶到丁香花园，陷入一个饭局。就像上海大多数的时髦酒楼，天天客满的丁香花园（李鸿章旧居），同样是不沪不粤，虚张声势。胡乱吃了些，就回到酒店坐等消化。１２点， 这个时辰只有去黄河路食街。见到有一家蟹池里的大闸蟹卖相不错，青壳金毛，且能在玻璃上做直立行走，心里便冲动起来，但是为防止晚节不保，也不敢造次，挑了特大的一公一母，每人吃了两只。是蟹也，肉也厚，膏也肥，惟缺了鲜味。更有甚者，吃完后，本应沾满了 蟹黄蟹腥的双手，竟可以一洗了之，而且肚子还会有点饿，遂再填一大锅浓浓的腌笃鲜，端的是咄咄怪事。

一夜无话。第二天中午，依然不太死心，到街市买回最贵的五两蟹自蒸。ＤＩＹ（自己动手）的结果，失败更难看，几乎就像把昨天晚上在黄河路吃剩的蟹碎打包，带回来再咬了一遍。

好不容易等到了天黑，拍开曹家的门，招呼也不多打，就像搜查逃犯那样径入厨房。但见那工作台上，２０多只乖乖已经列好了整齐的方队，对面的煤气灶上，一大锅开水正发出愉快的嘶叫。曹太太说，去年的蟹虽说也是在阳澄湖买来，不过还是嫌公路旁的蟹市不够正 宗。今天一早，老曹开车直去到阳澄湖畔的巴城，先是从前门进了蟹农开的饭店，然后由蟹农带路后门撑艇到阳澄湖里现捞起来的，每只都在七两以上。我掂起一只，灯下细看时，果然犀利，腹脐洁白而饱满，鼓胀的膏脂呼之欲出，蟹脚关节处的半透明皮壳下，浮动着金黄 的暗香……

后来的事，已经记不很清了。我只知道在那一晚连尽螃蟹四只半，加起来足有四斤。此外，这个过程中，认真想过的也只有以下这一件事：与我在今年入秋后的忠贞不二相比，老曹的道行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沪宁高速公路往返１００多公里，换了我，车是能开回来，螃 蟹嘛，多半会就着阳澄湖水而煮之，现场吃光算了。

现在，嗅着指尖上残存的蟹腥，一边憧憬着一年后的曹家蟹会，我渐渐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我们既非水生动物学家，更不是蟹界的业内人士，而且大闸蟹这冤家，一年才得短叙一回，长相也不容易记牢，因而对于一只好蟹的判断，应该求诸于己：一，吃蟹后，是否十 指尽染，并且带有虽经反复洗涤却数日不去之顽腥；二，吃蟹后（不计数量，半只也算），会否坚拒进食别的东西。

这一门食蟹的“后学”，与跳高、恋爱近似，都属于遗憾的艺术。

就这样被你蒸熟

一直相信，我们中国人发明的蒸，是一切烹饪手段中境界至高的一种，尽管因为种种原因，它最终未能在中国引导出蒸气机和桑拿浴这两项伟大程度不一的发明。

据考证，我们的祖先约在一万年前、即陶器出现之后，便懂得用水煮熟食物，蒸则是煮的变形。从煮演变到蒸，其间历经约五千年。蒸的出现，大大加快了烹饪技术的多样化进程，煎、炸诸术，在其后一千年内，即商、周时代相继问世。蒸不仅是自取火之后人类烹饪史 上的第二大发明，同时也是一个意义深远的重大转折点：它改写了以火或者水对食物作直接加热的原始方程式。就烹饪而言，如果没有蒸，我们就永远尝不到蒸出来的五味调和以及由其变化而来的炖、焖之滋味；就整体的文明而言，一水之隔，人类对客观的认识和处理便有 了天壤之别，从直接到间接，从具体到抽象，皆在这一逐渐升温的美妙过程中蒸蒸升华，天空于是也有了云蒸霞蔚，不再是寂寞无边，近乎无限透明的蓝。

如果没有蒸，有许多食物竟是难以想像的。换言之，这些食物简直就是为了蒸而发明的，馒头、粽子之类自不消说，像云腿和金华火腿、大闸蟹以及大部分的鱼，独孤一蒸之外，基本上别无选择。粤菜的厨艺，相当程度就体现在蒸，而清蒸则是给予一条好鱼的最高礼遇 。清蒸能够在不添加任何食味（姜丝葱段等辟腥之物除外）的情况下，仅仅凭借鱼本身被蒸发出来的鲜味对同一条鱼进行循环透析，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鱼的原味。

蒸不仅保持了食物的原味，而且最能留住其形体及神态上的完整和安详。此外，两种或两种以上食物共蒸，待盖子既揭，热雾将散，但见笼中那已熟之物，此刻依旧你是你，我是我，断不会像煮或炒出来的东西那样被搞成血肉模糊的一团。但是，这其实只是一种假象， 因为在形而上的高级层面，它们各自的滋味早已互相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蒸制一些本身味道较淡或者需要互相“索味”的食物时，就需要营造这一种境界。以蒸鱼为例，处理体味清淡的桂花鱼、笋壳鱼等，为丰富食味，广东人往往将榄角、冬菇丝或火腿片等遍铺 于整齐地开了数刀的侧卧之鱼身，一番云雨过后，鱼饱纳了配料之味，配料也沾染了鱼鲜，有如被施了移魂大法。除此之外，在一次天衣无缝、恰到好处的蒸鱼过程中，蒸汽的魔术非但不会使鱼和配料在外形上互相混淆，即使是鱼之本尊的深层结构，骨肉间依然脉络清晰地 保持着若即若离的临界状态。

虽然可蒸之物在餐单上陆续增加，厨房里的烹饪器皿也不断改进，不过以竹、木或藤线编制而成的传统蒸笼，却仍然享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最为诱人的，其实是木制和竹制蒸笼附加于食物的那种天然的亲切味道。盖子一掀就普遍降雨的铁制或铝合金蒸锅也很常见，广州 人甚至在丝竹之外，对铜管也有一份迷恋。像这两年流行的顺德陈村粉（米粉）和大盘蒸鸡，正宗的必以铜盘和铝盘蒸之，除了对传热性能的讲究之外，索要的还有那股蒸出来的金属之味。

如果酱缸文化的概念得以确立，那么是不是还有一种蒸笼文化的存在，也并非是一个虚妄的命题。只是后者暂时还得不到理论上的梳理和阐述，欲获得切肤而直接的感性认识却不难，只消抽空去洗一次桑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