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大陆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共成都“临工委”深夜派出“敢死队”。 1949年12月10日，历史在这里打上了一个庄严的句号。

刘伯承、邓小平下达成都作战的最后一道命令。胡宗南从腹腔里挤出一丝硬气：“不打到西昌去，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李文：“拼光亦光，不拼光亦光！都给我冲！”邓小平电告杨勇：在贺总进城之前，我们哪个都不难进成都！

共和国未来的卫星城，此时正经受血与火的洗礼！西昌战役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卢汉等人的起义，使蒋介石陷入极度的不安之中。他在大陆、在成都，哪怕是多呆一分钟，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大陆如此广袤的疆土，已找不到蒋介石安身的一寸土地。

12月8日上午，向来深居简出、讨厌记者的蒋介石，在励志社会议大厅，搞了个“中华民国总统”的盛大记者招待会。

蒋介石一上台，就向大家宣布了从来不可能事前宣布的重大新闻：“诸位，我在此郑重宣布，并借诸报端昭告全国人民，中正将于今晚离蓉飞台，去草山主持革命实践学院……”

在大陆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的蒋介石，此时依然侃侃而谈：“我早说过，共产党打不垮我们，打垮我们的是我们自己。1936年，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让共产党起死回生。八年抗战，是日本人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浴血抗战，而共产党游而不击，抢占地盘，扩充武力，养精蓄锐。抗战胜利，共产党又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政府迫不得已，忍痛勘乱。在四年的时间里，党国阵营里出了多少见利忘义、背叛党国的不屑之徒。远的不说，眼前就有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郭汝槐……”说到这里，他表情十分痛苦。“是他们出卖了党国。毫不讳言，是他们的叛变，使我们精心策划的‘川西决战’流产了！”

“要战胜共产党，就要建设起一支不为做官，而愿毕生从事三民主义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党已失去了灵魂。必须重振国民党！为此，我们在台北草山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由我亲自主持校政。以后党国干部需轮流送去学习、训练。这个学院能否办好，关系到党国能否新生，最终实现勘乱救国的大计。中正去台后，西南反共之重担，军事上借重胡宗南长官，行政上仰仗于王陵基主席。诸位！”

蒋介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现在虽然形势维艰，但政府还不是毫无办法。请诸君记着我在抗战时就说过的话‘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失败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失败。’成都万一不保，我们还有西昌反共基地。几十万国军精锐之师可以在凉山与共军周旋。我们已作了妥善安排。只要我们在大陆上再坚持三个月，就会出现转机。而坚持三个月对于我们是决无问题的。诸位，历史上不乏虽经百厥九死一生而最终挽狂澜于既倒之事实。中正深信，时间和事实终将证明，一个浸润、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民党，在与苏俄支使的中共的斗争中必将取得彻底胜利！”

得知蒋介石要溜的消息，中共成都“临工委”，立即派出了早已精心准备刺杀蒋介石的“敢死队”。这个“敢死队”，就是王陵基非常欣赏的，成都自卫总队队长乔曾希精心训练出来的那支“敢死队”。用这支部队刺杀蒋介石，这恐怕是王陵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成都有凤凰和新津两个军用飞机场，“临工委”不知道蒋介石的车队去往哪个飞机场，只好将这支200人的“敢死队”分为两路行动，埋伏在去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的险要处，准备在蒋介石的车队来时，实施突袭。

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还有一支部队也在等着蒋介石车队的到来。这支部队就是刘文辉部二十四军的董旭坤团，在得到中共成都“临工委”提供的紧急消息后，董即率2000人的队伍，趁夜埋伏在诸葛武侯词，占领所有制高点，把机枪对准了公路。

上半夜，整个成都死一般的寂静。子夜刚过，成都中央军校的两扇大铁门突然洞开。随即鱼贯而出一队钢铁长列：15辆坦克车昂起炮筒在前面开路；坦克之后，紧跟着足足有几里长的百多辆十轮大卡车队，车上坐满了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胡宗南部队；在钢铁长列中间，是几辆豪华型轿车，其中一辆是流线型防弹高级轿车——委员长的专车；钢铁长列的最后，是15辆装甲车压阵。整整六个团的主力部队保护着蒋介石向城南方向疾驰而去！

车队卷过东城根街，卷过了南大街，来到了武侯祠。但还没等董旭坤团发动进攻，好象预先计划好了似的，车队立即从四面把武侯祠团团围住，在前面的15辆坦克猛烈开炮，强大的火力一股脑儿向武侯祠泼去。

董团英勇还击，但很快被敌人的火力所淹没。不到半个时辰，武侯祠枪炮声渐止。车队重整队形，开上川藏公路，向新津机场方向呼啸而去。

正当新津机场可望，胡宗南庆幸护送任务完成时，突然，猛烈的子弹从右边河滩上暴风雨般狂扫而来。这是中共成都“临工委”率领的“敢死队”。

车队赶紧组织还击。瞬时，坦克车、装甲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六个团的的火力一齐向河滩、芦苇丛猛烈射击。但此时，“敢死队”早已无影无踪。护送委员长的军队开进了重兵把守的新津机场。

机场灯光忽然暗淡下来。影影绰绰中，只见委员长的座车门打开，委员长下了车。他着一身戎装，披着黑斗篷，军帽的帽檐压得很低。蒋快步登上舷梯，身后似乎还跟着蒋经国、曹圣芳，鱼贯进入早已发动了的“中美”号专机。关上舱门，搬上舷梯，飞机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

与此同时，在机场深处突然“轰轰”两声巨响。这是特务们奉蒋介石之命，将5000吨无法带走的飞行器材全部炸毁。

“号外，号外，看蒋委员长离蓉赴台！”

“号外，号外，看中共地下武装突袭委员长车队！”

整个成都，人声鼎沸，600多条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在抢购“号外！”

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走，昨晚的离蓉赴台以及上午的盛大记者招待会，都是蒋介石放的烟幕！

此时，蒋介石正在成都猛追湾的公馆里。

现在，更证明，一切尽在他意料之中，昨夜的行动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借机拔掉了刘文辉安在武侯祠内的“董团”，算是出了口恶气；更重要的是将中共的注意力引开了去——他确信，他在成都期间，中共地下武装力量一直没有停止过“谋杀”他的准备和努力。这下他可以放心地走了。

12月10日黎明，三辆一模一样的豪华型“克拉克”流线型轿车，从北较场后大门悄悄溜出，转弯，上街，然后开足马力，向凤凰山机场飞驰而去。

在三辆车中，中间的是辆防弹车，里面坐着蒋介石。在三辆“克拉克”的后边，有一个不很大的轿车队，远远地追随着。

蒋介石到达凤凰机场时，“中美号”专机已经发动。稍事休息，蒋的高级幕僚陶希圣、谷正纲、沈昌焕、曹圣芬先后登机。

蒋介石最后一个登上飞机，站在机舱门口，向飞机下的胡宗南、王陵基摇了摇手，忧伤地进了机舱。

“起飞！”蒋经国下令。

“中美”号专机在跑道上滑动加速，然后呼啸着腾空而起。朝着东南方向飞去。

四个小时以后，“中美”号专机飞出了茫茫的中国大陆。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终于被“赶到了一群小岛上去。”历史在这里打上了一个庄严的句号。

正当蒋介石企图在成都及其地区作困兽斗时，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迅速向成都逼近。

至12月20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五兵团，解放了乐山、彭山、邛崃、大邑等城，切断了国民党军队向西的退路。至此，对胡宗南集团构成了东、南、西三面包围，拉开了成都战役的序幕。

在二野三、五兵团向成都挺进的同时，北面的解放军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在秦岭地区完成了抑留胡宗南的任务后，于12月7日，兵分三路，对胡宗南部队追击南下，形成对该军之南北钳攻形势。右路：第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政委鲁瑞林），攻占武都，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于11日宣布起义。随即六十二军沿着三国魏将邓艾入川灭蜀的路线，进占入川要冲碧口，渡过白龙江，翻越摩天岭，18日解放青川，直逼江油，进入川西平原。左路：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政委徐子荣），翻越大巴山主峰天池子，以日行50公里的速度前进，边战边追，解放巴中。中路：第六十军（军长张祖谅、政委袁子钦）及第七军（军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一部，沿川陕公路追击，过关斩将，直逼绵阳。

到21日，第十八兵团三路大军，在川北地区歼灭胡宗南部第十七军、第七十六军、新五军、新七军等部，迫使孙元良部之第一二七军投诚。至此，胡宗南集团余部及川境其它各路敌军数十万人，全部被南北解放军大军包围于成都地区，成了瓮中之鳖。

在我各路大军完成对胡宗南残匪的包围以后，21日，刘、邓首长又给第三、第五乒团发出重要指示：

1.我十二军已占邛崃，至此，胡匪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业已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消灭，严防轻敌乱碰。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要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技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办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十一军攻新津（敌人有一、二十七、三十六、六十五等四个军番号），既无十分把握，即应停止攻击，免伤部队元气，至要。

2.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由杨勇、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三、五兵团共五个军，并望杨（勇）潘（焱）即率兵团指挥机构，赶赴杜义德处会合，并召集各军首长开会，提出作战方案，报告我们批准施行。

在刘、邓发布准备围歼成都地区残敌的命令的同一天，胡宗南在新津召集第五、第十八两兵团的军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与会者有20余人，个个愁眉苦脸，精神沮丧，或则相对苦笑，不作一言，或则埋头抽烟，会场气氛异常沉重。

在这个会议上，胡宗南除了鼓励部属在成都进行负隅顽抗外，着重研究了向西撤退的问题。面对解放军大军压境，胡部残匪已是瓮中之鳖的险恶形势，胡宗南的傲气也不见了，垂头丧气地坐在桌旁说道：“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险恶，但战也是死，不战也是死，我们不能作领袖的逆臣，而是要作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打出去，打到西昌去。到了西昌就有办法。在那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不然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关于西退的办法，胡宗南让他的参谋长罗列向大家交待，罗列说：“胡长官的意见，我们应先向东打，在适当时机再向西进。第五兵团在简阳以西攻击前进，十八兵团在简阳以东攻击前进，把共军的兵力吸引之后，立即向西撤退。”

声东击西，本是兵家致胜的妙计，但对此时成都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来说，这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妙着。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现在四面都是解放军重兵，逃向西昌要走十多天的路程，解放军岂能让我们一走了之？沿途尽是荒山野岭，没有后勤，最后必被解放军生擒。

虽然李振在胡宗南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会议一结束，便找他的参谋长商量后路。李振说：“共产党虽然很难打交道，但眼前是唯一的生路了。为国家保存点元气，为百姓减少些损失，为双方减少伤亡，还是照北平的办法，部队集中在成都，一方面构筑工事，一方面派人与刘伯承和谈，不成功，就与成都共存亡。”

十八兵团参谋长何沧浪，对李振的意见基本倾向是支持的，但该兵团有的军长反对。

胡宗南在蒋介石走后，在成都也就多呆了十几天。

早在各路大军把成都包围的12月19日，曾多次向蒋介石拍着胸脯要“死守成都”的胡宗南，并不愿死在成都，向蒋介石急电要求撤退：（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档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三个方向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泸定及雷波。

胡宗南要弃成都而逃的电报，蒋介石一直拖到第三天，才回电：要胡宗南率部突围，并准派20架运输机运送逃往西昌的人员。

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是“率部突围”，胡宗南对这四个字的含义是清楚的。但他更清楚这“率部突围”对于他来说会意味着什么。他开完紧急会议的次日，即12月23日，对部属连个招呼也没打，便高飞远走。

在胡宗南不辞而别的当日，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还给胡宗南打电话汇报向东佯攻的准备情况。得知胡已逃走，陈克非大为恼火，立即给第十五兵团参谋长张荣宪打电话：“张参谋长，现在情况已很清楚，胡宗南要我们向敌后挺进的牺牲代价，是为换得他们向西康挺进的安全。我不愿为他作替死鬼，现在我们应该自作主张了。”

张原是陈的部下，两人关系极好。陈克非的意见也正是张荣宪这几日思考的问题。张说：“现在已无别的路可走！陈可令官的意见和决定，我全同意。我再做做罗广文司令的工作，一起采取行动。”

胡宗南一走，其集团很快崩溃。归胡指挥的敌第七、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兵团接踵起义。

到此时，成都地区的蒋军只剩下由李文率领的第五兵团，准备顽抗到底。

李文是胡宗南的亲信，临行前胡曾来找过他。胡对李说：“我这一走，尚有反攻大计急需筹划，成都这里，是无暇顾及了，宗南恳请李兄看在党国的分上，再于此地周旋一阵，争取突围出击，远逸西康。到时，兄弟将再赴国难，与你并肩作战。”

作为胡宗南最亲近的部下，李文凑集起七个军的兵力，准备和解放军作最后的较量。

李文的部署是：左路沿新津河南岸，经蒲江、邛崃之间突围；右路由自己亲率主力，沿新津至邛崃公路，经邛崃南侧突围；另以一个军在新津担任掩护，一个军向邛崃佯攻，牵制该地解放军。

24日夜，李文部刚开始行动，即遭我军的猛烈阻击。

25日，刘、邓首长命令三、五兵团坚决围歼逃敌的命令：“胡匪部现向西南突逃，其由温江经崇庆逃退者，今（25）日到大邑（我在大邑之十二军撤集邛崃）附近，其它原新津地区之敌，亦已弃城逃跑（我十军一部，今午占新津）。另敌先头一部（俘供系五兵团），今午突至蒲江以北。现我第一线之十二军、十六军、十军及十八军主力正在邛崃、蒲江、新津弧形线上围歼该敌。十一军即刻位新津以东至简阳堵击可能南逃之敌。”

同时，致贺龙、李井泉：“请令十八兵团以现态势向成都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围歼可能向东北逃窜之敌。”

同日，李文率部向邛崃、大邑一线展开猛攻。

我五兵团遵照刘、邓首长的命令，即令十六军之四十六师向郭厚场、朝阳寺、君田坝方向出击；四十八师向清水铺、卧龙汤地区出击；四十七师由丹陵向蒲江县以东之寿安场进击。

当敌军先头部队第一军第一师窜到我四十六师阵地吴山铺时，该师主力随即向逃敌展开猛烈攻击，实施穿插分割。战至当日15时，歼敌第一、第三军等残部2000余人。四十八师在高河坎截歼敌第一军一部。

与此同时，三兵团主力由东、北、西三面向逃敌展开追击。我四十六师除以少数部队押送俘虏外，全部展开。至黄昏，将敌压缩于西来场东北狭小地区内。

为迅速聚歼敌人，我十六军除以四十八师于清水铺地区扫荡散敌外，十六军军长尹先炳，令四十七师急进至寿安汤，协同四十六师作战。同时，我十八军五十二师由眉山地区向龙场、将军库、寿安场地区兼程急进阻歼逃敌。我五十三师则由龙驹砀向简阳西南之三卫坝、五龙场、武庙沟地区昼夜急进，阻击李文残部。

此时，李文向溃逃的部队叫喊：“拼光亦光，不拼光亦光。”并掏出手枪，当场击毙了两个弃阵而逃的团长，驱赶着残部向我军阵地发起一轮又轮一冲锋。

我军战士扼守阵地，顽强奋战。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杀退了企图夺路而逃的敌人。

敌人的先头部队沿着川康公路向西溃逃，遭到我军坚决地阻击。我军某部的机枪连发挥了最大的威力，每挺机枪平均打出了3000发以上子弹。该连连长握着两挺重机枪，一下子就打出了子弹4000余发。敌一野炮营，把20多门野炮和300多匹牲口都丢在了公路上。

在同一天的上午，新津城内的敌人，接连向西逃窜，还没有出城就乱成一团，人、马、车、炮，乱七八糟地挤满了新津城内两丈多宽的大街，沿路丢下大量伤兵、死尸、文件、弹药、牲口、汽车和各种军用物资。这些遗物变成了我军的向导，我军指战员讥讽说：“胡宗南真会办事，到处给咱们摆下路标。”

26日，我解放军各路大军，向被包围在新津、大邑、邛崃、蒲江菱形地带间的高山铺、西菜场、蚂蚁山周围40华里的地区内的敌人发起全线攻击。

杨勇五兵团十六军一部向猬集于西菜场东北地区之敌第一、二、三、二十七军等残部发起攻击，俘敌5000余人。我十六军另一部在松镇地区歼敌一部，俘敌第三军副军长沈开越以下1000余人。

我十八军的勇士们也分别在寿安场、盘龙场、固驿镇和龙驹场、仁寿、三叉坝、高家场一线歼敌千余人。

我五兵团主力乘胜搜歼残敌，四十七师在童桥协同三兵团部队歼敌三十五师，俘敌1800余人。四十八师于清水铺、复兴场地区歼敌第一、三军残部2700多人。四十六师协同兄弟部队追歼敌第五兵团司令部，敌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残部万余人向我军投降。至此，李文匪部的七个军，在我军坚决打击下，全部被歼。

27日，成都战役遂告结束。

成都战役作为解放中国的最后一次战役，共歼敌胡宗南集团30余万（其中大部起义，小部被歼），只有少数敌人逃住西昌地区。

12月30日，成都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贺龙将军坐在敞篷吉普车里，率部进入成都，四川全省宣告解放。

胡宗南从成都逃跑时，为了逃命，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旨意“率部突围”，而是携几个亲信乘飞机奔逃。原拟直飞西昌，后因气候不佳，飞到下午7时，乃在海南岛的三亚机场降落，故与蒋介石断了联系。

蒋介石在台湾接不到胡宗南的消息，下令派人四处查找，后来有人告知胡飞到了二亚，蒋大为恼火。他认为胡宗南不经请示，擅自脱离部队，立即派顾祝同到三亚，对胡进行“查办”。

顾祝同到了海南，看到败军之将胡宗南，动了恻隐之心，便给蒋回电从中说和，建议让胡宗南即飞西昌，戴罪立功。

胡宗南派他的参谋长罗列回台给蒋介石诉说他的“冤屈”。

蒋介石打消了“严办”胡宗南的念头，提笔给胡宗南写道：“王副司令、罗参谋长来台面报军情，日来忧患，为之尽息，此时大陆局势于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一点，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能否不顾一切，单刀前往，坐镇其问，挽回颓势，速行必成，徘徊则革命为之绝望矣。务望发扬革命精神，完成最大任务，不愧为吾党之信徒，是所切盼！”

胡宗南不敢怠慢，12月28日飞赴西昌。

云南解放以后，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能够盘踞和溃逃的地方，在大陆西南地区，就只剩下西昌地区了。

西昌地区，位于西康省边陲，南临金沙江，北濒大渡河，东有凉山作屏障，西有雅碧江环绕，地处川、滇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胡宗南于成都之战前在西昌地区作了一些准备。

1949年10月中旬，胡宗南派其办公厅主任李昆岗率其第一师朱光祖团空运西昌经营该区。

胡宗南到西昌以后，住在离西昌城有十多里远的邛海新村。

邛海，是一个风景绝幽的地区，有方圆五百多亩宽的水面。邛海新村就建在邛海的正北面，村的西北面是西昌技术学校；村东南是庐山，有古庙七、八间，古柏参天，道路曲折，是西昌的风景区。村南不到半里就是邛海。这个新村是蒋介石在西昌的行辕，是张笃伦作“行辕主任”时期，在1938年至1940年间建筑的，都是平房，约有一二百间，散筑在半山坡上。胡宗南到后即住在蒋介石的官邸，其他随行人员及卫士等，即散住村子里。村外由第一师朱光祖团负责保护工作。

蒋介石在胡到达西昌的第二天，即12月29日，在台湾发给胡一个“十万火急”的电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二是收拾川西突围的部队，加以整编，保卫西南大陆。

胡接电后，即在邛海新村召集与他一同逃来的胡的副参谋长沈策、“西安绥署”成都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西安绥署”政治特派员周士冕、负责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活动的王炳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高参室主任蔡綮等，进行紧急磋商。

他们琢磨了好一阵子后认为：

（一）看不出美国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迹象，第七舰队虽然到了台湾，但这只是“防卫”台湾，三个月内世界大战决不会打起来，国际上亦不会有大变化。

（二）现在“中央部队”不是被解放军吃了，就是逃到台湾和海南岛；仍在大陆上的，除了胡手下的非常有限的残部，就只有云南境内李弥、余程万两个军。

（三）解放军占领川西之后，绝不会让胡部作长久的喘息，甚至在短期内就会进攻西昌。

（四）能不能固守西昌三个月，首先要看守西昌的力量。照计算：（甲）在西昌归胡宗南掌握的，只有第一师一个团和一个卫士连，不到2000人；（乙）蒋介石的亲信西昌警备区司令贺国光有两个警备团，2000多人，据说只有一个团能够使用，另一个团没有战斗力，而且胡宗南不能直接指挥；（丙）“西昌靖边司令部”有两个团，一个团在司令邓德亮手里，一个团在副司令孙方手里，胡宗南不但不能指挥，可能还有问题；（丁）由川南逃往西昌的刘孟濂二十七军残部有1000多人，但还没有到达西昌。凭这么一点儿兵力，怎能面守西昌三个月？

（五）要在大陆上保持一个据点，应在云南以西的地区想办法，而把西昌、泸定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作为游击区，才能进可攻退可守。

（六）西昌是个彝族区，汉人很少，一旦失败，即将全部覆灭，石达开即是先例。

胡宗南来到西昌的第四天是1950年的元旦。本是穷途末路的胡宗南，让李犹龙为他赶拟稿子，要在元旦这天，在西昌和台湾的报纸上发表讲话。他给李犹龙交代，讲话内容要包含有引咎自责的意思，并要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据说胡的这番用意，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受蒋介石逼迫所致。

胡不仅要发表元旦讲话，而且还要进行阅兵典礼。

1950年元旦上午九时，阅兵典礼正式开始，胡宗南站在邛海新村门口的阅兵台上，看着千多人马，不觉悲从心中来：这哪象阅兵典礼，本来肚里有一大堆话要给“弟兄”们鼓鼓劲，看到这个样子训话取消了。

西昌寥寥残兵败将，怎禁得解放军一击，此处的国民党军政大小头脑，没有一个不盼着早些离开这个地方。但胡宗南有蒋介石“固守西昌三个月”的军令压身，想逃也没那个胆，蒋介石再不会给他为党国“戴罪立功”的第二个机会了。胡宗南先让他的副参谋长沈策，赶紧弄出个“固守西昌，保卫大西南”的作战计划来。

沈策无策，万般无奈，和胡的那帮军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搞出来个东西，名称是“固守西昌、保卫大西南大陆方案”。分上、中、下三策，其主要内容是：

甲、上策：放弃西昌，撤退台湾。

（一）目的：保存在大陆上权有的反共力量，散播反共种子，再图反攻。

（二）理由：（1）西昌是彝区，是死地，毫无力量，又无后方，不能固守，否则必遭覆灭；（2）凡撤到西昌党、政、军及其他人员，都是反共最坚决的干部，应抢救去台湾，不应听其毁灭在西昌；（3）一切事，人最重要，物资次之，应把西昌地区有用的人力、物力抢运台湾，以增加反攻大陆的力量；（4）以西昌为据点，在未撤台湾前，完成在大陆上散播反共种子的任务，虽撤退台湾，实际并未撤退，而是战略上的进攻。

（三）办法：（1）积极设法收容从成都突围到西昌的部队，予以妥善安置和安慰，陆续输运台湾；（2）普遍收容从各方面撤到西昌的党政人员和其他人员，陆续转送台湾；（3）西昌地区的青年及地方绅士，愿意去台湾的，一律护送到台湾；（4）愿留大陆继续工作的人员，一律委以适当名义，给以经费、武器、电台，并指导其活动，使其在大陆生根，以便将来配合反攻大陆。

乙、中策：在西南大陆建立根据地。

（一）目的：保卫西南大陆。

（二）理由：（1）滇西地接西藏，并通缅甸、印度，能得国际援助；（2）土地肥沃，物资丰富，人口稀少，作为根据地能自给自足；（3）滇西民族虽较复杂，但性淳朴，易于驱使和对其灌输反共思想；（4）滇西地形险阻，敌人仅有一面进攻之路，易于防卫；（5）配合云南现有之国军两个军兵力，足有建立根据地之力量；（6）组织川、康、云、贵四个省政府，指挥其活动甚便；（7）将来配合国军反攻大陆，可以出兵昆明，直捣湘、桂，出兵四川，直捣西北。

（三）办法：（1）令现在云南境内活动之李弥、余程万两个军。先进驻澜沧江、怒江以西地区，打好基础；（2）积极收客整编从川西突围到西昌之部队，集中力量保卫西南，军政长官公暑移驻滇西，作为在大陆上之指挥中心；（3）恢复川、康、云、贵四省政府原专员区组织，进行各种活动；（4）恢复川、康、云、贵四省党务工作，配合军政进行各种活动；（5）利用帮会及各种团体，联络川、康、云、贵四省地方武力，展开游击活动；（6）设法联络西南边疆民族，作反共力量；（7）派人与西藏、缅甸、印度方面联系；（8）利用各种关系、各种力量，搜集共军情报；（9）积极训练党政干部；（10）在根据地及游击区建立飞机场，以便支援武器物资；（11）将西康省政府移驻泸定，作为前进桥头堡，以西昌、雅安为西康的游击区；（12）以川南的番、马、屏、峨地区，作为川南、川东及贵州的游击根据地；（13）以川西的松潘、理番、茂功地区作为川西、川北的根据地；（14）云南省政府设在滇西，而在滇北、滇东、滇南地区展开游击战；（15）从台湾运来大批武器实用物资，以巩固各根据地；（16）战时经济、文教、宣传计划另拟。

丙、下策：固守西昌，等待覆灭。

（一）目的：以正国内国际视听。

（下略）

当沈策一伙把这个“三策”方案拟好后，送交胡宗南审阅。胡见方案把“放弃西昌，撤退台湾”为上策，便勃然大怒，指着沈策大骂：“你是内奸！你是共产党！你今天胆敢提出放弃西昌、撤退台湾的坏主意，我今天如不是看到你是我的副参谋长，我立刻就会枪毙你！以后再也不准提撤退台湾的话！”

胡宗南让沈策制订的作战方案也就一扔了之。与此同时，胡宗南还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一是整顿残部，将其嫡部李昆岗带来的一个团及刘孟濂残部整编为第一师，朱光祖任师长，整编顾葆裕、胡长青残部，发给粮饷，令其分别防守会理及汉源大渡河沿线；

二是组织地方反共武装，重金收买少数民族上层反动头人，封官晋职，先后任命了“反共救国军”七个纵队的司令；

三是重举“西康省政府”的旗号，先后由贺国光及只身逃到西昌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第一路游击指挥唐式遵兼任主席，并指派了政府委员及各县县长。但不久，李弥、余程万部被歼，建立“滇西根据地”的过划破产，唯一希望是把西昌建成“大陆游击根据地”，妄图指挥西南区的特务土匪武装，借助外国支援，实现其反攻复辟的梦想。

为了拔除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十四、十五、六十二军各一部，配属桂滇黔边纵队一部兵力，以南北合击进行西昌战役。北线以第六十二军一部由川西经富林、石棉、冕宁南下，进逼西昌；南线由滇东北、滇北分路进军，以右路第十五军一部由曲靖经会理、巧家北上，左路以第十四军和桂滇黔边区纵队各一部由禄丰、宾川经盐源、盐边北上。同时，以第六十二军另一部由雅安经天全西进，进军康定、泸定等地区。

遵照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第十五军四十四师部队于3月12日由云南曲靖地区开进，19日进抵金沙江南岸的战役集结地隆街、巧家地区。21日，分由隆街、巧家渡过金沙江，歼敌江岸守敌二十七军一部。23日，我一三零团向会理迂回前进，翻越马越山、马头山，钻进茂密的森林，突然抢占会理西郊的西来寺高地，乘势突入会理城内，解放会理，歼苏少章师部两个团，俘敌团长以下千余人。同日，我一三一团翻越60里的黄土岭。山陡路滑，战士们互相拉着皮带向下滑，大风将行军锅及背包吹跑，并有两个战士被吹到崖下。部队仍然奋勇前进，在“一分艰苦，一分光荣”的口号下，战胜了一切困难，抢占了宁南县城。 28日上午，我又在会理城郊伏击，歼灭了从巧家撤退下来的敌军一个团。同时，我一三二团等部由正面前进，通过火焰山，在风山歼敌第七十六师一个团的大部。29日我一三一团由宁南前进，抵达西昌以东的七里坝。

六十二军一部于3月12日由温江地区分路开进，经夹江、峨眉，23日克富林、汉源，歼王伯华残部一部，继而渡大渡河，抢占大树堡，跟踪追击南窜之王伯华残部，直指越西、冕宁地区。此时，西昌之国民党残部惊恐万状，各自逃命。当我主力抵进距西昌30里的时候，胡宗南、贺国光等乘两架飞机向海南岛的海口逃窜，西昌城内一片混乱。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率逃到西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及眷属等约千余人，于当日夜逃走，企图经木里逃到西藏，再逃向国外。

27日晨，十五军一三二团抢占西昌飞机场，歼灭机场守军，缴获飞机三架，进占西昌城。六十二军一部亦接连解放越西、冕宁，向南疾进。罗列见逃木里道路截断，乃改变主意，向越西、昭觉之间的小相岭、甘相营一带逃跑，企图窜向川南山区开展游活动。30日至4月5日，南北两路解放军在小相岭、甘相营一带相继截住罗列残部和先期逃跑的唐式遵一伙及由汉源南逃的胡长春残部等数千人，在彝族同胞的协助下，敌大部被歼，只有少数逃散。

我十四军和桂滇黔边纵队各一部于3月20日分两路自禄丰、宾川出动。

北渡金沙江，至4月1日，相继解放盐边、盐源。此时，顾葆裕、张桐森乘隙率残部南渡金沙江，企图向滇西逃窜。解放军遣轻装分队跟踪追击，穷追八昼夜，终于在盐丰（今属大姚）西北将其包围全歼，俘顾葆裕等。

胡宗南、贺国光逃跑后，割据各地的地方势力邓德亮、孙方、诸葛绍武等，因失去支柱，相继投降。我六十二军另一部于3月17日由雅安西进，至24日，相继解放泸定、康定，田中玉残部大部被歼，少数逃散。

西昌战役从3月12日至4月7日，历时25天，胜利结束。解放县城19座。毙伤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游击第二路司令唐式遵、第五兵团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胡长青、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等以下2600余名；俘敌汉源行署主任兼十一军军长单仁安、一二四军军长顾介侯、参谋长陈光文、师长高惠民、独一师师长朱光祖、三三五师师长王伯华、胡匪长官公署少将特派员、少将政治部主任等以下5100余人；投诚2500余人；共歼敌1029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0门，各种枪3840余支，战马340匹，汽车11辆，飞机3架。

至此，西康金沙江以东全部解放，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