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有人以为我跑得太快了，我说我跑得还慢了。把屁股坐到东、西、南、北。翦除时腋之患：“红胡子”剿除“黑白胡子”。胜负是实力的较量：“东总”先南后北，拉打结合。

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之下，共产党的武装一退再退，终于退到了松花江北岸。

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确定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东北民主联军收缩战线，调整力量，在边远地区建立根据地，蓄势待发。

退出吉林、长春诸城市后，东北民主联军据江而守，总算把战线暂时稳定了下来。

6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和民主联军总部转移到哈尔滨。据当地人说，“哈尔滨”一语，在满族话里是“晒网场”的意思。这里原是满族人聚居的小渔村，水陆交通便利，地形开阔，天长日久，发展成一个颇有些规模的集镇，南来北往的物资均在此交易、集散。

进入本世纪，沙皇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派遣15万大军入侵东北，占领了哈尔滨。 1931年“九一八”以后，哈尔滨又成为日本占领地。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地区，除中东铁路南北地区外，还有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西满和以延吉为中心的东满，并经通化与以安东为中心的南满地区保持着联系。

6月上旬，在吉林附近舒兰的一家戏园子里，林彪对团以上干部作了一次讲话。林彪针对撤出长春、吉林以后部队干部、战士间的一些议论，说道：“大家一定以为我跑得太快了，丢的地方太多了。我说我跑得还慢了，丢得还少了。这不是开玩笑，我讲的是真话，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东北情况是敌强我弱。我们只有一个拳头，敌人有好几个拳头，一个拳头是打不过好几个拳头的。怎么办？就是要把敌人的拳头变成手掌。怎么变？就是把城市丢给他们。城市一丢，我们的包袱就没有了，身子就轻了，敌人的拳头可就伸开了，我们就可以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吃掉他们了。

“解决东北的问题要靠战争。战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敌人。胜负不能从一时的进退看，也不能从一城一地的得失看。我们力量小，城市只能是旅馆（指短时的过渡），暂住一时。把敌人拉散了，把敌人一股股地吃掉了，城市自然就是我们的了。如果我们现在舍不得城市，和敌人硬拼，那我们只能有两条路：或者被敌人吃掉，或者走抗联的老路——退到苏联去。

“现在，我们要把眼光转一转，从大城市转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把大气力用到建设根据地去。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家。有了家，就会要兵有兵，要武器有武器，要粮有粮，要衣服有衣服。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会有全东北。”

为了让更多的指挥员和战士懂得这个道理，林彪还专们找人写文章，介绍1812年俄法战争中的俄军莫斯科大撤退。林彪还通过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搞到了一部介绍打败拿破仑的俄国名将库图佐夫的纪录片，给部队放映。

6月1日，林彪即已下了决心，如果国民党军还要进攻，则放弃哈尔滨。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

6月3日，毛泽东在给东北局和林彪的电报中作了明确答复和指示：“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之方针，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罗荣桓不无忧虑他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东北的形势是严峻的。

6月16日，中共中央就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向东北局发出指示，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并由林、彭、罗、高、陈组成东北局常委。眼下，林彪一身三任，成为共产党在东北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接到就任东北局书记的电报时，林彪正在吉林附近的舒兰——东北民主联军的“前总”里。

几天后，东北局副书记高岗从哈尔滨起程来接林彪。林彪便带着随行人员上了路。在6月中旬国共两党的谈判中，国民党提出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哈尔滨、白城子等若干城市。周恩来征求东北局意见。林彪、罗荣桓、彭真等经过讨论，将意见报告中央：我们考虑不能同意将白城子、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等城市给国民党方面驻兵。与其立即支出以上地点，不若在长期战争中力求保持，即令不能保持，亦可较迟的失去。如果为力争和平，准备作暂时的一定限度的让步，那么，这种让步的限度，则应以国民党能增多少兵来，我即酌量让多少步；估计其军事进攻何时能到达何地，我即准备在何时支出何地为妥。

其实，国民党和杜幸明也有难处。在《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作战检讨》中是这样记述的：（一）我军以接收之目的，应进出松花江自有必要，惟就作战方针言，欲压迫共军于松花江而歼灭之，则似过远，以分进合击包围于四平地区而歼灭之，尔后向松花江进出为当。其次，就本案压迫松花江歼灭之方针，在兵力部署上，与方针又不相吻合，即逐次使用兵力，致四平街久攻不下，其后增加兵力，亦未着重在四平附近歼灭共军之措施。这攻下以后，即为离心推进，而成为广泛之驱逐，卒未获歼灭共军也。（二）作战初期，我军因兼顾辽东辽南方向之作战，仅以新一军担负四平及解长春之围双重任务，兵力不足，以致四平久攻不下，长春沦于敌手。而后次第以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两军加入，虽获得四平决战之胜利，然已迁延两月以上时间，使敌得以从容脱离战场，未能将敌主力击破，贻尔后东北剿共军事以无穷之后患。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政府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率30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促成了全面内战的爆发。

中原战火一起，华北、华东、西北等地区内，国民党军也向中共武装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此时，关外倒相对平静，于是东北的停战局面又稳定了一段时间，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长期驻在哈尔滨的局面也确定了下来。

6月下旬，高岗和谭政从五常接林彪回到哈尔滨。

早在林彪还未返回哈尔滨时，罗荣桓便与彭真、陈云酝酿过，秘用眼前出现的战争间隙，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确定当前坚持东北的斗争方针，并安排了几项战略部署。

第一项，是以拉法战斗为例，总结和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以林彪、彭真、罗荣桓的名义致电各部队，介绍拉法战斗的经过。

这是一场诱敌分散的歼灭战，规模虽小，但为成功之战例。6月初，国民党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及一个营共2000余人由吉林市东进，占老爷岭，6月5日进入新站、拉法。7日，国共两党东北休战令生效。然而二六三团迫近蚊河，炮击民主联军控制的城区。8日，东北民主联军山东一师歼敌一个营，夺回拉法。9日，山东第一、二师等部合力猛攻新站，全歼该路国民党军。拉法战斗，歼敌1800人，俘敌900余人。

电文说：可见，敌人愈分散，愈便我歼灭。敌进入山地，尤便我歼灭。因此，我指战员勿因敌占我一些城市而感觉恐慌，须知我军在现时的作战条件下，在不得已时放弃某些城市，以诱敌人分散，换取歼敌的机会，是有利的。我各部须准备在半月停战期满后，继续组织对分散之敌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目前应加紧此种作战的一切准备。

第二项部署是明确东北斗争方针和南满的任务。

6月12日，林、彭、罗发出《当前南满任务及东北斗争方针》的电报，指出：东北的斗争，我们虽一方面力求争取和平，但应以99％的准备作艰苦的持久的打算，切不可存侥幸的和平心理和企图以一两个恶战解决问题的心理。我们斗争的根本方针，应当依靠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坚决实现清算、减租的斗争，其中分地是最主要的。只要能真正地争取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和一般的群众，则万一城市失去，我仍能坚持斗争，等候国际国内有利的形势策应。如我们不坚决做到发动群众，则我们在东北有不能立足的极大可能。

国民党军占领了沈吉线，我南北满已无铁路联系，我坚持南满斗争，并准备在被分割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战争，就显得特别重要。南满我军应迅速加紧补充，休整，准备对付敌之新的进攻。

第三项重要部署是关于剿灭土匪、稳定后方的问题。

7月初，东北局的常委聚集哈尔滨，总结东北十个月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统一对敌斗争方略并讨论修改常委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全会决议。

在常委的讨论会上，罗荣桓发言：过去这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在干部思想上有很大的负担，对东北斗争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估计，对自己依托的力量没有明确的认识。主要的是统一今后的思想领导，解决当前的问题。

林彪说：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流浪者，漂来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会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死无葬身之地。

7月上旬，东北局又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在哈尔滨的中共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和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萧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以及部分党政军高级干部出席了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由陈云起草、经东北局常委讨论的文件并形成题为《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该文件经中央批准正式公布，简称《七七决议》。

决议严肃指出：目前东北敌我双方虽尚在停战状态，但国民党仍在积极准备再进攻，必须克服在战与和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扫除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准备通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来争取和平。

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决议确定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原则：东北民主联军的军事行动，不在于计较城市和要点的一时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保卫根据地。为此，应采取诱敌深入，待敌分散，以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方针。一般地不打阵地战，而广泛地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决议还对民运、土地、剿匪、财经、交通、城市等工作规定了具体政策。

《七七决议》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战略指导的历史性转变。

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后，罗荣桓作为民主联军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统一部队和干部的思想上去。针对部队中出现的一些消极思想和急躁情绪，罗荣桓对防守在松花江边的山东七师旅长黄荣海说：“你们的情况和别的部队差不多。四平撤退以来，部队思想比较乱，问题不少，集中起来就是对革命前途的看法问题，这也是解决其他思想问题的关键。你们领导干部自己首先要想通，为什么我们要大踏步后退，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还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讲清楚：别看我们的地区暂时缩小了，但我们的主力还在。只要我们把根据地建设好，群众拥护我们，那我们的力量就会一天天壮大起来。将来我们肯定要打回去。”

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二师师长的温玉成也常到罗荣桓这里来。

温玉成早在红军时代就在罗荣桓领导下担任过红八军团第二十一师六十二团政委和军团直属队书记。尤其是12年前，罗荣桓到温玉成领导的六十二团的一幕，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中。

1934年8月，江西中央苏区。一天，罗荣桓来到温玉成的六十二团。在动员会上，罗荣桓大讲一至四次反“围剿”中的运动战，反复解释外线作战的必要性，只字未提转移和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会后，温玉成试着问罗荣桓：“是否要转移？”罗荣桓机敏地反问道：“反‘围剿’作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们那天不在转移？！”

温玉成又问：“为什么下发湖南地图？”

罗荣桓则严肃又不失和蔼地对温玉成说：“这是上级指挥机关的事，你不要多问。我们要主动出击，实行运动战了。不管到哪里，反正是要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你们团要发扬过去的战斗作风，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

此时，罗荣桓望着这位老部下，仔细地询问着：“你说说看，号称国民党‘五大金刚’的蒋介石新一军、新六军的战斗力究竟怎么样？”

“当然，比起十三军和五十二军来，新一军和新六军强。这两个军，除了火力强、装备好之外，战术上也比较灵活。而且部队有一股进攻锐气。但是，它也有弱点。一是狂妄冒进，二是与其它部队协同差，好大喜功。抓住这两点，我们完全可以揍它！”温玉成分析道。“对嘛！”罗荣桓说：“总讲国民党的王牌如何了不得，我就不信。它火力强是事实。可是他们官兵矛盾大，士气不如我们。拉法战斗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利用其孤军深入和分散的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战术上搞好一点，打败他们是不成问题的。”

由于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东北局的重要决议得到了认真贯彻。在东北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的一个多月内，就有1.2万多干部下乡，深入到东满、西满和北满的广大乡村。

为适应斗争方针的变化，东北民主联军进一步调整了组织。将原北满军区领导机构撤销，高岗、陈云回东北局工作。原来军区所辖的松江军区、牡丹江军区、合江军区和龙江军区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辖。原北满军区所属的嫩江军区、辽吉军区划归西满军区。西满军区以黄克诚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治委员。

辽东（南满）军区以萧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和辽宁、安东、辽南三个军分区。

吉林（东满）军区以周保中为司令员，陈正人为政治委员，下辖吉东、吉南、吉北和延吉四个分区。

这一时期，东北民主联军的总人数发展到32.4万余人。

直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作战部队有：华中新四军第三师的四个旅、山东八路军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七师的两个旅，第三五九旅以及万毅的东满第七纵队。

在中国共产党准备将其作为后院的那些偏远地方，匪患迭起，很多地方都成了“胡子”（土匪）的天下。“八.一五”之后，在东北，仅蒋委员长委任的“胡子”头就有百十余名。在北满地区，国民党国防部收编了四个旅的“胡子”。

东北民主联军在一份“情况通报”中说：在我南满基本地区，约有匪5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5000人、3000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10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

当时的东北，全境内共计有154个县，其中有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共产党占据的还不到50个县，还经常处在“胡子”的威胁下。

1946年6月，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松花江以南的行动，北满境内“受封”的“中央胡子”发动骚乱，先后占据东宁、东安、同江等县城，截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并号称要与国民党军“会师哈尔滨”。

随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胡子”们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城内，大小店铺抢劫一空，县委、县政府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共产党干部20多人，被集体枪杀。中共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遭土匪强奸后含恨上吊自杀。

8月15日，佳木斯各界群众在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同时公审几名日本战犯和汉奸。正当公审即将开始时，场外枪声骤起，场内群众乱作一团。骚乱平息后，主席台和会场上血迹斑斑，传单还在随风飘荡，上面赫然写着：“欢迎国军”、“打倒共匪”、“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其景、其情，令老百姓不寒而栗。

“胡子”问题已经发展成共产党在黑土地上生存的重大威胁。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投入主力部队进行剿匪。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前，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就发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的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

为贯彻《七七决议》，东北局与民主联军总部7月里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师和旅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执行剿匪任务，并要求各执行剿匪任务的部队作出全面计划，区分轻重缓急，实行集中兵力围歼和追打相结合，除恶务尽，避免以往兵去匪来的现象。为清除时腋之患，东北民主联军对北满的大股土匪进行了重点清剿。

7月间，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刘贤权率主力进剿穆棱、绥阳地区，消灭了在此盘踞多年的王枝林、“吴家三虎”等股匪，毙、伤匪800余人，解放了东宁、绥阳等县城，打通了牡丹江通往绥芬河的交通路线。

8月23日，民主联军三五九旅配合合江军区、牡丹江军区部队，分三路合围东安、密山一带势力最大的土匪谢文东。经二天战斗，共歼灭土匪千余人，其残部向宝清、富锦地区逃遁。继之，民主联军清剿部队穷追猛打，于虎林、绕河一带将逃窜之敌剿灭。

在剿匪斗争中，捕获匪首姜鹏飞，平息哈尔滨“八二八暴动”，则是一场保卫“心脏”的战斗。

姜鹏飞，又名姜凤飞，辽宁锦州人。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黑龙江省程志远部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姜鹏飞率部投日，受训于日伪乙种专科学校、陆军大学，为日本人所重用，历任伪满奉天训练学校教导队总队长、佳木斯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1940年，被派往华北任伪绥靖总司令部副司令、唐山行营主任、冀东特别行政区长官等职。在此期间内，指挥伪满“铁石部队”，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华北的“潘家峪惨案”，就是其秉承日本主子的旨意而一手制造的。冀东的老百姓，一提起姜鹏飞这个名字，就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姜鹏飞还与国民党地下组织秘密勾结。日本投降前夕，他被蒋介石封为“冀东挺进军总指挥”。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又任命他为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中将军长。 1946 年1月，杜聿明命姜鹏飞扰乱我后方，相机占领哈尔滨。姜鹏飞在北满先后收编了伪满散兵游勇、土杂武装、日军残余等十余个师，成为此地实力最大的“中央胡子”。7月，杜聿明命其“配合新一军进攻，同时进驻哈市”。姜遂又潜入哈尔滨，以期里应外合。直至8月10日姜鹏飞见新一军仍未发动进攻，决定自己单独动手。8月18日，姜命李华堂部集结蜚克图，刘昨非部集结阿城，刘松坡部潜伏于哈尔滨近郊，刘景山部待命于松花江北，对哈尔滨市取包围态势。在市内，姜策划在8月28日早晨，于三棵树、太平桥、道外、道里、顾乡屯等地举事。然而，姜鹏飞的这一切罪恶活动均在东北民主联军情报部门的掌握之中。决定当机立断，将敌匪一网打尽。

8月24日晚，在哈尔滨闹市区的光复饭店内，灯火通明，座无虚席，猜拳行令声此起彼伏。此时，在饭店二楼的雅座内。匪首姜鹏飞正在召见一位叛变过来的东北民主联军团长。酒过数巡之后，姜鹏飞乘着酒兴掏出了委任状，任命这位“反水”的“团长”为“师长”，并得意洋洋地宣布：“我们就要进驻哈尔滨了，诸位为党国立功的时候到了！”正当这伙匪首得意忘形之际，潜伏在饭店内的民主联军特工人员神兵天降，一举将这伙罪大恶极的匪首擒获。

接着，东北民主联军又穷追猛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捕获了参与指挥这场暴乱活动的大小匪首。此役粉碎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暴乱阴谋，保卫了哈尔滨这个中共在东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剿匪斗争，是一场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不同的特殊战斗，所以，有着一整套特殊的规律和战术原则。民主联军根据以往剿匪的经验，提出了“猛打穷追、钉楔堵击、彻底消灭”的方针。

在以往的剿匪斗争中，由于土匪多为小股，聚散山林，不易打歼灭战，所以多侧重于击溃。久而久之，土匪亦摸透了我军的战术，他们撤出城市，避免对抗，保存实力，待机反攻。

自从制定了新的剿匪方针，各部队的斗争大见成效。在依南地区的战斗中，合江军区组织了精干的剿匪小分队，采取不停歇的追击与钉楔围困相结合的方法，穷追猛打，最终剿灭了谢文东、张雨新、李华堂等股匪徒。其中，剿灭李华堂的战斗，便是一场穷追不舍的恶战。

李华堂，河北栾县人，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军长。1939年2月，李在同日军作战时受伤彼俘，旋即投降日寇。日本投降后李又投靠国民党，被封为“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上将总司令”。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三五九旅在剿灭谢文东后，转至合江省的勃利、方正等地，兜剿李华堂部。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中，歼灭李华堂部1000余人，李仅以随身40余人逃遁。

为了彻底肃清余匪，三五九旅派出了精干的小分队，跟踪追击，锲而不舍，穷追400余里，终于在11月下旬于刁翎山将李华堂击毙。

在围剿杨清海时，民主联军对逃入深山的杨匪实施久围长困，布下明岗暗哨，同时，组织部队进山反复搜剿，使杨清海无粮无宿，疲于奔命，最后彻底被歼。

在追剿实践中，各部队创造了寻踪和破迷两条经验。

寻踪是追剿流窜股匪的重要手段，如同熟练的猎人凭借蛛丝马迹去寻觅野兽的走向一样。寻踪，包括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秋末林中拨踪法。这种方法是通过堪察秋末森林中落叶被踏踩的痕迹，来判断土匪的去向。落叶被踏碎或被搓，且有比较宽的面积时，则证明是有人员走过。反之，如果痕迹凹道狭窄而较深，道面不平，则证明是野兽所践踏。第二种，是春秋季草甸拨踪法。一般来说，当人和马从草甸上经过时，由于行走踏踩，必定要留下痕迹。而且往往草斜倒的方向，即是土匪逃遁之方向。如若踏过的道中，已有部分草立起时，即说明人马已经过去多时了；如若无草立起，则说明匪徒刚过去不久。

破迷是一种识破土匪设圈套的方法。当土匪遭到追剿打击时，往往化整为零，沿不同方向逃遁，以迷惑对手，这时，如果停止追剿，则正中匪计。所以当遇到此种情况时应向最大一股逃匪追击，将其歼灭后往往可查知其联络记号与集合地点，再一一歼灭之。在北满的广大地区中，合江省是匪患的重灾区。合江省的南部和两南是崇山峻岭，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合江的东部和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子。在草甸子中，蒿草比人高，蚊虫肆虐。不熟悉路径的人，进去就别想再出来。如此荒芜之地，人迹罕到，成了“胡子”们的栖息地。

然而，在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的领导下，历经半年时间，即基本肃清了这里的匪患。

贺晋年在延安就积累了剿匪经验，1946年12月他同《东北日报》记者座谈时，介绍了合江军区使用的战术。贺晋年说：“根据合江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战术上采取了以下这些办法：（一）当敌人集中时，我们要开始集中优势力量给敌人以致命打击，这样容易造成消灭敌人的机会，同时，也使敌人失去战斗意志。（二）当敌人逃入山林时，应立即跟踪追击，力求连续战斗与追剿，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三）敌人逃入山林时，应迅速将其包围、在周围钉起钉子来。在土匪必经之路上，应设优势的阻击部队，再派出精干的部队带上干粮和锅，到山里露营，连续反复清剿。这虽然不能完全歼灭敌人，但容易使敌人溃散、瓦解与投降。（四）为了断绝敌人粮食，必须很好地坚壁清野，使土匪无粮可觅，自行溃散。（五）如敌人失去战斗意志溃散时，我军部队即可以大胆分散搜山，有时可化装成便衣搜索。匪首谢文东就是这样被捕获的。（六）在山林中清剿零散匪徒时，不宜使用大部队，尽量以小分队清剿。”

西满军区还将政治攻势与军事进剿相结合，组织工作队开展政治攻势，同时调查土匪的家属、亲戚和朋友，宣传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动员土匪悔过自新。

在松江地区的50余股土匪中，投降自新的就达3000余人。除了匪患严重的北满合江、松江等地区外，西满和东满的剿匪工作也取得进展。到1946年底，西满共瓦解土匪100余股，击毙被国民党任命的东北挺进军第一军副军长王乃康以下惯匪3000多人，东满亦消灭股匪600余人，稳定了根据地的局势。

在分兵剿匪的同时，东北局发出了《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的指示，组织大批的军政干部下乡，开展反霸除奸和土地改革运动。

与开展剿匪工作的同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极短的时间内，抽调出了数万名干部，组成了大批的农村工作团，深入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剿匪、土改和“反好清算”三项工作的开展和军事方针、政策获得的成功。使北满、西满和东满的民主联军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根据地一天天巩固起来。

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斗争是一场军事力量的较量。

从山海关、锦州到四平、长春，林彪之所以一退再退，主要是苦干手头无兵。杜聿明苦战拿下四平、长春，一举“饮马”松花江边后，需防守城市和交通线，使机动兵力锐减，也失去了大规模进攻的能力。

于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形成了一个暂时的对峙局面。从1946年7月开始，在东北局的领导之下，民主联军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军队建设，扩充兵员。

此次在扩充兵员的工作中，联军总部、各军区及主力兵团均先后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建军初期收编伪军、土匪部队和成分不纯人员的教训后，作了新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在扩兵中以基本群众成分为主，大批地吸收经过群众斗争的农民到部队中来，不得吸收伪国兵、伪警特、兵痞、流氓、土匪、会道门等分子；扩兵对象都要经过审查，政治纯洁，来历及其家庭清楚者，方可吸收并进行细致登记；对来历不明，家庭情况不清者，不得收留。

为了确保新增兵员的质量，合江省委具体规定：“新兵须要经过一定的审查，成分要纯洁，年轻力壮，不能不经审查马虎凑数。”借助着土地改革的威力，扩兵工作波及每一户贫苦农民。据统计，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兼扩军运动中，仅人口稀疏的合江省，就有5000余人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而人口稠密的辽宁省和辽北省，参军人数达到3万人以上。

由于广大农民群众踊跃参军，使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获得了比较大的补充。到1946年底，北满根据地共补充兵员3万多人，使得四平保卫战后遭受损失的主力师均达到1万至1.2万人左右，有的师还增编了补充团。各部队的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兵员的扩充，使机动作战部队得以加强。1946年8至10月，为了适应作战需要，更大地发挥主力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民主联军总部将北满部队编成了三个野战纵队又七个独立师。

新编成的三个纵队，分别为：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第六纵队。

以原山东军区八路军第一、二师和东满第七纵队合编而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下辖第一、二、三三个主力师，万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原华中新四军第三师主力组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下辖第四、五、六三个主力师，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以原华中新四军第三师之第七旅和渤海第七师之第二十、二十一旅等部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下辖第十六、十七、十八三个主力师，洪学智任司令员。

新编成的七个独立师分别是：以原八路军三五九旅改编的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以原松江军区之地方部队合编的独立第二师；以原东满军区所辖之曹怀中部及合江军区之地方部队合编而成的独立第三师；以原西满军区保安第一旅改编而成的独立第四师；以辽吉军区的三个地方团合编而成的独立第五师；以原新四军第三师所属两个警卫团及嫩江军区之一个警卫团合编而成的独立第六师；以东满警备二旅及第二十四旅合编而成的独立第七师。七个独立师共约6万余人。

除上述用于机动作战的主力部队外，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区还组建了地方独立团和大量的县区武装，且这些地方部队均经过了比较彻底的改造，成为主力部队可靠的后备力量。这些部队有：西满22个独立团，北满15个独立团，东满有9个独立团，加上各县的县大队、区中队在内，共有3至4万人。

此外，在南满根据地坚持斗争的还有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三、四纵队和3个独立师及一个支队。

到1946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兵力有了相当的发展。

林彪、罗荣桓还十分重视炮兵建设，把炮兵作为骨干兵种来发展。

早在林彪、罗荣桓率部进入东北之初，利用缴获的日伪军装备，开始建立了炮兵旅，下辖二个团。当时人不过千，炮不上百，且都是中小口径的山、野炮。炮兵属技术兵种，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根本玩不转。所以山海关之役后，这个新组建的炮兵旅基本上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1945年11月，延安炮兵学校的1000多名学员到达东北，成为东北联军的首批技术骨干，但当时部队一退再退，组建炮兵困难很大。

日本投降后，关东军在东北的大批军用仓库成为“全民所有”。老百姓抢吃的、拿穿的、搬用的，管这叫“捡洋落”。受当地老百姓启发，民主联军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捡洋落”比赛。

从延安炮兵学校来的人成了“捡洋落”工作队中的骨干，负责发现和鉴定工作。他们翻山越岭，走乡串屯，走到哪问到哪，一旦看见老百姓大车上有汽车、火炮或者是飞机轱辘，就追上去商量，花钱买下来。这些从四野八荒寻觅回来的装备，大都残缺不全。战士们发挥聪明才智，将其拆散了再重新组合。炮校警卫连的副连长周天才，一个人就搜集了山炮、野炮20多门，被命名为“搜炮英雄”。一次，周天才在镜泊湖边，发现了一座孤零零的新坟，坟前的木牌上写着“战马之墓”。他感到很奇怪，带人扒开一看，是一门日军留下的90野炮，用油布包着，零件一个也不少，是个完整的“洋落”。

正是凭藉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东北民主联军在半年多的时间中拼凑了各种火炮700多门，坦克10多辆，编成了八个炮兵团和一个战车大队。

为了解决炮兵分散、不统一的问题，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了炮兵调整处，负责统一协调。7月中旬，民主联军总部又颁发了关于炮兵建设的第一号命令，强调建设炮兵的重要性，确定了“普遍的分散发展与适当的集中使用相结合”的炮兵建设方针，并提出要把炮兵建设成为一个重要兵种。

10月19日，联军总部作出决定：“以延安迁往东北的炮兵学校为基础，成立炮兵司令部、政治部，以统一炮兵的组织、训练和作战指挥。”

至此，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

除了炮兵建设而外，东北民主联军还加强了工兵和骑兵部队的建设。

工兵，是一个与炸药、地雷和工程障碍打交道的专业兵种。特别是在缺少炮兵的情况下，攻城略地、炸堡毁桥，几乎全靠工兵。所以，民主联军除在少数主力部队中建立了工兵分队外，还大力开展工兵技术的普及工作。

骑兵，是随着剿匪和土改过程发展起来的。剿匪需要长途奔袭，随着剿匪战果的扩大，俘获的马匹也加入到骑兵队伍中，加上土改所获得的部分马匹，使得骑兵总数达到4000余人。9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下达了建立与扩大骑兵团的命令，要求把骑兵逐步建设成为能独立进行运动战与配合步兵作战的重要兵种之一。

在这一时期，还成立了护路军司令部，将各地的护路部队集中组编为七个团，共3400余人。

此外，还成立了航空学校，培训飞行、机械、场站等技术人员。这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的成长壮大，特种兵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和转入反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靠保证。

1946年9月中旬，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特别军事会议，研究、部署各个战区的作战计划，以期实现“三至六个月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会后参谋总长陈诚衔命飞往沈阳，召见杜聿明、郑洞国等东北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贯彻庐山特别军事会议的战略计划。经过几天紧锣密鼓的磋商，陈诚、杜聿明、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和长官部参谋长赵家骤等人，炮制出一个“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作战方针。

这一作战方针，一改长驱直入、全线进攻为重点进攻。企图集中主力，首先进攻南满，摧毁南满根据地，然后再北上，夺取北满，最终占领全东北。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拟定了具体计划，于10月初调重兵打通了沈阳至海龙的铁路线，分别攻占了南满根据地的柳河、金川、辉南、清源、永陵、兴京等地。10月19日，郑洞国集结了八个师约十万之众，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的东部地区发起进攻，重点指向安东。

在用兵南满的同时，杜聿明令新一军及六十军一部防守松花江南岸各个要点，并不断派遣小股部队向北满边缘区“蚕食”袭扰，形成南攻北守的局面。

9月19日，东北局致电各根据地，对国民党军即将展开的战略行动及东北民主联军的任务作了明确的分析。电报指出：日前，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特别军事会议之后，陈诚飞沈，东北敌顽高级将领集会，各地顽军调动频繁，一切象征证明反动派即将向我哈尔滨、安东、通辽等地大举进攻，并在南满、辽西已开始试探性进攻，东北暂时的休战状况即将为大规模的战争局面所代替，我全党全军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准备粉碎反动派的进攻。

南满根据地面临着巨大压力。这一根据地是在东北最先开辟的解放区，濒临黄海、渤海，背靠朝鲜，处在沈阳、辽阳、本溪、鞍山的东侧，这一地区地形狭窄、城市稠密，又是杜聿明经营东北的重要地区，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南满根据地的部队，主要是由萧华带来的山东部队和冀东曾克林部进入南满发展起来的新部队合编而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四纵队，另加三个独立师，总兵力4至5万人。

面对着多路进逼的国民党军部队，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华决定：不以保守城市、看家为主，而以集中兵力以运动战歼敌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暂时主动地放弃一些地方，诱敌深入，迫敌分散，集中优势兵力，攻打敌之一路或小股敌人，求得各个歼灭，达到最后战胜敌人的目的。

这个方针，使南满民主联军摆脱了单纯防守城市的包袱，大踏步的进退，积极寻找战机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

10月2日晚，当郑洞国率新六军等部队沿沈海线发动攻击时，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突然进攻西丰，经一日两夜激战，攻克该城，全歼守敌二零七师工兵团。

10月下旬，国民党军沿沈海线继续向安东方向进攻。22日，新六军占领盖平、柳木城，五十二军一部攻占草河口，一部攻占碱场并企图迂回安沈铁路，威胁南满根据他的后方。

辽东军区决心以第三纵队和南满独立第一、二师分数路阻击、牵制敌军，集中第四纵队于安沈路以东群众基础较好且地形险要的新开岭地区，预伏歼敌。

新开岭，位于安东省赛马县（今丹东市凤城县）境内，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袋形谷地，两边是高山，一条绥阳河和宽（甸）赛（马）公路纵贯其问，四纵的八个团设下圈套、张网以待。

10月30日，一头扎进罗网的是号称“千里驹”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军的二十五师。该师自恃美械装备，在袋形谷地中拉成一字长蛇阵，逶迤20余里。

当日下午，四纵在韩先楚副司令员的指挥下，分三路向国民党二十五师发起进攻，将敌截为数段。“千里驹”师师长李正谊发现被包围时，已经晚了！

该师在抗战期间曾远征缅甸，战功显著，誉为“千里驹”，褒其能征善战。随五十二军开到东北后，这只“千里驹”开始走下坡路，在进攻营口、抚顺、本溪时，连连受挫，特别是抚顺一役，损兵近2000人，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也险些被俘。事后，“千里驹”师师长刘士懋辞职回了家。杜聿明将李正谊由第二师副师长调升为二十五师师长。

李正谊50余岁，行伍出身，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蛮勇有余而精明不足。

李正谊接任后，为了给他的上司长脸，便在这次进攻南满的作战中猛打猛冲，气焰十分嚣张。在被围的前两天，他还召集营以上军官训话，叫嚷着要把南满的“共匪”赶到长白山上去“喝西北风”。而此时，李正谊看大势已去，便脱下军服，化妆成一名火头军。可是，他脸上的麻子，太明显了，很快便被请到了韩先楚副司令员面前。

新开岭一仗，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毙伤俘敌8000余人，首创东北民主联军一次作战歼敌一个整师的战绩。

11月3日，毛泽东的电报发至辽东：“萧华：（一）庆祝你们歼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这一胜仗后南满局势开始好转，望集结主力，争取新的歼灭战胜利。”

“千里驹”的覆灭，虽然打乱了敌人的整个进攻计划，保证了辽东军区机关安全转移，一些医院、工厂和仓库运过了鸭绿江，得以保全，但并没有扭转共产党在南满的劣势。南满联军部队向后撤退，部队的不安气氛也日趋浓厚。共产党控制的地盘只剩下位于长白山麓紧靠朝鲜的临江、蒙江、长白和抚松四个县，巴掌大的地方。辽东军区，辽宁和安东省委机关，三纵和四纵主力都挤到这里。国民党军的四个主力师正向这里扑来。

鉴于如此恶劣的情况，辽东军区已经作了最困难的准备：“由军区机关率三、四纵主力北上，渡过松花江，与北满主力会合。由四纵政委彭嘉庆率四纵第十一师和辽宁独立师坚守长白山，牵制敌人。”

就在此刻，辽东军区发出通知，要师以上干部去七道江开会。“七道江会议”是解决南满根据地去留问题的一个重要会议。南满根据地的去与留，不仅为南满根据地领导人忧心，东北局与民主联军领导亦牵肠挂肚，寝食不安。南满根据地的存在，可以迫使国民党军两线作战，腹背受敌，有利于民主联军“南拉北打”的作战方针实现。可是，南满地区毕竟大狭窄了，缺少回旋余地，没有可资利用的天然障碍，易受合围。

怎么办？东北局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坚持南满根据地”的重要决策，成立了南满分局，由陈云兼任南满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萧劲光任分局副书记兼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分局副书记兼辽东军区副司令、副政委，以加强南满根据地的军政领导。

12月11日，萧劲光主持召开了“七道江会议”。陈云因有事在临江，没有到会。会议主要讨论的是目前南满的形势，确定今后的作战方针。

主张放弃南满的人数不少，理由是；其一，长白山区地形狭窄、物资匮乏、缺少兵员，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具备进行运动战的客观环境，且坚守根据地困难；其二，南满主力北渡松花江，与北满主力合为一股，不仅可以壮大民主联军的力量，而且可以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其三，撤到北满，前有松花江，后有苏联，进退有据，可保无虞。

主张坚持南满的人认为：欲粉碎国民党军“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就必须坚持南满，拖住国民党军主力，让它“屁股后边吊个大冬瓜”，首尾难顾。这是其一。其二，南满是东北工业的中心，又是海上与华东、华北交通的要道，群众基础好，物质条件较北满丰富，守住南满根据地，可以为日后的反攻创造一个坚固的阵地。其三，南满根据地目前还有好几万人，形势虽然险恶，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凭这些实力，上山当“胡子”也能坚持几年，何况在坐的都是堂堂的正规军主力部队？

会场内，两种意见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会场外，国民党军两个师已逼近梅河口和辑安。情况紧急，萧劲光立刻命令“各师长迅速返回部队，指挥作战。留下纵队领导，继续讨论去留问题。”

12月13日晚，陈云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从临江来到七道江参加会议。

望着满身皆白的陈云，萧华关切地说：“你辛苦了，身体好吗？天这么冷，还请你来解决问题。”

辽东军区参谋长罗舜初则表示：“敌情紧张，两种意见争持不下，等你来解决问题。”

陈云谦虚地说：“萧劲光同志是搞军事的，很有学问。你们都是搞军事的，我不是搞军事的，来了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主意还是靠大家出，办法靠大家想。大家再看一看，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作？”

于是，围绕着走与留，南满民主联军的高级领导又讨论了一天。

12月14日晚，陈云终于拍板了：“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留下来打，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当年抗联力量那样小，还坚持了十年。我们条件比抗联好多了。

“敌人的战略方针是‘先南后北’。如果放弃南满，就正中敌人下怀，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全力以赴地对付北满。东北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子冲着北满，一条尾巴留在南满。松开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会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抓住这条尾巴不放，那就了不得，这头牛就蹦跳不起来。

“去北满，过长白山要损失几千人。将来打回来，还要损失几千人。留下来会很艰苦，损失也不会小、但这两种损失，意义是不一样的。

“仗怎么打，你们大家可以研究。但是，南满有文章可做，南满应该坚持，而且能够坚持。”

七道江会议，在确定坚持南满根据地的同时，决定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以第三纵队担负正面运动防御，第四纵队深入敌后，开展运动战。

东北民主联军统筹协调南、北满两大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历时三个多月，进行了一场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角逐。

坚持南满，在杜聿明屁股后面插上一颗钉子；两线配合，又打又拉。南满不支，北满出击；北满困难，南满出援，令杜聿明首尾不能相顾。

1946年12月27日，郑洞国坐镇通化，指挥五个师的部队，向临江发动进攻。

南满部队奋起反击，三纵和四纵十师，独立师正面阻敌，四纵队主力深入敌后，广泛出击，截取粮草，连克敌大小据点20余个，歼敌3000余人。

1947年1月5日，北满民主联军乘国民党军进攻临江、后方空虚的时机，派一、二、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南渡松花江，向中长路两侧的长春、吉林以北之广大地区展开攻势，以围点打援、长途奔袭的方式，先在张麻子沟和焦家岭，歼灭新一军的一、三团和一五零团，接着，又将其塔木攻克。是役，民主联军歼敌4600余人，迫使进攻南满的国民党军火速回援，打破了杜聿明进攻临江的企图。

半个多月后，即1947年1月30日，杜聿明调集三个师，兵分三路再犯临江。

南满二纵和四纵十师集中优势兵力，将来敌一路击溃。四纵则在敌后将其后方交通线和仓库、据点，一通猛捣，使二次进攻临江的国民党军惶然后撤。

2月16日，国民党军兴兵再犯，以五个师三犯临江。南满民主联军仍然是前阻后扰，两线夹击。

2月21日，北满民主联军12个师突然二下江南。歼灭城子街新一军一个团，占领九台、农安，并乘胜围攻德惠。

北满民主联军大举南下，并在德惠围住了新一军的第五十师，杜聿明大吃一惊。他急调进攻南满的七十一军主力回援。保住了德惠，杜聿明将计就计，虚构出一个“德惠大捷”。对外宣称“歼灭共军十万”，一则糊弄南京的蒋介石，二则给自己的部下们鼓鼓劲。没想到，差点把自己也给葬送了。

原来，蒋介石得到“德惠大捷”的电报后，欢喜万分，竟直接命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渡江追击”。杜聿明暗暗叫苦。他十分清楚：共军并非战败而撤，且实力并未受损。老蒋不明底细，竟命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穷追不舍。

这两个军此番一过江去，肯定凶多吉少！杜聿明在电话里急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迅速回防，不得冒进。然而，他哪里知道，手下这两位桀骜不驯的悍将——孙立人与陈明仁正准备夺“勘平匪乱”的首功。22日晚，杜聿明赶到德惠，向两位军长道明真相：“共军在德惠并未受到多大损失，这次撤退，实是受我虚张声势所迷惑，且主力毫末未损。现据情报得悉，共军从我们被俘人员中得知我们增援力量不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二位切不可贪功冒进，重蹈李正谊复辙。宜迅速回防，准备对付共军下一步的攻势。”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此刻方才明白了杜聿明的良苦用心，急令部队火速撤回原防地。

然而，就在国民党军火速回防时，江北的民主联军已经开始行动了，大部队第三次南进，向德惠以南迂回。杜聿明在回长春的路上，与东北民主联军南下的先头部队相遇，吓出一身冷汗。乘杜聿明立足未稳，林彪命部队杀了个回马枪，将国民党军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大部歼灭。杜聿明回到长春后，便急调新六军和第十三军主力防守长春以免共军攻城。事后，杜对郑洞国讲：“校长（蒋介石）事事瞎指挥，搞得我等措手不及。当时长春兵力空虚，共军要是真来攻的话，长春不保，你我又要成为党国的罪人！”

3月29日，杜聿明利用松花江解冻，北满民主联军无法南下的时机，调动七个师的兵力，第四次杀向临江。然而，这已经是强弩之末。

4月3日，韩先楚指挥三纵和四纵十师，于红石镇地区歼灭国民党第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一个团，俘虏八十九师代理师长张校堂以下7500余人，为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战略计划，划上了一个句号。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是国共两党军事力量在黑土地上争夺战略主动权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三个多月的作战中，东北民主联军充分利用南、北满两线作战的优势，南防北攻，北拉南打，于松花江到长白山之间的广阔地区展开运动战，先后歼灭国民党军4.3万人，收复城镇11座，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