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出大别山

风雪大别山，满山皆白，大自然的一切都在冰封雪盖之中。然而，那些扎根并且拥抱大山的冬青松柏却听到了冻土底层哗哗的流水声，闻到了春的气息，感受到了春的涌动。

1948年2月24日，元宵节。

当晚，邓小平将率领“前指”到达韦寨，与“后指”会师。

早在2月7日，中央军委就电请刘邓率指挥部和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进至淮河、陇海路、沙河、伏牛山之间，设立南线指挥中心，统一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集团，展开中原作战。

2月9日，正是大年三十除夕之夜，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为对付敌人的残酷扫荡，并部署主力转移后的工作，野战军主力须留大别山再与敌打一个圈子。

2月22日，邓小平在大别山部署主力转出后的工作，要求作好反“清剿”准备，而后以中原局名义发出《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在主力转出后，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要以更广泛积极的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坚持大别山战略阵地。

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刘伯承和邓小平才依依不舍地转出大别山。

谁也不会怀疑，刘邓大军在这里扎下的脚根再也不会动摇！

此时，刘伯承早已等候在韦寨村外的野地里。他穿着一身在大别山自制的，稻草灰染的灰棉衣，有的地方都磨白了。人也显得老了。但他腰扎皮带，头戴军帽，衣冠整洁，精神饱满。

刘伯承身后是两排长长的欢迎队伍。刘伯承在踱步，眼睛始终盯着前方。75个日日夜夜虽不算漫长，但这毕竟是刘伯承和邓小平最久的一次分别。

“邓政委来了！”一个战士喊起来。夜色中，马蹄哒哒。

刘伯承看不清，向前走几步，停下，突然大步走上前去。

邓小平远远地跳下马，朝刘伯承奔来。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语言显得多余，两双紧握的手包容了全部的情感。时间，在这双手相握的一瞬间凝固了。

良久，邓小平望着刘伯承满脸的皱纹和银白的发丝，沉甸甸地说：“司令员，你的白发又多了。”

刘伯承幽默地说：“没啥子事嘛，这回出山可要与蒋介石、白崇禧周旋一番了。”

说完，刘伯承上上下下打量着邓小平：“邓政委，你……瘦了。”

邓小平微笑：“总而言之，我们都还活着，这就是蒋介石最头疼的问题。”

刘伯承开怀大笑：“记得进大别山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刘伯承还不想死，我还要睁着一只眼睛，试看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如今，离这一天不远了。”

从大别山转出的部队泪水洗面。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如果不是他们依旧雄赳赳地迈着整齐的步伐，这已经难以称之为“部队”了。自制的棉衣裂开一道道口子，露出带着棉籽的棉花；草灰、树汁染成的棉布早已褪色，现出红的、绿的、花的“原形”……

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乱发蓬松，须如荒草，形若一队浩浩荡荡的“叫花子”。在这一形象后面，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进大别山前，即1947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征时的实力统计：

第一纵队32，357人，

第二纵队31，000人；

第三纵队26，468人；

第六纵队26，322人；

野战军直属队6，370人，

总计南下122，517人。

坚持大别山斗争到1947年11月29日，野战军司令部向军委汇报实力统计：

第一纵队23，000人；

第二纵队19，000人；

第三纵队24，000人；

第六纵队22，000人；

野战军直属队3，000人；

共计91，000人。

此时比南下前减员31，517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后，未经补充时的实力：

第一纵队15，363人；

第二纵队11，627人；

第三纵队15，384人；

第六纵队14，280人；

除去野战军直属队不计，尚存56，654人。

主力转出大别山时，留下一批军区部队和分遣开展地方工作的人员，姑且计万余，即便加上此数，亦不足70，000人。

由浩浩荡荡的12万大军变为不足7万人马，不需再举更多的例子、发更多的感慨了。仅此冷冰冰的数字，足以使人体味到，为了实现伟大的战略转折，刘邓大军所付出的艰难、困苦、英勇和牺牲。

从出击陇海到南渡黄河，从鲁西南大战到抢渡汝河、淮河，再到大别山战略展开和反围剿，刘邓大军的指战员用鲜血染红了中原大地，也把全国战局从防御带入进攻。

鲜血没有白流，汗水没有白洒。

打下洛阳问鼎中原

时令进了3月，陕北的风依旧又硬又冷。连下了两天雪，傍晚时突然放晴，大风却没有止，卷起冰碴子般的雪粒漫天呼啸，“唰唰”地往窑洞的窗棂上扑。

毛泽东的棉衣打着补丁，他解开领扣，拉下脖子上的围巾，一手卡在腰，一手夹着香烟，灯光映着他的脸，目光从案头上的电文移开。

电报是刘伯承、邓小平2月12日发来的。近一个月来，毛泽东读了又读，放不开手，屡次研究上面的内容。

电文说：

根据总的任务，我们三军确定向西……战役组织，应以陈谢、陈唐两部先向西进，吸引（敌）10师、11师向西，以便大别山部队集结，迅速补充新兵，尾10师、11师之后，吸引大别山之敌向西进……第一次战役，须侯情况了解，才能确定……总以既能歼敌，又能调动敌人为原则。

毛泽东又一次用红笔在“向西”二字下划了粗线，猛吸一口烟，脸上泛着微光，自语道：“好个向西方略。”

到1948年初，随着围攻大别山的失败，蒋军在全国其他战场上也迭遭严重打击。为了应付人民解放军越来越猛烈的攻势，蒋介石不得不收缩战线，由全面防御改为重点防御。除企图继续坚守东北、华北外，对于生死攸关的中原战场，更是尽力纠集重兵建立重点防御体系：津浦、陇海、平汉之间的豫皖苏地区，有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顾祝同部17个整编师；大别山、江汉、桐柏地区有国防部九江指挥所白崇禧部16个整编师；陇海路潼关、洛阳段有西安绥署胡宗南的1个整编师。共计34个整编师54万人，约占当时国民党军队作战部队1/3的兵力。这些部队，主要活动于津浦、平汉、陇海三条铁路沿线，尤以这三线枢纽郑州、徐州、武汉为重点。

蒋介石之所以置重兵于中原战场，是由当时全国的战略形势和中原地区的特殊战略地位决定的。从1947年7～8月间，解放军发动战略进攻以来，战线步步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推进，解放区得到巩固和发展，解放军力量日益壮大。在中原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把敌人这个既重要而又薄弱的战略后方变成了解放军继续前进的战略基地。解放军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南可进退长江，钳制南京、武汉，威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西可直出汉水、大巴山叩击川东门户。因此，蒋介石唯有放弃围攻大别山的计划，回兵巩固铁道线与中等以上城市。

一场全国性的战略大决战即将开始。

全国战局一盘棋。毛泽东犹如棋圣高手，宏观博览，以他军事家的胆略、政治家的洞察、文学家的浪漫，大手一挥，形同九天揽月，又准备走第二步棋。这就是第二个跃进：令粟裕率华野的三个纵队南渡长江，直捣闽浙赣，把解放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

现在，粟裕大军已集结濮阳，正为南下渡江厉兵秣马。

刘伯承纵观中原战局，决心采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法，把攻击目标首先选择在洛阳，以此调动敌人，掩护野战军主力出山。

洛阳系九朝古都，位居陕、晋、豫三省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当前，它是陇海线上的军事重镇，又是连接中原和西北的战略要点。本来蒋介石派有西安绥靖公署的裴昌会兵团在潼（关）洛（阳）间守备，另遣青年军206师担任洛阳城防。3月初，西北野战军宜川大捷，胡宗南告急，蒋介石将裴昌会兵团调回西安，令206师改隶郑州孙元良兵团。孙元良迫于华野西兵团兵临许昌一带，正忙于守备郑州，无暇西顾，只派出少数兵力进至洛阳东面的黑石关担任警戒。这就造成了陇海线郑（州）潼（关）段的空虚。

刘邓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果断地发动了洛阳战役。战役由华野陈唐兵团和陈赓兵团实施。3月7日，参战部队冒雨突然行动。右路华野陈唐兵团八纵队连夜插向洛阳以东，于翌日拂晓袭占黑石关要地，准备阻击胡琏、孙元良西援；第三纵队于当夜进抵洛阳以东及东南，准备攻城。左路陈赓兵团第九纵队于8日凌晨袭占新安等地，阻击裴昌会兵团可能的东援，四纵队于当夜进至洛阳以西以南，协同华野三纵队形成了对洛阳的包围。9日黄昏开始攻击，经五昼夜激战，于14日攻克坚固设防的洛阳城，全歼守敌青年军206师近2万人，俘虏少将师长邱行湘。

洛阳城头炮声骤起，蒋介石急令郑州孙元良和胡琏火速援救。时值豫西山区春雨连绵，胡琏兵团跋涉于泥泞之中，饱受风寒饥疲之苦，士兵叫苦不迭。孙元良是国民党军队里闻名的保存实力“专家”，他前怕解放军在黑石关设伏，后怕郑州空虚有失，只派出小部队向西虚张声势。11日，蒋介石闻报洛阳东门失守，急令各路援军加速行动。胡琏企图邀功，率整编11师强行军，但在登封一线遭到解放军阻击，至16日晚才进抵洛阳南郊的伊河岸边，不过为时已晚。胡琏企图连夜组织渡河，对解放军攻城部队实施反包围。怎奈连日大雨，河水暴涨，渡河器材无着。

经通宵折腾，胡琏未能渡过一兵一卒。当时任整编11师11旅旅长的王元直，在日记中发出这样的哀叹：“伊、洛两河在洛阳附近，原可随处徒涉，不料近日来天降大雨，山洪暴发……今年系特殊例外，天意欲失洛阳以助共军，岂人力能为。”

洛阳战役一打，中原敌军调动频繁、处处被动，原有的战略布局被打乱。

不久，在中原地区就流传开这样一个传说：说刘邓大军打洛阳，是来问鼎中原的；还说鼎已落在陈赓手中，陈赓交给了邓小平，由邓小平把鼎运给毛主席了。意思是要改朝换代了，人民要坐江山了！

鼎，是古代烹煮用的一种器皿，多用青铜制成，圆形三足两耳，也有方形四足的。

《庄子·徐无鬼》中说：“吾能冬爨（音‘窜’，烧火煮饭）鼎而夏造冰矣。”

古代曾以鼎作为传国的宝器，以喻王位帝业。《宋书·武帝中》说：“鼎祚再隆。”这指是的改朝换代。

问鼎故事很快就在中原一带传开来。人们纷纷议论说：“不管是真是假，是传说还是别的什么，但这代表了民意。”有的把民意说成是天意。总之，传来传去，一句话，独裁统治该土崩瓦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到了。

4月中旬，刘邓率中原局、野战军领导机关进入豫西，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他们抓紧时机进行了整训和补充。5月9日，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局的领导，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李先念、粟裕等12人为委员。并决定再建中原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陈毅、李先念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邓子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中原军区下辖鄂豫、皖西、豫皖苏、豫西、桐柏、江汉、陕南等7个军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等7个纵队。

中原局的加强和中原军区的重建，标志着中原逐鹿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原局势朝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敌徐州“剿总”向南京大本营连连告急，叫嚷“徐州会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毛泽东：“战争形势的新转折已经到来了！”

7月7日，襄樊的上空烈日炎炎。万山顶上怪石嶙峋间，半人高的灌木遍山丛生。八九个身穿灰、黑两种军装的人在这里站了两个多小时。8里之外就是襄阳城。

一个眼睛不大、身材不高，壮似小钢炮的人放下手中的望远镜，问左右：“襄阳城有什么远射程炮和重炮？”

“除八二迫击炮，威力最大的就是8门化学迫击炮了。”

“嗯，没有远程炮，这就好！”他甩了一把脸上的汗，又问：“敌人大山上的重机枪火力，能不能封锁我们东西进攻的道路？”

“几个主阵地上的火力都被下面的小山挡着，不能直接封锁我们的进攻道路。对进攻道路威胁最大的是琵琶山、真武山、文壁峰。”

“哈！哈！……现在康泽算落到我们手中了！”他笑着猛地击了一下掌。

这个人就是六纵司令员王近山。他在豫北战役时负了伤，刚刚伤愈，就接到攻打襄樊的命令。

打下洛阳后，为调动敌人，掩护粟裕大军向中原地区集结，从4月中旬开始，中原野战军发起声势浩大的宛西、宛东战役，至6月初战役结束。在此期间，华东野战军粟裕率部于5月31日渡过黄河南下，进入鲁西南。经过洛阳、宛西、宛东战役，特别是华东野战军挺进中原，中原地区面貌发生根本变化，中原解放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此情况下，敌人不得不放弃许多中、小据点，大部分兵力困守在徐州、郑州等几个孤立的战略要地。其三大机动兵团，除鲁西南地区的邱清泉兵团主力整编第5军以外，在南阳地区的张轸兵团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沙河店、驻马店地区的胡琏兵团主力整编第18军顾此失彼，忙于应付，亦受到了相当的削弱。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防御体系已经支离破碎。当时国民党报纸一片哗然，连连惊呼：“两宛之战，中原垮台了，中原的情势，已成不可收拾之局。”

为进一步发展中原战局，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地区寻歼敌整编第5军，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钳制南线之敌。

根据这一指示，刘伯承、陈毅和邓小平决定发起襄樊战役。从当时战局形势来看，襄阳对于蒋介石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它是川、陕的屏障，武汉的后院，防守长江的前哨阵地。蒋介石要是丢了襄阳，不只他的武汉后方会受到威胁，而且我军一旦控制了襄阳，便于从长江中游南渡湖广，西进川陕。因此，蒋介石特意把它最亲信的特务头子康泽，派到襄阳担任绥靖区司令官。康泽是蒋介石手下最著名的特务头子，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曾派他去德国。回国后，他组织别动队，残害苏区的劳动人民，屠杀了无数革命志士。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又派康泽组织臭名昭著的三青团从事恐怖的特务活动。

6月5日，中原野战军在河南南阳影新庄召开纵队领导干部会。会场在浓绿的树丛掩映下，显得很有生气。像往常一样，刘伯承军容齐整、正襟危坐，用犀利的目光环顾四周，见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都已到齐，便向邓小平小声地征询了几句，然后示意主持会议的李达宣布开会。李达简要地讲了会议的内容和程序，就宣布：“现在请刘司令员作报告！”

一阵响亮的掌声过后，会场立刻静了下来。与会人员本来以为刘伯承先要做宛东战役总结，不料，一开头他就讲形势和任务：“同志们，我们中原区的任务是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利用敌人的人力、物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并把这个区域变为向东、向南、向西进攻的基地。”

接着，他开始分析敌情：“敌5个集团战略布局上的5个点……白崇禧集团是其战略守势的最后防线，此点突破必将全盘瓦解。敌人有三怕：一怕进关，二怕过江，三怕入川。中原区就有敌人的两怕。在顾祝同、白崇禧、张治中集团联合防线上，汉水区是其最大弱点。此地既可渡江，亦可入川，且是敌之接合部，无法弥补。”

紧接着，他作了一段精彩的地形描绘：“中原区有三山（泰山、大别山、伏牛山）、四河（江、淮、河、汉）。我们依托三山逐鹿中原，把四河变成我们的内河。黄河、淮河已变成内河，应背靠武当山向东南发展，白河、汉水流域是古战场。将郧阳、均县、房县划归豫陕鄂，南漳、保康、谷城划归桐柏，当阳、远安、荆门划归江汉，就是将汉水变为我们内河的开始。长江也会像黄河一样变为我们的内河。”

随后，他讲到了战场情况：“我们有三个较好的战场：一沙河，二豫西，三豫鄂陕。三个战场中以豫鄂陕为最好，有伏牛山、武当山之依托，有桐拍、江汉的前进阵地，水寨较少，没有大山，适于部队运动和作战。在敌方因汉水、长江及大巴山之障碍，部队运动困难。”

经过这一番透彻分析，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已是十分清楚的了。

于是，刘伯承最后道出了他的打算：“下一个战役，向襄樊、老河口行动，先侦察情况，看准后突然捕捉守敌围歼之。”

一声令下，部队就像离弦之箭，飞速向新野开进。

人称“王疯子”的王近山并不是草莽之辈，接受任务后，他亲临前线观察地形，并和王宏坤详尽地分析了敌我情况，精密地运筹之后，于7月2日一举拿下襄樊的外围老河口。7月4日，桐柏3分区部队包围了汉水北岸樊城，其余各部沿汉水南岸逼近襄阳，完成了战役第一阶段。

7月6日，战役第二阶段开始。

两天后，王近山请来了王宏坤和他的几个旅长。他说：“我要破破例，撇开大山，从山下走廊直捣西门，攻破襄阳！”

襄阳是一座历史名城，依山而建，地形险要。襄阳北面与樊城隔汉水相望，城南群山耸立，易守难攻，素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之说。历来兵家认为，欲夺襄阳必先夺南山；山存则城存，山失则城亡。白崇禧曾派85师23旅在城南羊枯山、虎头山、十字架山等制高点，构筑了大量堡垒据点工事，居高临下，凭险据守。康泽到任后，继续加以增修改建，并在交通要道、火力死角及开阔地带，密布地雷，构成坚固防御体系，自吹“铁打襄阳，固若金汤”。

王宏坤倒吸了口气，未语。历史上，打襄阳都是先夺山后攻城，襄阳的天然地形是稳当的攻城之道。

中野指挥部接到王近山“撇山打城，主攻西门”的作战方案报告，很是赞赏。

刘伯承满脸是笑：“襄阳已在我掌中了！这个王近山，真机灵！”

陈毅用扇子敲打着桌子，说：“这个‘王疯子’，还是下险棋的高手嘛！”

中野当即回电王近山：“完全同意作战方案，白崇禧主力被钳制在周家口一线；对南阳王凌云，已派二纵队前往监视和阻击，10天内援军保证到不了襄阳，后顾之忧可完全解除，望按计划加紧攻击。”

王近山接命即动，战斗布置如下：

第17旅一部攻占琵琶山、真武山，集中主力于西门实施主要突破；第18旅待命插入东关，钳击敌人；第16旅为预备队；陕南第12旅和桐柏3分区部队继续佯攻南高地，迷惑、牵制敌人。

王近山命令部队，襄樊战役不获全胜决不罢休，不完成三项任务不算全胜：一，抓万名俘虏；二，缴获化学炮；三，活捉康泽。

刀劈“三关”的第17旅旅长李德生担任破城指挥员。他带着副旅长一直深入到最前沿，详尽地观察之后，将敌人城上的地堡、炮楼、火力点绘成平面图，编上号码，再根据攻击目标及自己部队的火器性能分工对号，一个周密、有条不紊的作战方案就出来了。

王近山摸着没有胡子的下巴，笑了：“哈！你这个李德生，挺科学的嘛！”

生着阔阔脸膛的李德生此时30刚出头，他楞楞地回答：“刘邓的兵嘛！”

此话很中肯。无论是王近山，还是李德生，他们的部署、战法都体现了勇、猛、准，是典型的刘邓部队战斗作风。

炎炎盛夏，城外严严密密围着重兵，襄阳城内三个旅龟缩成一团。

刘邓大军兵临城下，康泽在无望中挣扎着。

晚饭时，坐镇杨家祠堂指挥部的康泽喝了半斤老白干，大汗淋淋。军情紧急，他连续向蒋介石发报求援，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待着，结果蒋介石只发来几封无关痛痒的安慰电。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不成功即成仁。康泽想到这，命令卫兵紧闭门窗，开始草拟给蒋介石的电报：

“卑职当仰体座训，坚忍镇定，团结军民，严明赏罚，誓以不成功便成仁之决心，期达固守待援之使命。”

他期盼援军顷刻到来。越盼越心焦，难道真要等到“校长”来电中所说的“最迟”之7月20日？据现在的情形看，襄阳城又怎能坚守到20日？

门开了，胡学熙轻手轻脚走进来。

“钧座，城外静得很。”

康泽不语。

胡学熙怕司令官热出毛病，伸手欲推窗。

康泽喝住：“不开！”

他转身又要去掌灯。

康泽又是一声：“不点！”

胡学熙正不知所措，郭勋祺疾步走了进来，匆忙地对康泽说：“司令官，城外没有动静，不妙啊！”

跟在郭勋祺后面进来的副参谋长易谦随声附和：“会不会是共军今晚要攻城？”

话音刚落，屋里所有人只觉得头懵地一下，似乎屋顶向他们压来。就在刹那间，大地齐鸣，震天动地。

易谦惊恐地喊：“真的攻城了！”

郭勋祺对着窗外冲天的火光，骂道：“妈的，老子还没见过这种阵势，简直是疯了！”

胡学熙说：“上当了，共匪攻的还是西门。”

巨大的轰鸣吞没了一切声音。

康泽指着胡学熙，嘴唇翕动。胡学熙走到他跟前，俯身下去。

“快！快问问西门怎么样？”

胡学熙摆摆手，凑到他耳边说：“啥也听不见，等炮火减点儿势头再问吧。”

炮火一直持续了20多分钟，接着是激烈的机枪声。

胡学熙终于要通了西城守军的电话。城防仍在，只是形势很紧。

康泽看看郭勋祺，口气很婉转：“郭副司令，你看我们两个，哪个到西城看看去？”

“当然，当然是我。”

郭勋祺带着胡学熙出了司令部，走到十字路口，听到不远处有枪声，一惊，忙同西城联系，说西城门被打开了一个小口，进来一部分共军，人不多，几十个。

郭勋祺命令：“组织力量，拼死堵住，进城的共军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掉。”

胡学熙问：“郭副司令，不到前面去吗？”

“再往前走走吧。西门一攻破就全完了。”

康泽在司令部等消息，见跌跌撞撞跑进一个人。此人一见康泽浑身筛糠般嚎啕大哭：“报告司令官，我该死！该死！我把炮丢了，我的炮全丢了呀！他们的人不知从哪里来的……”

化学炮连连长的报告如五雷击顶，一下子把康泽击蒙了。这可是康泽对付共军的一张王牌。没有化学炮，这怎么了得？康泽立刻命令易谦：“赶快！派人夺回来，一定要夺回来，快，赶快！”

化学炮是康泽的命根子，特务营奉命而去。此去非但化学炮没有夺回来，连特务营也给“搭”进去了。

郭勋祺、胡学熙仓皇回到司令部。

“西门完了。”郭勋祺似乎用尽了平生的力气，瘫坐在椅子上。

胡学熙用电话联系南城，开始说顶不住了，再联系，电话已经中断。

除了司令部范围，外面的一切情况都不明了。康泽让卫士点灯，用颤抖的手指拟了急电，分发给蒋介石、顾祝同、白崇禧：“襄阳已陷，我已尽最大努力，现仍集中最后力量固守核心工事，待援！”

康泽心灰意冷：援！援！援！都说来援，谁派的援兵都没到，再求再催又有什么用？他冷笑一声，把刚拟好的电文稿伸向烛苗。

郭勋祺说；“我到碉楼去指挥！”

司令部所在地是一所四周不邻民房的旧式祠堂，四个角筑有十分坚固的两层碉楼，大院中心筑有更坚固的三层主碉楼。司令官、副司令官的住室与中心碉楼有坑道相通。康泽认为这秘密坑道最安全，所以要进坑道。临走还吩咐卫士给他找一顶钢盔。

襄阳城四门全部突破，第六纵队接到刘邓指示：“康泽只能活捉，不能抬来，要活的！”

王近山对旅长们说：“康泽是国民党的中央常委，大特务头子。从他这里得到的情报、密电、密码，格外有价值。要活捉康泽。康泽司令部所有的资料，一张纸片也不能漏掉！”

天刚亮，一夜未合眼的胡学熙带着崩溃的神情对郭勋祺说：“我刚才到碉楼顶层看了，城墙、城内几个据点都挂上了白被单，我们彻底完了，就剩下这巴掌大的一块了……”

郭勋祺未接话茬儿，走到司令都正厅门前，对守卫司令部的部队喊道：“兄弟们！我们的援兵马上就到了，凡是拿起枪保卫司令部的，一律重赏金券10万元。”

抬来了一大箱新印的金券，当众开箱。开始还点数，发到后来索性让大家随便拿了。

康泽戴着钢盔从坑道出来，很反感地皱着眉头，径直走进正厅。

来了一封蒋介石的电报：吾弟未经过大仗，这次在襄阳同优势敌人作战，可磨练胆识。

康泽一声不吭，夺门朝坑道跑去。

攻击的炮火开始还不太激烈，一会儿就铺天盖地了。炮声间歇，四面八方都有共军喊话。

正在顽抗的士兵被这声势彻底震住了。整个司令部都在动摇，军心完全崩溃。一个军官摘下帽子，大喊：“我们要投降！我们不能为他们送命，他妈的，他们发财，在南京享福，我们为的什么？”

一呼百应，几百人随着喊：“我们要投降！我们不打了！”

话音刚落，院子里就有人喊：“共军进院子啦！”

康泽等人拔腿即跑。刚钻进司令部，郭勋祺等就被蜂拥而入的解放军活捉了。

一批批放下武器的敌兵举着手走出碉楼、坑道，就是没有康泽。

率部打进司令部的第54团团长急了：“必须抓到康泽，抓不到特务头子，就不算完全胜利。找！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到！”

司令部各隐蔽处、坑道里里外外翻了几遍，还是没有找到康泽。

最后通过翻尸体，在坑道里横七竖八的死人堆里找到了康泽。借着黄昏的光亮，指战员们仔细端详，看到这个大特务美式将军服上满是鲜血和污泥，头上脸上手上脚上也都抹遍了污泥和死人身上的鲜血。涂抹的痕迹十分明显，真是出尽了洋相。

康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推也不动。

指战员们喝令康泽站起来，但康泽就是赖着不肯起来。有个战士生气极了，大声呵斥说：“你这个大特务头子，别装死了，你再不起来，老子就揍你！”

康泽一听说要揍他，好汉不吃眼前亏，一骨碌爬起身来，口中喃喃地说：“我投降！我投降！”

看他那一身血污，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解放军战士端来一盆水，让他洗。康泽一见水，端起盆子就喝。

襄阳战役后，华野发起济南战役，使华东、华北、中原三大战略区连成一片。中野、华野两大主力完全控制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主动权。中原处于全部解放的前夜。

至此，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已见分晓。

前线捷报频传，毛泽东兴奋异常，打着手势说：“解放战争好比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越过山坡，爬过山顶，最吃力的阶段已经过去，战争形势的新转折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