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第一支特种兵部队

东北野战军特种兵部队是天津战役前刚刚组建起来的，从沈阳出发前，第一兵团政治委员萧华和野战军后勤部政治委员钟赤兵按照野战军首长指示，到野战军炮兵司令部着手组建特种兵领导机关。

萧华出生于贫苦工人家庭。他的家乡兴国县被人们称为将军的故乡。萧华12岁参加革命，17岁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曾担任过红军连、营、团、师政治委员，长征到达陕北时，还不到20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三四三旅政治委员，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疾行千里，深入敌后，开辟冀鲁边根据地，被当地群众称作“娃娃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萧华少年英俊，意气风发，热情待人，他朝气蓬勃的性格和作风使许多与他共处过的战友难以忘怀。1985年，他英年早逝，舒同为他写下了“少年英武咤风云”的挽歌。萧华文武兼备，军政兼优，诗人刘白羽赞誉他是“儒将风流”。他在1964年病中于杭州写下《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的伟大诗篇，成为永远留存于人民心间的歌咏，直至今日仍被传唱。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铿锵激扬的诗句，是所有红军战士精神的写照。

钟赤兵，原名钟志禄。湖南省平江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三师宣传员、连政治委员、师军需处政治委员，第四师十二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第五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后方梯队政治委员，陕北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部长，军委一局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初期赴苏联，先后入苏联共产国际党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北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

12月9日，中央军委颁布命令，任命萧华为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钟赤兵为政治委员，苏进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匡裕民为副司令员，邱创成为副政治委员，刘登瀛为政治部主任。特司下辖：炮兵第一指挥所(辖骡马炮兵一、二、三团)、炮兵第二指挥所(辖摩托化炮兵四、五、六团)、战车指挥所(辖战车团、装甲车团、教导团)、工兵指挥所(辖工兵一、二团)。迫击炮团为特司直属团。随即，特种兵机关和各指挥所在行军和战役准备阶段开始建立。

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平津战役提前举行，这个时候组建特种兵部队，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司令员萧华提纲挈领，抓住要害，使组建工作迅速进行。辽沈战役缴获敌人武器装备很多，但大都残缺不全，特别是牵引重炮的美国捷姆西大卡车，被步兵拿去不少。萧华向东总报告后，东总立即下令一律交给炮兵，不管任何地方，炮兵发现此车，有权扣留。

部队很快就组建调整好了，并且迅速向关内开进。进关后，作战任务又几经调整，开始准备打北平，以后准备打塘沽，最后决定打天津。几次部署变动，指挥工作十分繁忙。向天津进军时，又正值满地大雪，敌机干扰。特种兵部队就在这种军情紧迫大战在即的气氛中诞生了。它是我军较早的一支特种兵部队，它刚一诞生就经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攻坚战的考验。

参加天津战役的特种兵所属炮兵、装甲兵和工兵共12个团，是我军参战炮兵和坦克最多的一次。根据“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特种兵部队以约2／3的炮兵和坦克配属西面第一主攻方向，以约1／3的炮兵和坦克配属第二主攻方向，以少部分炮兵和装甲车配属南面助攻方向。西面的炮兵由特司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统一指挥，东面的炮兵由特司副司令员匡裕民统一指挥。

苏进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天津战役特种兵部队的参战情况：津西第一主攻方向有特司所属地炮89门，高炮15门，加上纵队所属的山炮、野炮、榴弹炮、重迫击炮，共有地炮237门；津东第二主攻方向有特司所属地炮67门，高炮8门，加上纵队所属的山炮、野炮、重迫击炮，共有地炮169门；津南助攻方向有特司所属地炮24门，加上纵队所属的山炮、野炮、重迫击炮，共有地炮96门。所有参战榴弹炮、加农炮、野炮、山炮、重迫击炮共计538门，大大地超过了敌炮数量，是敌炮的10倍，占绝对优势。如果这538门火炮一齐开炮，1分钟内能射出2300余发炮弹，足以破坏敌人强固工事和压制住敌人纵深内的炮兵。

主攻方向的火炮按纵深梯次分前后四层摆在距敌人前沿300～1500米左右的阵地上，第一列是伴随步兵突破的山炮连和迫击炮连；第二列是担负撕开突破口的野炮连和榴弹炮连；第三列是担负扫清突破障碍和支援步兵巩固突破口的野炮连和榴弹炮连；第四列是担负压制敌人炮兵和摧毁坚固目标的榴炮及重炮连。如果按照步兵的说法，第一列、第二列的炮兵可称为“尖刀连”；第三列、第四列的炮兵则是突破时的火力骨干。

东西两个主攻方向尤其是津西第一主攻力向集中的火炮，密度之大是空前的。在津西主攻方向上，特司和纵队所属炮兵共有地炮123门，按1500米的突破正面计算，几乎达到每米正面上有1门60毫米以上的火炮，每公里正面密度达到82门75毫米以上的火炮。超过了二战时的平均水平。据当年参战的一纵炮团参谋长刘铸回忆，该团27门野榴炮在主攻方向上，仅担任约100米宽的射击地段。由于火炮多，受地形的限制，配置十分拥挤，有的地炮和高炮阵地设置在一起。

与炮兵部队相反，坦克部队则分散使用。每个主攻师配属3辆坦克，伴随突击部队前进，及时消灭敌人的街垒火力点，引导步兵前进。津西第一主攻方向配属中、轻型坦克19辆；津东第二主攻方向配属中、轻型坦克10辆。装甲车16辆由前指掌握，用于战场侦察、指挥及运输，其余14辆配属南面助攻方向，一旦发生败退敌人从南面向塘沽逃跑，便可利用装甲车快速机动的能力和每车8挺机枪、冲锋枪的密集火力阻击、追击逃敌。

工兵团3个营分别用在西营门、民权门、民族门3个主要突破口上，担任敌前架桥、扫雷、开辟通路的任务。二团一营主要担负战役准备阶段的架桥、修路和漕渡火炮、车辆的任务。

苏进说：“炮兵指战员们都懂得，炮兵的火力能否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炮兵的战前准备。”在总攻前的日日夜夜里，炮兵部队一面支援各纵队外围作战扫清障碍，一面紧张地进行各项射击保障准备和与步兵的协同工作。炮兵的战斗准备工作是非常复杂的，要确定炮兵阵地和观察所配置区域，要勘察炮兵进入阵地的主要道路和桥梁，要构筑炮兵阵地和工事，以及确定炮兵射击诸元。天津外围地形开阔低洼，到处是沟渠、坑塘、坟堆，地形条件对炮兵非常不利，几乎找不到可供炮兵利用的遮蔽物和制高点。为此，指战员们想了很多办法，他们因地制宜将火炮阵地选择在坟堆之间、水坑边或土堤旁，利用夜间构筑火炮掩体、弹药室、单人掩体，以及交通壕。战士们在数九寒天穿着单衣挖工事，干得热火朝天。司令员萧华见此情景，当即表扬战士们不怕吃苦的精神。为迷惑敌人，不暴露我炮兵阵地，部队还构筑了一些假炮兵阵地夹杂其间。炮兵观察所和指挥所要尽量靠前配置，一般选择在距敌600米左右的较高建筑物或地形上，也有的是利用破砖窑或旧地堡。

与此同时，工兵和坦克兵也在物质和技术方面进行了充分准备。工兵为完成敌前架桥和扫雷任务，准备了架设铁轨桥、舟桥、苇子桥的器材以及爆破障碍物的炸药火具，反复演练笨重架桥器材的搬运动作，仔细研究意外情况的处置方法。

大战在即，步兵部队的指战员们对特种兵部队寄予很大希望，而特种兵部队指战员则明确表示：为步兵服务是我们炮兵、装甲兵、工兵的最高职责。

1月13日夜，各路突击部队通过交通壕分头进入攻击出发阵地时，七纵司令员邓华特别指示二十一师突击队将开进路线穿过东局子附近炮四团三营阵地，顺便看一下大炮。特司所属炮四团三营装备的是汽车牵引的日造15“生的”(厘米)榴弹炮，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步兵指战员们看到一门门瞄向天津城的大炮和一箱箱锃亮的炮弹，胜利信心更加坚定。

突击队的勇士们激动地说：

“有这么多大炮，再多的碉堡也砸得烂！”

“咱们的大炮说了话，敌人就没有发言权了！”

步兵们兴奋地议论着，有的还忍不住走近大炮，用手拍拍粗大威武的炮管。

向纵深发展

“炮兵同志，就看你们百发百中轰开天津城了！”

“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护送步兵老大哥的任务！”

这是步兵、炮兵两个亲密战友在总攻前的相互鼓励和保证。

是寄托，也是诺言。

然而，特种兵部队要实现这诺言却并非易事。

东北野战军特种兵部队配备了12个团参加天津战役。这12个团人员齐全、装备较好、作战经验也较为丰富，但这些部队都不同程度地缺乏大规模、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而天津战役参战炮兵和坦克比以往任何一次作战都多，工兵则是首次参加攻坚作战，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更是他们所经历的攻坚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次作战。因此搞好特种兵与步兵的协同动作，就成了能否充分发挥特种兵作用顺利实施突破的关键问题。

负责指挥天津战役的刘亚楼参谋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各兵种的协同配合问题。短短几天里，他跑遍了所有参战纵队，检查战前准备和战前练兵情况，并与纵队司令员和师长们深入研究具体作战方案及战术协同动作。经过周密调查研究，拟定出一个“突破前沿阶段中各兵种协同动作的次序”的简明具体的协同作战计划。这个协同作战计划针对天津攻坚作战的特点，根据炮兵射击时节的区分，拟定了“破坏射击时”、“压制射击时”、“克服护城河时”、“向纵深发展时”等4个步骤中步兵、炮兵、坦克、工兵的具体协同动作顺序。1月8日，前线指挥部向各参战部队下达该协同作战计划，要求部队牢牢记住并反复演练。

参战部队即将展开时，前线指挥部又在杨柳青召开主攻步兵师师长和特种兵团长以上干部参加的协同会议。会上，刘亚楼参谋长亲自介绍敌情，并讲解突破前沿阶段中各兵种搞好协同动作的重要性和如何搞好协同动作的具体办法。

在我军扫清外围的作战和总攻前的准备阶段，天津守敌妄图负隅顽抗，将城内50余门山炮、野炮、榴弹炮集中起来统一指挥，利用市内高大建筑物作观察所，依靠预先构筑的多处预备发射阵地向我射击，危害很大。一些敌外围据点就是因为得到城内敌人重炮支援而没有拔除。另外，敌人经常性的扰乱射击也直接影响了我军的战前准备。为此，特司要求各个炮兵部队必须把压制敌人炮兵作为整个战斗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特司所属炮四团是东北野战军组建最早的一个摩托化炮兵团，该团装备的日造152重炮，最大射程1．8万米，可以从天津的西面打到东面。特司将四团编为远程炮兵群由特司直接指挥，主要担负对敌炮战和压制敌纵深目标的任务。总攻前，特司政治委员钟赤兵和副司令员苏进多次下到四团指挥所和炮阵地，要求他们不要暴露阵地位置，并要想方设法测准敌炮阵地位置。炮四团为了摸清敌人炮阵地的位置，派出得力干部带领观通队，在前沿地区开设了前进观察所和侧方观察所，在冰天雪地里坚持昼夜不断地观察标定。对照各种情报，结合地图分析判断，终于把天津城内敌人大部分炮兵阵地的位置摸清了，为全面压制敌人炮兵创造了良好条件。

与此同时，我炮兵部队声东击西，虚虚实实，不断迷惑敌人，巧妙隐蔽自己的阵地，使敌人摸不着头脑，像瞎子一样与我作战。总攻前一天，特司指示四团派出一个担任机动作战任务的炮兵连，隐蔽地机动到天津西南的跑马场方向，对敌人中原公司附近的目标进行两个半小时的扰乱射击。这一行动不但迷惑了敌人，而且还引出了敌人20余门山炮、野炮的射击，从而使我军准确测定了它们的位置。

炮兵配合各纵队进行外围作战和试炮的行动也极大地迷惑了敌人。1月8日，炮三团三营把部队拉到天津东北之宜兴埠试炮，同时支援八纵扫清外围据点的战斗，既避免暴露炮兵基本阵地，又使敌人以为我大口径火炮配置在宜兴埠附近，而判断我主攻方向可能在北面，因此不敢轻易将其主力六十二军一五一师向其他防区调动。

炮五团是进关前几个月新组建的部队，在天津支援外围战斗中，由于缺乏经验，3个连用间瞄射击打敌人两个地堡群，没有完成任务，指战员感到压力很大。但特司依然将重担交给五团，部署其一营、二营直接支援第一主攻方向二纵四师。司令员萧华亲自来到五团勉励干部战士，要勇敢加技术，积极完成好下一步更重要的任务。司令员的信任和鼓励打消了指战员们的顾虑。失败是成功之母。全团上上下下发扬军事民主，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总攻突破的各项具体措施，决心一定要把突破口一仗打好。为了准确地轰开突破口，五团决定采取抵近射击。任务交给了五连和二连。如果用汽车牵引火炮进入阵地，既无道路，又容易暴露目标。炮手们不怕艰难劳累，用人力挽拽火炮，穿过20多条堑壕，硬是把1吨多重的榴弹炮推到了距敌人前沿850米的地方展开。为了与步兵协同好，及时实施火力支援，五团团长参加了四师的步炮联合指挥所。总攻前，观测员们匍匐在敌人眼皮底下，反复校对每个目标射击诸元，炮手们对火炮、弹药、器材查了一遍又一遍，唯恐有准备不周之处。战地宣传员们还针对炮兵专业技术要求，编成顺口溜刻在阵地小报上。

1月12日和13日，炮兵开始进入阵地。一个个炮兵连队在漆黑的夜幕下，迎着刺骨的寒风，沿着标好的路线进入阵地。为了避免拥挤和暴露，各连弹药都通过交通壕从数百米之外扛到阵地上。火炮在离阵地很远就卸下来，用人力推入掩体。细心的炮手们还在火炮易出声响部位涂上黄油，缠上布条，减少声响。就这样，几百门火炮没有一丝声息地进到了距敌人1000米甚至几百米的阵地上，而敌人却丝毫没有察觉。

第二天夜晚，当一支连队向津东主攻阵地开进的时候，月亮升起来了，洁白的月光洒满大地，战士们轻轻地踏着晶亮的霜雪，在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向前沿阵地进发。

这是一个年青的炮兵连队，4门从日本鬼子手中夺来的“老得没牙”的山炮，弹药也不多。但战士们却豪迈地说：“没牙的大炮”，也要啃碎敌人的“铜墙铁壁”。

这些发出豪迈誓言的炮手们，抬着炮身，扛着大架和各种部件，以快速的步伐奔向他们的岗位。他们嘴里喘着粗气，里面的衬衣湿了，外面的棉衣也湿了，汗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却顾不上擦一把，一双双脚在奔走，胶皮鞋、牛鼻子布鞋、东北亲人亲手缝制的各种各样的鞋子，踩在交通壕底的冻土上，发出喳喳的响声。

月亮悄悄地偏向天边了，大炮也悄悄地搬进了掩体。

炮身又组合起来，炮口瞄向敌人的碉堡。

战士们悄无声息地蹲在阵地里。

这个阵地就在前一天刚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地堡群中间，离民权门只有二三百米，说话声音稍大一点，就能传到敌人那边。

“炮口都戳到敌人鼻子上了，还愁打不碎它的脑壳！”

炮手们兴奋地压低声音说着。

困守在城内的敌人，不断地向外面打炮，陈长捷说过，天津的物资丰富，炮弹和武器库存很多。敌人盲目地射击着，炮弹在很远的地方一颗颗地爆炸着，一是壮胆，二是企图封锁我方的公路。龟缩在碉堡里的敌人也不停地用机枪和枪榴弹射击，不停地发射照明弹。可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已经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给他们设立了“干粮站”。

连长马振华和指导员李鸿滨到各个炮位检查。

“连长！什么时候开始？”年轻的战士们围住连长问。

“着急了吗？有你们干的！都准备好了吗？”

“全都准备好了，连长，就等你下命令了！”

一串子弹射来，迸出一束火花。

“注意隐蔽！”

“没关系，打不着咱们，咱都穿上‘铁甲’了！”

炮手们的衣服刚才被汗水打湿，这会儿又冻得硬梆梆的了。寒风一阵紧似一阵，炮手们冻得上牙打下牙，袖着手，直跺脚。部队已经一天多没吃上饭了。

指导员亲切地说：“同志们，都跺跺脚吧，小心把脚冻坏了。大家已经一天多没有吃饭了，不过还得坚持……”

“没问题，指导员！用炮弹喂饱了敌人，我们再吃饭也不晚。”

总攻击一天天地临近了，炮兵部队严阵以待。参加攻击的部队已进入阵地，另有一些连队要先占领临时阵地，随时准备压制敌人的火炮，各高炮连早在几天前就展开战斗地形，分别负责掩护前指、炮兵阵地、攻城部队，以及重要的水闸、桥梁。各炮团的高射机枪连也在炮兵阵地附近展开，准备对付低空飞行的敌机。

1月13日，展开在天津东、西、南三面的各炮兵部队开始试射。上午东面打，下午西面打，中午南面打，逐连进行。这样安排是为了不让敌人判断出我炮兵部署，同时也便于我观察射击效果。结合试射，炮兵对突破口附近的坚固碉堡和危害较大的纵深目标进行破坏射击。

几天前，刘亚楼曾答应总攻前两天派一个155榴炮连支援八纵，试射时，刘亚楼给八纵派来了155榴炮连。

155榴炮连利用试射，对民权门前面的几个水泥碉堡进行轰击，发发命中。八纵参谋长黄鹄显在指挥所里用望远镜观察，异常振奋。他在日记中写道：“炮纵155炮连昨晚进入阵地，今晨对民权门敌钢筋水泥碉堡进行轰击，用望远镜观察，发发命中，给敌物质上予以摧毁，精神上予以打击。该连下午西返归建。”

西面的炮兵也分别对城内敌用作指挥和观察所的中原公司、西站、寿丰面粉公司、南开大学等处的制高点进行了试射，并对敌护城河前4个碉堡和西营门附近的第三监狱、自来水厂等据点进行了破坏射击。

整整一天，天津城被隆隆的炮声包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炮声此起彼伏，敌人龟缩在大大小小的工事里，分不清炮声从何而来，更摸不清解放军的部署。

“尖刀第六班”

在我团二连的俱乐部里，挂着四十八面记录这个连队的光荣历史的大红旗。这些红旗，有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辽西战斗得来的；有一九四八年十月锦州战斗得来的；有一九四七年十二月扬仗子战斗得来的；还有从更远的年代的战斗中得来的。而那面更大一些的，装饰得更美观一些的，则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天津战斗得来的。虽然，这面旗帜已经多年了，得来这面旗帜的勇士们也早已离开二连了，但它的颜色还是那样鲜艳，它上面那儿个金黄色的“奖给尖刀第六班”的大字，还是那样光彩夺目，关于这面旗帜的故事，至今还被人们赞颂着。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二连六班——这把锋利而坚韧的尖刀，已经越来越近地逼向了天津守敌。当我军占领了天津外围，并打开了通向天津市区的突破口之后，这把尖刀便深深地刺进敌人的心脏里了。

冒着枪林弹雨，穿过火海烟云，六班在一营的最前面勇猛地冲击着。北洋大学、北宁公园、民主门，迅速地闪在他俩身后，但当他们冲到转盘街的时候，却被敌人的猛烈火力所阻挡了。这是敌人一五一师修在天津城内库北方向的第一道防线，三层屋顶式的铁丝网，围着七、八个高大的锣骨水泥碉堡，几十枝枪在那些碉堡里疯狂地吼叫着。六班已冲进敌人的火网里了，情况是紧急的，在这狰狞的碉堡前，多停滞一分钟，就要付出更多的代阶。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六班一个刚从八面城补来的新兵，浑身都是胆的战士——尹振才，一跃而起，奋不顾身地向敌人的碉堡群扑去。他机智地躲开了敌人密集的火力，敏捷地跃过了三层铁丝网，像疾风一样绕到了敌人碉堡的后面，随手抛出一枚手榴弹，趁着烟雾，钻进碉堡，抓住了一挺正在狂叫着的机枪，并大声向敌人喊道：

“解放军优待俘虏，交枪不杀！”

碉堡里面的十八名敌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一个个像木头樽子似地举起了手，放下了枪。而其他几个碉堡内的敌人，也被这突然爆炸在后方的手榴弹声吓懵了，全都忘了射击。就在敌人停止射击的极短促的这一瞬间，六班长萧永斌同志，早已率领本班的其他同志，一拥而上，一阵手榴弹，把所有的碉堡炸得东塌西倒、七斜八歪。那些幸存狗命的家伙，乖乖地俯首就擒了。

这场短促而激烈的战斗刚告结束，战士尹振才又在大声呼喊了：

“班长！前边发现敌人的炮兵阵地！”

萧永斌同志抬头一看，可不，前方约四百公尺的“丁”字路口，摆着四门六零炮、两门迫击炮，敌人正把炮口对准六班刚刚占领的碉堡。事不宜迟，六班长把手一挥，急促地大声喊着：

“同志们！冲过去！”

这时六班的全体同志，再也顾不得看守刚才捉到的俘虏，像一群猛虎一样扑向前去，直逼敌人的炮兵阵地。他们这种勇猛的动作，把那些正准备向炮筒里塞炮弹的敌人，吓得手慌腿软，连炮也没有敢再放，便爬在地上，抱着狗头，哀告求饶。这时候，后续部队已经赶上来，六班长把刚才得来的战利品——俘虏和炮，交给本连的同志们，便率领全班勇猛地向前插去！

这把“尖刀”插得是这样快，是这样地锐不可挡。“尖刀”所到之处，那些敌人吹嘘为“钢壁铁墙”的碉堡，全变成纸糊的玩具，一戳就破；那些号称为陈长捷的精锐部队的一五一师的匪徒们，也全部变成了稻草扎的人，一碰就垮。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六班又连续抢占了敌人顽守的四处阵地，直逼到金钢桥头。

金钢桥，是天津守敌苦心经营了好几个月的坚固据点，是他们整个天津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工事的确修得很不坏：桥头上矗立着一个足有两丈高的大碉堡，它的周围，还有十数个小碉堡围绕着。这群密得像坟堆似的碉堡四周，架设了一圈两公尺高的铁丝网，铁丝网的外围，还埋了密密麻麻的地雷……。这一切，六班班长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他把牙一咬，低沉而严肃地喊着：

“第一名爆破手尹振才，前进！”

但是，无人应声。原来尹振才同志，早已向敌人的碉堡爬去了。不过，他并不是去爆破，而是仿效打转盘街守敌的办法，悄悄地向敌人碉堡的后方爬去。他爬着、爬着，爬过地雷之间的空隙，爬过铁丝网，爬过碉堡之间的空白地，当他刚刚爬到中心堡跟前的时候，却被敌人发现了，像暴雨一样急骤而密集的子弹，在他的身前、身后嘶叫着。他没有迟疑，没有犹豫，纵身一跳，直逼中心堡的后门。正暴跳在门口的匪连长，见有人扑来慌忙地打了一枪，被尹振才同志巧妙地躲过了，接着他一个箭步，跃到匪连长的跟前，举起枪托，首先打掉匪连长手上的短枪，然后迅速调转枪口，紧紧地瞄着他的胸膛，威严地吆喝着：

“赶快下令叫你的部下投降！不然就打死你！”

匪连长已经目瞪口呆了，只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叫着：

“弟……兄……们，交枪……吧，交了……吧！”

整整一个加强连的敌人，就这样老老实实地当了俘虏。这时，兄弟部队也从金钢桥的那边冲过来了。不久，天津战斗也结束了。

战后，六班被上级誉为“尖刀第六班”，得奖旗一面。六班战士尹振才，荣立了三大功，并获得“独胆英雄”的光荣称号。六班班长萧永斌，也荣立了两大功。六班的其他同志，也各记一大功。他们的英雄事迹，像一支战歌，至今仍然在鼓舞着六班的同志，不断地为人民革命事业，创造出更大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