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稀薄薄的圆日，已经升到了它一天中最旺盛的高度，但在凛冽的西北风“呜呜”地吹刮下，仍然感觉不出它给世界带来的温暖。

这个时候，国军第57师全师的官兵，只有300多人了。所有加入战斗的警察、第73军仓库守兵、20分站卫兵，都在最近3天的作战中伤亡殆尽。并且这最后的300多人，只有轻重机枪7挺、步枪30多支，子弹不到200发。拿步枪的国军士兵，有人只拿着三五粒子弹，有的已全数耗尽。手榴弹算是多的，全师统计也仅有一百五六十枚。

这种情形下，团长作连长用，营长成了排长，连长以下，全当了列兵。兵力如此微弱，任何一道防线，都已经没有火力能把敌人挡住，敌人就乘势分股窜扰。东城的日军，和北门的日军合流，对着中央银行第57师师部后墙，一边烧一边逼近。常清街的日军用七八门追击炮、4门平射炮，对藏有国军的碉堡、覆廊作梯形射击，渐渐地靠拢上南门。柴意新团长亲自守着上南门的碉堡，殊死拼抗，才把日军拦住。但从北来的日军，已抄到柴意新的后面，担任柴团长后卫掩护的，是据守兴街口南头的朱煌堂排长，他将一挺只剩60发子弹的重机枪，控制面前的一条马路，保证上南门的后路，局面一触即溃。但尽管如此，朱排长也咬紧牙关顶着。

只有大西门，还在杜鼎团长的严守之中，日军始终无法突入。这样大西门到上南门的一段南墙就成了第57师的生命线。而后渡江突围，就是从这条线路走脱的。就因为这道生命线的重要，所以日军从小西门西窜的两股部队，一股出三雅亭，一股出杨家牌坊，如同两把剪刀，目的就是要直取这条攸关性命的通道，并将之剪断。尤其是杨家牌坊那把刀刃伸出来威胁特别大，金定洲团长在全体士兵伤亡到95%的情况下，还用30多人，去换杨家牌坊前的那片阵地，理由就基于此。

到了2日下午，日军一面派出步兵小分队分股袭击，对国军占据一堵残墙、一座破屋的散兵进行包围切割，一面调集所有的山炮进城，对着国军还保存的5座堡垒集中轰炸。华晶玻璃厂的4座破屋，每座都中了百十颗炮弹，被打得砖瓦纷飞、尘烟蔽日。中央银行的师司令部，前前后后也中了50多炮，因为日军的炮阵地就在城里，炮弹的爆炸点也在城里，所以嗵嗵嗵、轰隆隆、哗啦啦的三部曲音响全连成了一片，其噪音恐怖无法用形容词来描述。

余程万坐在中央银行的地下室，感觉到日军的每一发炮弹落地，都像带来一股狂风，不仅拥进了屋子，而且钻进了地下室内。他靠着墙壁坐，风掀不倒他，但风带来的沙石、硝烟，却使他不得不低下头闭上眼睛来抵挡。

日军炮轰了足足有一个小时，完后，南北两头的喊杀声，又随之而起。

文昌庙的日军，顺风放了毒气，而且故意在毒气后面，一边放枪，一边大声喊杀，让国军惊慌失措，无力排毒。在这条街上防守的国军迫击炮营孔溢虞营长，带着第169团第2营的残兵，和师直属部队的杂兵，抵抗了两日两夜，饿了一整日，在大炮毒气的进攻面前，依然宁死不退。下午2时后，毒气稀薄了，日军再用掷弹筒掷弹，作冲锋前的准备。掷弹筒对着街上每一层障碍物，都作集中轰击，在覆廊下的国军士兵，一层层地和阵地共同毁灭。孔营长带着幸存的弟兄，向冲上来的日军反扑上去，枪弹早就没有了，手榴弹平均每人手中只有一枚，大家就拿着刀矛和敌人扭成一团，浑身带血地砍杀，血已分不出是自己的，还是敌人的。这样肉搏一次，国军士兵就要伤亡一次，孔营长的人马一直减到只剩10个人，没办法再守下去了，只得缩短防线，退守到师部大门口50公尺外的一小段覆廊和障碍物后面。

兴街口南的阵地上，柴意新团长和高子曰副团长，都变成了班长。在上南门的碉堡被日军平射炮轰毁之后，他们退到了双忠街，这里距中央银行的师指挥部南边只有30公尺的距离，高子曰副团长，守在碉堡外的散兵壕里，身旁有7个部属，其中有3营营长孟继冬、连长王义田，他们此刻都成了列兵。这里敌我相隔太近，彼此随便讲话，都可清晰入耳，所以日军也就不敢用重武器了，否则一同毁灭。

日军大兵喊：“中国兵放下枪过来吧。”

高子曰就大骂：“小日本，你过来吧，宰了你！”

在高副团长咒骂敌人时，日军以为有机可趁，便派两个大兵从壕沟侧面，缓缓地向前爬。国军士兵假装没看见，等他们爬到沟口外，看那样子要扔手榴弹了，王义田连长手握刺刀，猛地跳了出去，给那两个日本兵一人一刺刀，捅完了他自己往沟里一滚，躲避敌人的报复射击。

这样相持了两个小时，日军从后方运来了汽油，将纸团木片沾了汽油，点着后向国军壕沟里抛。在救火的混乱之际，高子曰的手掌被敌人一颗子弹射中，孟营长请他下火线去，但他咆哮着怎么也不肯。火越烧越大，阵地守不住了，高副团长就在弟兄们的搀扶下退到第二道堑壕。

日军向中央银行越逼越近，只有在墙外护卫的特务连警卫排，还死守着柴团长所在的南口碉堡，这是师部向外的唯一一道通路了。碉堡的西侧是干文中学，那里的敌人在相距20多公尺的墙角下，不停地喊话，叫：“中国投降！中国兵快投降吧！”朱煌堂排长气不过，就握着一颗手榴弹，跳出壕来向那喊话的地方投过去，炸响的同时，一粒子弹射过来，正中他的腿部，他倒在地上，滚回了工事里。

日军知道国军的人员已所剩无几，就用压倒优势的兵力，组成波状部队向第57师师部周围涌进。这样一来，师部四面都被敌人用枪炮对准了，只要火光迸发，中央银行必被打成弹孔疮痍的马蜂窝无疑，但所幸的是日军此刻又不敢这么猛烈地开火，因为无论哪一面射出的枪炮弹，都有可能伤及到他们对面的自己人的。日军的战场指挥官，抓耳挠腮，不知用什么法子才好。

孔溢虞营长所率的弟兄，伤亡得只剩8个人，而且还有3名轻伤员在内，他只得撤守到师部内的围墙里面，利用了围墙的沙包石条工事，拿步枪向敌人射击。

师部的电务室是在街对面，无线电排是在街南头，由于日军的逼近，这两个通信点全失陷。仅剩中央银行地下室弯道里的电话总机，还在沟通有限的联络，而57师和外界的联系，全部中断了。师部里的人员，自参谋长以下，全体拿了武器作背水一战，只留余师长一人在屋子里指挥和调度。参谋长皮宣猷，亲提一支短枪，监视着后墙的工事。参谋主任龙出云虽然伤痛难忍，但也坐不住了，他抱着速战速死的决心，找到了一柄步枪刺刀跑到院子里，站在围墙下，候一个拼搏的机会。政工主任王大权带着两颗视同珍宝的手榴弹，拿了一根硬棍，站在大门外临时堆的沙包后面。如果日军向院内涌，他就预备同归于尽。军需官、书记、政治干事等都各拿了武器在墙后防守，这些文官平素连碰枪的机会都很少，因为他们都是大学毕业生或是地方职业青年，临时报名到部队来参加抗战的，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但事到关头，他们也不分彼此了，无非就是一个死字罢了。师部总共有40人，从伙夫到师长，大家都已做好准备，若是敌人冲进院子，就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血肉同尽。

到了下午4点，现在这时间真是在倒计数了，日军有一股约200人的波队，经过精心策划，调整到兴街口正面的街上，准备用潮水倒灌的办法冲进中央银行。一触即发之际，第170团团长孙进贤带了20多人，从双忠街的工事里跑出，由兴街口两旁残余的民房里钻隙走到师部附近，他发现了这危险的局面，便马上调用了所有的步枪，在围墙的射击眼里向敌人袭击。孔溢虞营长听到南面孙进贤的枪声，还以为是敌人里外夹击的信号，便不顾一切地回过头对官兵们喊：

“冲锋啊弟兄们！冲啊！”

于是大家一齐从沙包上跳上了围墙，把手中的手榴弹全都猛力地摔出去。迫击炮营的张副营长，提了一支左轮手枪，首先跑出墙去，第二个是伙夫刘偕行。刘伙夫什么发火的武器都没有，只拿了柄练把式的大刀。接着其余的文官，什么科长、主任科员等等，都跳下墙去，大声喊杀，向敌人奔过去。

孔营长带的这十几名弟兄，孙团长带的20余名弟兄，在前街会合后，挥舞着大刀长矛梭镖，和猝不及防站起来迎战的日军绞杀在一起。众人喊着杀呀！杀呀！也听不出是中国人在喊，还是日本人在喊，到了这个时候，两国语言因为表达意思的接近，发音似乎也差不多了。

余程万师长闻声后飞步跑出来，亲自手操中央银行大门口的那挺轻机枪，对准敌人不停地扫射。

日军见中国人个个拼死肉搏，他们在即将到手的胜利面前不愿意再以命抵命，于是就暂时向北退却，一直退了50多公尺才停住，心有余悸地朝中央银行观望。

师部大门口总算解围了。

刘偕行伙夫扛着他那把口子都卷刃的关刀，回到院子，他看到余程万，庄严地行了个军礼，说：“报告师座，敌人被我们打退了！”

余程万还了一个礼，他的心里被这些官兵奋不顾身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几乎要流出泪来。此时此刻，他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能表达自己的心情，说嘉奖、赏识这类鼓励的话吗？都不适合，因为他们这些中国军人，已经不是在为这些个人利益而战了，他们是在为中国的尊严、为他们自己的尊严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