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郛在北方军政界拥有很高地位。冯玉祥对他也很关注，尤其对黄郛出版的“一战”专著极为欣赏，曾买了数百本让部下阅读。这些部下中有人后来见过黄郛，竟然还能背得出书中的几段警句。

黄郛后来经人介绍正式与冯玉祥相识。当时冯玉祥正以陆军检阅使的身份率部驻扎北京南苑，他邀请黄郛定期去南苑军营，为他本人及其营以上军官讲授军事学，以及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从北平到南苑，一个小时车程即可到达，但那段道路崎岖不平，黄郛向有胃病，来回两个小时颠簸下来，经常捂着肚子叫痛，并且许久都说不出话来。

尽管家人多次劝他告假，然而黄郛仍坚持不懈，他说：“这个集团可能是为北方工作的唯一同志，彼此必须认识了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让他们）多认识本国及世界形势，或者可以少误国事。”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黄、冯关系日益密切，两人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有一次黄郛讲演结束，请冯玉祥指派一些部属到家里吃顿便饭。虽然请的是晚饭，但客人们很早就从南苑赶来北京，并且转述了冯玉祥关照的话：“黄先生（黄郛）不是空闲着的人，他为爱国肯来指导我们，北京城里有地位的人谁还会像他那样？你们早点去，谢谢他。”

黄郛的工夫没有白费。就在他和冯玉祥结交的那一年，冯玉祥朝“已成力量之人”更进了一步。当年美国《每周评论》发起民意测验，在“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中，冯玉祥得票仅次于孙中山，名列第二，超过了他的上司、直系首脑吴佩孚。

眼见“首都革命”的时机逐渐成熟，黄、冯经过多次密谋，决定发起政变。通过政变，冯玉祥罢黜了“贿选总统”曹锟，解散了声名狼藉的“猪仔国会”，同时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以实际行动将自己从北洋系统中割裂开来。

很多时候，政治家的私人情谊也是难得的宝贵资源。虽然“首都革命”形成的局面并没能维持太久，但黄郛却因此与冯玉祥建立起较为深厚的信任关系。这一点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南京政府的国民党要员，不管老的还是新的，与冯玉祥的关系都不深。

在武汉政府已向冯玉祥投去“甘辞厚饵”的情况下，黄郛出面稍一斡旋，冯玉祥就答应蒋介石的邀请，到徐州与其见面。

1927年6月19日晨，蒋介石沿陇海线专车西上，在郝寨车站欢迎冯玉祥。一时间，郝寨车站的站台上冠盖如云，众人都屏息以待，静候着那个传说中的重要人物到来。

等了很久，西面才传来数声汽笛，一列火车缓缓驶进了月台。

军乐队赶紧奏起欢迎曲，按序排立在月台上的蒋介石等人也急忙整肃衣冠，并纷纷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前面的车厢是“花车”，也就是有豪华装饰的高级车厢，里面有卧室、起居间和饭厅。大家认为这一定是冯玉祥坐的，但是左瞧右瞧，发现全是冯玉祥的文武随员，唯独不见冯玉祥本人的影子。这些随员见月台上的人伸首窥探，便知道是在找他们的老大，遂用手指了指后面的车厢。

大家一齐向后走去。令人诧异的是，后面的车厢并非客车车厢，而是一系列装运马匹的敞篷车，以及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里面既无窗户也无桌椅。

等铁皮车驶近了，只见一个布衣敝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的门口，向着众人招手，原来他就是冯玉祥。

车停了，众人一拥上前，逐一与冯玉祥握手寒暄。蒋介石等将领均佩剑着冠，衣着鲜亮，而冯玉祥穿的是一套粗布军服，且腰束布带，足踏布鞋，二者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

这是蒋、冯第一次见面。老冯当时眼中的老蒋是这个样子：四十岁左右，整个人瘦瘦的，两只眼睛都凹了进去，说起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

虽然彼此都觉得对方的形象有些别扭，可是由于前面做了铺垫，会晤的气氛还是不错的。冯玉祥抵徐后，下榻在花园饭店。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

趁谈得高兴，蒋介石便提出来，希望冯玉祥能帮他们打武汉。冯玉祥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请求，先前汪精卫也是这一套，当然是反过来，让他帮武汉打南京。

在已经收了汪精卫好处的前提下，冯玉祥决定两不得罪，谁也不打。他对蒋介石说：“若是我们自己打起来，何以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又何以对得住中国的人民！不论如何，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愿你们自己打。我恳求你们是共同北伐，先打倒我们的敌人，这是重要的事。”

第二天，南京政府的一批文官、元老也专车抵徐，参加与冯玉祥的会商。会商过程中，冯玉祥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一方面竭力赞同北伐，另一方面在宁汉对立上力主“调解”，并且说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分共”，国民党内部不能再进行自相残杀了。

蒋介石至此不再提及让冯玉祥打武汉的要求。晚宴上，冯玉祥一语惊人：“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集会！”